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澳门模式”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由澳门回归十一周年想到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14-11-13 1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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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与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已经从“世界发现中国”转向“中国在世界崛起”,也已经从“中国做错了什么”转向“中国做对了什么”,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开始甚嚣尘上。

   恰逢此时,迎来了澳门回归十一周年。抚今追昔,让人不由想到:讨论“中国模式”,关于“澳门模式”的讨论,理当在其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澳门模式”的问题,往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确实,东望香港,北倚广州,蕞尔小城澳门难免尴尬。尽管人称“港穗澳”金三角,但是,“广州(省)城,香港地,澳门街”,却道尽了澳门的辛酸。面对直线距离只有105公里的广州,过去尚且可以把去那里叫成“返乡下”,现在,却不得不把去那里称为“返上面”。面对直线距离仅仅61公里的香港,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对于殖民历史要比香港漫长得多的澳门来说,早已成为习惯。还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吨位”是澳门的四十倍的香港就已经成为亚洲之都,可是,直到那个时候,澳门却仍旧像是一个刚刚步入现代世界的边陲小镇。整个澳门只有一栋13层的楼房,澳门人说,那时约会时只要说在“13楼”,彼此就已经心照不宣了。而全年最吸引眼球的事情,也唯有每年11月举行的澳门大赛车,难怪,1999年的澳门回归,比起两年前香港的盛大典礼,要实在是低调得太多。

   也因此,人们往往会因为急于为澳门自身找到一个定位而饥不择食地把目光投向“赌城”。然而,香港和广州当然都不是“东方拉斯韦加斯”,也不是“东方蒙地卡罗”,可惜,以“赌城”名世,带给蕞尔小城澳门的,仍旧是难免尴尬。一方面,澳门确实是“赌城”,人们喜欢说,走在澳门街头,如果一块招牌掉下来砸死了十个人,那么,其中七个一定是“荷官”(赌场发牌员的俗称)。而且,借助赌场的收入,澳门的人均GDP收入也早就超过了香港,另一方面,澳门又并不全是“赌城”。澳门尽管赌场林立,但是,其自身却毕竟还有其更为重要的内涵。而且,一项调查表明,所有接受调查的专家,83%的专家都认为澳门必须多元化发展,但是,却没有专家认为澳门可以单靠博彩来发展。而在另外一项调查中,也有46%的市民认为澳门应该是一座适宜居住、工作及玩乐的城市,认为澳门应该是世界级博彩旅游城市的市民,只有14%。

   何况,认为澳门是“东方拉斯韦加斯”、“东方蒙地卡罗”,其实只是一种因为隔岸观火而必然产生的欲望投射。由于距离的间隔,澳门也就成了大部分的来澳门旅游的欲望投射的想象空间。因为是为赌博而来或者是慕赌博的名而来,他们所看到的,当然也就只是澳门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那个方面,至于真实的澳门,作为游客的他们,则是完全不屑一顾的。可是,作为澳门的研究者,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如此轻率而且任意。

   于是,又有人将目光转向了遥远的过去。

   457年前,澳门并不以“赌城”名世,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海洋中国的出发点。绵延18000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洋国土面积,为澳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由此启航, “大陆中国”转向“海洋中国”,“耕地”转向“牧海”,当此之时,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作为 “大陆族群”,中国人也确实曾经一改“精卫填海”的传统,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跻身世界上最早探索海洋的族群之一。尽管,后来我们人为地终止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行程,蓝色终成往事,不过,毕竟要承认,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确曾拥有东西方交通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命脉,作为东方的“海上马车夫”,中国也曾在帆船时代写下了一篇又一篇走向世界的蓝色传奇。为此,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人类的现代世界不是开创于欧洲,而是开创于大明帝国,人类的第一次世界经济也不是开创于欧洲,而是开创于大明帝国。而澳门之为澳门,重大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它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海洋中国”的历史见证。

   不过,这一切也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也毕竟已经是澳门曾经的辉煌。在“帆船时代”之后,在“轮船时代”,一海之隔的“大香港”早已迅速崛起,也早已成为远东日益繁荣的贸易转口港,这意味着:尽管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是自1553年始的,香港则是在1843年才“割让”给英国,其中存在着将近300年的时差,然而,缺乏深水港的澳门的逐渐退出“海洋世界”,却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何况,457年来,在澳门频繁交流的,远远不仅仅是白银,而是文化。也因此,与其把澳门界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海洋中国的出发点”,当然就不如把澳门界定为“中西文化第一次交流的窗口”、“中国文化宝库的又一个敦煌”、“世界文化的重要遗址”,确实,相当的一部分澳门的关注者也就是这样起步的。可惜,类似的看法却仍旧是令人陡生困惑。这当然是因为,当澳门一旦成为“窗口”、“敦煌”、“遗址”的时候,它也就偏偏不再是澳门了。因为它已经“死去”,已经进入“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历史文物”。

   对于澳门的关注,必须从未来开始。澳门之为澳门,其中最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是否是 “窗口”、“敦煌”、“遗址”,而在于:它是否还存在着、是否还活着、是否还能够满足未来的时代需要。

   还有必要再回到前面提到的“中国模式”问题。

   首先需要表明态度的是,我完全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以我之见,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之为“模式”的地步,因为“模式”就意味着“基本定型”、就意味着可以作为后世之师,显而易见,这一切还根本无从谈起。且不要说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着同等的中国困局,且不要说在绝大的成功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代价,也且不要说,这种模式化的选择很可能最终会连我们的缺点、弱点也模式化,即便是这种“一次选择,永远拥有”的闹剧,我们也衷心希望它最好只是出现在商品广告里,而不要出现在严肃的思考之中。联想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北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竟然就是“你作为英国首相能从我们中国模式学到点什么”,不能不说,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实在是理想的成份要远远地大于现实的成份,倘若不加以警惕,难免就会被别人或者被自己以“中国模式”的名义“捧杀”中国。

   不过,在“中国模式”之外,“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却是一个非常可取的话题。因为中国毕竟不能老是充当西方国家的学生的角色,不能总是躲在别人的模式后面去谋求发展,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去丰富和发展世界发展模式,并且为人类文明的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甚至,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去成为世界发展新思路、新范式的领跑者,从而,拓宽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人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同时,也促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而且,即便是“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也还主要是一种经济探索。中国的古老文化决定了,它必定是一个禀赋着“文化欲望”的大国,也必定是一个有其自身的“文化追求”的大国,也因此,能否在文化特色、文化经验、文化道路上做出自己的建树,能否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理念,事实上也正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严峻考验。只要中国还不能在文化上为21世纪的世界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或者在文化上为21世纪的世界提供全新的文化经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可能梦想成空,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也就不可能最终被提升为中国模式。

   例如,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警世之作——《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中,他突出地强调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一些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正在取代冷战集团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活动者和行为者,他预言全球政治的未来是:不同文明的族群之间的文明间的冲突,尤其是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无疑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模式——冲突模式。而且,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以及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都是这一冲突模式的注脚和印证。

   可是,更多的学者却认为,当今世界还应该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的模式——和谐模式,不同文化之间,必须平等、双向、互惠、互补。否则,世界的现代化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于是,我们立刻想到了古老的中国,想到了中国所应该有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信。

   于是,我们就立刻想到了澳门。

   澳门457年的发展模式,就完全可以被称之为:和谐模式。在这里,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始终是和谐互动、交融相生,在多元中求和谐,从差异中求大同。多元共生 整合会通,多元融合,多元并存 ,多种文化并置,互相阐释,互相融合。赌场与教堂并存,教堂与寺庙并存,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等等,就始终和谐有序地在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处。在这个意义上,澳门的和谐模式就犹如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那句警言:“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这警言,台湾当代诗人余光中先生曾精彩地译为:“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令人欣慰的是,澳门在过去的历程中,竟然真的做到了。

   遗憾的是,即便是澳门人自己,也对于澳门的这一历史贡献估计不够。现在看来,事实上,这,才是澳门为当代中国、当今世界所作出的真正贡献。

   澳门之为澳门,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化特区,一个已经存在了457年的文化特区。这个文化特区,有着自己的特别之为的“特”,也有着自己的特别之位的“特”,更有着自己的特殊特色的“特”。 放眼世界,倘若要寻找一个中西文化每天都在异彩纷呈地上演精彩的交流与对话的一幕的所在,那么,除了澳门,也实在别无它属。

   而且,不同于曾经的“窗口”、“敦煌”、“遗址”,澳门至今还鲜活地存在着、发展着,至今还充盈着属于未来的无限启迪以及可以发扬光大的文化经验。澳门过去、现在、将来,都始终在先行、先试,进行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的实验。而澳门为世界所提供的另一种文明发展的模式,则既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化解冲突提供历史智慧,更又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和谐交往提供有益借鉴。

   显而易见,这也就正是澳门的定位与意义。

   天将降大任于斯城!

   也因此,时值澳门回归11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别期望澳门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澳门,这个曾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地方,今天,又一次处在了走向世界的新起点。今天的澳门,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从事着一项最为伟大的试验。这个试验,将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深化、丰富“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并且,作为中华民族具有真正的精神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上,留下璀璨的一页。

   457年前,澳门曾经领跑中国,也曾经领跑世界。

   今天,澳门必将再次领跑中国,也必将再次领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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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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