颜德如:孙中山贤能政治观之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8-01-09 21:00:54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国民党  

颜德如 (进入专栏)  

  

   [摘  要]孙中山以其笃信的“行易知难”学说来改造国民心理,进而奠定力主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的心理条件。他本人亦常常以先知先觉自任。过渡之训政、组织之党魁和主义之宣传,是推行其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的主要举措。然而,这些举措都面临着困境,致使孙中山时常纠结于贤能政治与强力政治之间。他的“愈挫愈奋”,正好诠释了这种纠结:强力政治之现实使其“挫”,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又使其“奋”。

   [关键词]行易知难;先知先觉;训政;党魁;孙中山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孙中山构建现代国家的探索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研究》(11BZZ014)、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

  

   作为革命先行者形象的孙中山,已然为我们熟知。在民国成立三年多后的一封致外国人士的函中,他却这样说:“我当选为民国总统,本想以社会主义理想来整合中国。然而我发现自己是独行者,因为人民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在革命同志中社会主义者为数寥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又是那么粗疏浅陋。”[1]姑且不去追究孙中山“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他断定自己是“独行者”,认定一般人民对他坚持的“社会主义一无所知”。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认为革命同道对此也不甚了解。很显然,只有他本人才充分的理解与认同社会主义。他所谓的“独行者”,其实是一位独知者,相比于他人就是先知先觉者(这也是“先行者”的应有之义)。当我们综观孙中山20世纪初以来的言论、文章,尤其是他那著名的“孙文学说”(即“行易知难”)、训政的主张,晚年对党魁的推崇,对服从和宣传的强调,在在显示出他对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的认同,并孜孜不倦以此来鼓吹自己的建国方略、推动中国的革命大业艰难前行、探索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中国方案。

  

   一、力主贤能政治的心理条件

  

   孙中山缘何推崇先知先觉这样的贤能对于改造国家、替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关键性作用,这与他对“政治”与“国家”之关系的认知相关。

   什么是“政治”、“国家”?孙中山认为:“大家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民众不仅知道做人,如果还“能够公共团结起来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领的人民”。再由“有本领的人民组织成强有力的国家,便是列强”;反之,“没有本领的人民所组织成的国家,便是弱小。”国家无论强弱,“只要号称是国家,便是政治团体”。国家要发生效力,要看“政治团体”如何运转。因此,孙中山认定:

   “有了国家,没有政治,国家便不能运用;有了政治,没有国家,政治便无从实行。政治是运用国家的,国家是实行政治的。可以说国家是体,政治是用。”

   依据孙中山的理解,“政治”是人民大众做人的事,是人为之事。通过千千万万人为之事,便能改造国家。这样的“政治”,“并非是很奥妙的东西”。如果人人都能“结合”起来,“改革公共的事业,便是革命。”顺理成章,“革命就是政治事业”。[2]既然“政治的道理”是如此的“简而易明”,为什么民众不起而革命,不奋起改变自身的处境,不团结起来建设新国家?这里的关键在于:民众如何“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这便与孙中山对先知先觉式贤能的认知有莫大之关系。

   民众乃至革命伙伴如何能够觉悟并“公共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来清除清朝之遗毒,改良政治,建造共和国家,实现安乐世界?最为根本在于改造国民之心理。这是因为国是由无数的人集合而成的,没有人便无所谓国家。国家的百端事业,没有人来实行,国家的发展进步便无从谈起。国家的发展进步如何能发生,根本的是由于人心之变化。所以,孙中山才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3]建设现代国家,端赖心之变化之力。问题的要害在于:谁来改造国民之人心?孙中山从“知”与“行”之关系来审视世界人类的发展进程,得出了他那著名的改造国民心理的学说——“行易知难”。

   正是从孙中山“今人之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之进化”规律,人类社会被分为了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

   “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这里所谓的“世界人类之进化”实际上是欧美人类之进化,所以孙中山才说:“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4]言下之意,中国之文明恰为“知易行难”所阻碍。孙中山在后来的一次演说中,甚至认为“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5]。

   不论欧美还是中国,都是“人群”,所以孙中山又说“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分为三个时期:“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以“人”在三个时期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6]

   由此可见,人类之进化、人类文明之推动的核心因素在于我们人类自己的“知”。进一步言,“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就人类群体而言,“先知先觉者”毕竟是少数,因此,事情的成败在乎“后知后觉者”,“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这三类人,孙中山还有明确的定位:

   “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

   据此来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这些“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他们便“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淆是非、阻碍进化也”。因此,可以断言“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就是“后知后觉者”重“行”轻“知”。[7]

   中国近代为什么衰弱不起、为什么总是遭列强蹂躏?孙中山自然认定“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这种说法不仅误导了少数人,而且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最终造成“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面临中国的诸端事业,中国人“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8]

   对于“奔走国事三十余年”[9]的孙中山,他最为忧虑的是“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用于中国之革命。更为糟糕的是,“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他得出的判断是:“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10]

   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显然是他所称的对人类进化起关键作用的“先知先觉者”。面对中国的积弱衰败、中国革命的建设无成、中国的时局日非,他务必要知难而上,“鼓动风潮,造成时势”[11];他责无旁贷地要挺身而出,“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12]。因为他深信:“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13]

  

   二、推行贤能政治的主要举措

  

   孙中山渴望那些为“知易行难”所迷惑的后知后觉者信服其“行易知难”说,并仿效他推行其“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明显以先知先觉者自膺。这种意识,从其早期言论已见端倪。

   他曾说自己“留心经济之学拾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际此“风气大开”,作为天地间的人材“当不沦落”,他“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14]在给李鸿章大人的上书之开首亦有类似的话,可惜“人微言轻”,难以上达朝廷。不过,他“指陈时事”,迫不及待以“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来“上诸当道”,[15]足见其自命不凡。若非如此,他便不会在为英国人所编纂的《中国名人辞典》所写的早期《自传》中说“早岁志窥远大”,极其崇拜“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16]孙中山已被视为“中国名人”了。他还俨然以中国“革新党”之领袖向世界发出声音,先后撰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中国法制改革》(1897年7月)等文章。利用与日本人宫崎寅藏的谈话,他自谦地说:“余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17]在这里,孙中山已“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这也是“革命先行者”之说的最早版本。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郑重提出他的政治理想:

   “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夫共和主义岂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18]

   也正是在此处,孙中山提及一个重大问题:“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从历史来看,“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历代国民,“莫不倾慕三代之治”,而“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有清一代,受统治者“恶德”之影响,国民无有此等观念。孙中山预言,“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志可以奋兴,进取之气可以振起也”[19]。环看当世,孰堪为“豪杰之士”?联想孙中山此前的有关言论,其意不言而明。到后来记者林奇问他“中国人民是否会像日本人那样,准备实行改革”,孙中山回答如下:

   “如果中国人民得到合适的领袖人物的率领和指导,他们是一定愿意的;大多数人民都会依照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去做。”[20]

   综其一生,从主张改革到矢志不渝于革命、积极探索建国方略,他常常以先知先觉者、领袖这样的贤能自任。于《国事遗嘱》可见其心迹: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1]

   那“四十年之经验”告诉他,国民革命目的之实现,“必须唤起民众”。谁来担当“唤起民众”之大任、重任?非革命之先知先觉这样的贤能、革命之政府莫属也!最能体现这种贤能政治之取向的举措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1.过渡之训政

虽然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就向外人揭橥其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但在20世纪初遭到时人的诸多异议。有人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然效仿西方极文明之共和;有人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颜德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国民党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748.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