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为美学补信仰之维、爱之维:从王国维"接着讲"

————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1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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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学补信仰之维、爱之维:从王国维"接着讲"

——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


 潘知常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10093)

      

   内容提要:在中国美学中,不论是儒家美学的“德性”还是道家美学的“天性”或者玄学美学的“自性”和禅宗美学的“佛性”,都是要“拂”去,“避”开、“化”解、“空”掉真实的人性,从曹雪芹开始,才开始试图为中国美学补“情性”(即真实的人性),王国维的为中国美学补“欲望”,鲁迅的为中国美学补“反抗”,更是重大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美学终于意识到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意识到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也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这一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奥秘。然而,由于中国美学缺乏信仰之维、爱之维,王国维、鲁迅的思考又至今未能完成。,因此,应该接着王国维、鲁迅讲,为中国美学补上信仰之维、爱之维。思入神性,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这就是中国美学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德性  天性  自性  佛性  情性  欲望  反抗  神性

  

   在中国20世纪的美学历程中,王国维、鲁迅……都是令人心动的名字,而与他们的名字一同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生命美学,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它与西方的现代美学(尤其是现象学美学)传统、中国美学传统一同,构成了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因此,越是日益沉浸其中,我就越是发现:这实在是一座美学的富饶的金矿。

   遗憾的是,今人不读王国维、鲁迅之书者寡,但是,能够深入把握其中深意者也寡。以至百年后的今天,王国维、鲁迅的“超前”与今人的“滞后”之间的反差对比之大,仍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从“境界说”的角度研究王国维,从“美的圈”、“真实的圈”与“前进的圈”的角度研究鲁迅,就是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这实在令人涕笑皆非。实在无法想象,他们的思想竟会如此简单,如此传统。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们的思想竟然会在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巨大的魅力,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就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

   王国维、鲁迅的“超前”之处,在于他们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锐洞察到美学转向的大潮,并且直探美学的现代底蕴。他们都有着“无量悲哀”,有着殊异的哲学气质,都不是中国历史上所常见的高蹈者、逍遥者,而是“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忧生孤苦,衣带渐宽,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着人生悲剧,并且敢于把他们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这独得之秘,就是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也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可惜,领受这独得之秘十分不易,他们也因此而往往被视做异类,或者往往被误解、曲解。

   以王国维为例,作为世纪第一学人,他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出现,堪称奇迹。他“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1]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忧生”。这无异中国美学历史中“石破天惊”的千古一问。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与“忧生”俱来的生命困惑。“忧与生来讵有端”,《人间词》的115阙中,“人间”就出现了38次,“梦”出现了28次。“侧身世界苦拘挛”,"强颜入世苦支离","暗淡谁能知汝恨","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这一切更令他念念不忘。不难看出,正是时代的巨手,撩开了人性的面纱,才使得个体的生命存在艰难地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国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率先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并且努力为之命名。在他看来,“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望与生活、苦痛,三者一而已矣。”[2]欲望竟然成为与生俱来的本体,当属开天辟地。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人性的觉醒、个体的觉醒的开端。而且,也正是因为从个体出发,生命的痛苦、凄美、沉郁、悲欢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思想的世界。然而,此“欲”绵绵,永无绝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3]那么,"息肩之所"、"解脱之鼎"安在?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一劳永易的办法,只有自杀。痛苦的来源既然是欲望,那么解决的方法就只有使之彻底消失。至于暂时的解脱,固然有人世的快乐,但是"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这就"不得不反而求诸自己"[4]于是审美活动就应运而生。“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5]它虽无法带来"永远的平静",但是却可以带来瞬间的超越。“役夫之昼”被转换成“国君之夜。由此,所谓审美活动,在王国维看来,就成为个体生存的对应之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6]此说一出,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为之一新。而王国维本人的区别“自道身世之戚”与“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区别“政治家之眼”与

   “诗人之眼”、 区别“诗人之忧世也”与“诗人之忧生也”,以及对于 "天才"说中的无功利眼光、赤子之心、"无用"说中的嗜好、“游戏”说、"古雅"中的传统趣味、"境界"说中的"血书"情结的剖析,也都给出了审美活动的现代内涵,预示着生命美学的诞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在中国20世纪美学的历史中,最具开创性者,除了王国维,只有鲁迅。他所坚持的,仍旧是“忧生”的思路。对于"鹜外者",他始终不感兴趣,而是力主"转而趣内"。他提出:要把“主观与自觉之生活”与“客观梦幻之世界”区别开,“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藩,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7]唯一真实的,是“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

   因此应该“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而这就把个体、主观、选择的重要性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夜草,根本不深,花叶本不美",这,就是人生;"秋后要有春",但是"春后还是秋",这也是人生。鲁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悲观绝望,而是不惜以反抗去面对绝望。"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E"[8]他那“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由此,鲁迅对于审美活动也作出了创造性的全新阐释:倘若“过客”可以用来宣喻人生、那么“行路”就可以用来指称美学。于王国维一样,鲁迅也把审美活动作为个体生命的对应,但是不同的是,鲁迅没有在把审美活动看作解脱,而是看作苦难人生的强化。个体生命通过它以“领会天国之极乐”、“地狱之大苦恼”。

   这无疑严格区别于传统的“载道”、“游戏”,而成为一种生命活动的最高方式,正如鲁迅所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9]

   对于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思想加以全面的深入考察无疑并非本文的任务。然而,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我们应该也不难看到: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程中,王国维、鲁迅的开拓之功何其巨大。他们并非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早在暗夜中就高高飞翔的夜莺——不无痛苦的夜莺。他们对于人性、审美的创造性理解,都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的思想,都是伟大的提问、敏锐的预见,其中存在着思想的巨大张力与多元对话的恢弘空间。而他们的最大的成功,或许应该说,就是找到了“忧生”这个逻辑起点(“忧生”既是美学的创造动因,也是美学的根本灵魂),从个体生命活动出发对审美活动加以阐释,就正是王国维、鲁迅所馈赠我们的独得之秘。倘若我们由此振戈而上,大胆叩问生命,就肯定会有美学的进步;倘若我们由此倒戈而退,不再叩问生命,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偏偏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面对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弥可珍贵的生命话语,能够在其中“呼吸领会者”,在20世纪的中国,竟然寥寥无几。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为标志,20世纪中国美学最终转向的仍旧是“忧世”的陷阱!叶嘉莹先生不无痛心地说:"如果社会主义时代的学者,其对学术之见地,和在学术研究上所享有的自由,较之生于军阀混战之时代的静安先生还有所不如,那实在是极大的耻辱和讽刺。"[10]此话或许言重,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不尽如人意完全可以从“忧生”起点的迷失得到深入的解释。[11]而且,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王国维与叔本华(中国美学的起点正是从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对话开始)、鲁迅与尼采、宗白华与歌德、朱光潜与克罗齐、李泽厚与黑格尔(李泽厚为什么反而会退回到西方传统美学,其中的奥秘颇值深究),世纪末的生命美学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美学……这一系列循环往复的血脉相联的思想历程,考察一下从朱光潜到李泽厚的从西方现代美学(以及中国美学传统的)的倒戈而退,考察一下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所走过的从“忧生”美学(生命美学)到“忧世”美学(反映论美学、实践美学)再到“忧生”美学(生命美学)与“忧世”美学(反映论美学、实践美学)的彼此势均力敌甚至开始逐渐胜出的艰难曲折进程,考察一下经历了最为早出但又最早衰落(实际是被人为地贬到边缘,其中的过程颇值探询)的曲曲折折,生命美学如何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终于得以再次走上美学的前台,平庸的美学论坛也才因此而重获神圣的尊严……就可以意识到我们所蒙受的“耻辱和讽刺”是何等的令人痛心!

不过,我们也毋须悲观,生命美学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美学先知从美学王国中窃得的思想火种;生命美学也并不是哪一个人著书立说的结果,而是百年中国美学所艰难开掘出的最为宝贵的理论资源。思想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由此我想到:陈寅恪先生192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在此,陈先生称新儒学的出现为“大事姻缘”,显然是以之作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学术思想发展的最后高峰(熊十力也曾经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那么,从王国维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是否也是百年中国美学历程中的“大事因缘”呢?历史终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但无论如何,作为后来者,为此而孜孜努力,却实在应当是一种理所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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