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的原创性格

——再回应李泽厚先生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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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内容简介:生命美学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是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它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以“成人之美”、提升生命境界为主旨。生命美学是在与中西美学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问世的,是中国二十世纪美学中的主流美学,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大事因缘”。生命美学是审美学,包括审美哲学、审美形而上学、审美救赎诗学。生命美学是“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去美学化”的美学重构与走向“生存艺术”的美学重构。

   关键词:原创性格  一体仁爱  情本境界  生命论  大事因缘  美学重构

  

   九十高龄的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推出了美学新著:《从美感二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在该书的“前记”中,李先生甚至声称:“或将以此书告别兹世矣”。斯人而有斯言,闻之不免怆然!

   令人关注的是,新著中只有最后一篇“作为补充的杂谈”是在2019年新撰写的,无疑代表了李先生的最新也最迫切的思考。而且,美学界立即就注意到:其中还包含了对于“生态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三家的质疑。理由主要是两条:第一,“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第二,都是“无人的美学”。[1]

   李先生批评生命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被生命美学看作自身之幸,因为以李先生地位之尊,生命美学能够被他关注,无疑正是对于生命美学的重大影响的肯定。不过,当然也有令人遗憾之处。公开批评生命美学,在李先生,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但是,与前面两次一样,这一次的批评给人的感觉仍旧是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生命美学的任何一部基本文献。为此,我无疑就不得不辩。“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相信我的回应也并非是对于九十高龄的李先生的不敬,而只是“亦各言其志也”而已!

   李先生质疑的是两条,限于篇幅,质疑的第二条:“无人的美学”,我已经另外撰文回应,[2]本文所要回应的,是李先生所质疑的第一条:“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


一、  从“万物一体仁爱”生命哲学到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


   说到“较少原创性格”,其实还是要追溯到李先生本人。因为我们所有后学都记得:还在数十年前我们初涉美学的时候,李泽厚先生就谆谆劝诫我们万万不要去弄什么体系,也就是万万不要去“原创”。只是,同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的而今,“万万不要去弄什么体系”的劝诫还言犹在耳,李先生却又要以“较少原创性格”来对我们加以指责了。幸而,还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就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相对于李先生,我倒是更加相信来自康德的劝诫:没有体系,可以获得历史知识、数学知识,但是却永远不能获得哲学知识,因为在思想的领域是“整体的轮廓应当先于局部”。也因此,与李先生大致相同,我也是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设想。这,就是生命美学。而且,即便是现在被李先生质疑为“较少原创性格”,我也并不后悔,因为,借助于生命美学,才毕竟有了被李先生去质疑的资格,而不必尾随在李先生的实践美学背后亦步亦趋。

   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问世于1985年。而且,众所周知,它是从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发端的。[3]

   相对于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观,1991年我又提出了“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简称“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我爱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为此,2009年,我甚至曾经以“我爱故我在”作为我的一部专著的书名)。爱即生命、生命即爱与“因生而爱”、“因爱而生”则是它的主题。而且,它并非西方的所谓“爱智慧” 与智之爱,而是“爱的智慧”与爱之智。

   众所周知,从“存在”起步,就哲学思考而言,无疑并非中国特色。在中国,真正历久弥新的主弦律始终只有一个:以“仁”释人。因此,中国的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也是生命的学问。而且,不同于西方和印度都得往往以生命为负,在中国,是以生命为正。仁就是人,人也就是仁。首先是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论语.里仁》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而且,“仁者爱人”。 当然,孟子也如此:“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庄子也如此,《庄子·天下篇》就记载了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不过,这毕竟只是中国哲学的第一站,所谓先秦诸子时代的传统万物一体论。第二站,是在宋代道学思潮中出现的新形态的万物一体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多了一个“仁”。 所谓“万物一体之仁”。这堪称是宋代新儒家的一大贡献。例如张载,他率先提出了仁者的大生命观:“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过,却还没有把“一体”与“仁”联系起来,也没有把“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与“仁”联系起来。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的重心则开始发生悄悄的偏移:以天下万物一体为爱的共同体。到了王阳明,则再次从客体向主体偏移,走向了“非意之”、“本若是”、“莫不然”的作为之为人的情感呈现的“仁”。孔子的“天下归仁”到了王阳明,成为了天下归于吾人,“归仁”说和“万物一体”说被结合了起来。尽管仍旧是万物一体共生,但是,现在的万物一体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万物一体,而是必须以仁为基础的万物一体了。而且,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仁”已经并非伫立于我-它之间、我-他之间,而是伫立于我-你之间了。

   我所谓“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就出自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当然,无疑又有所不同,其中的关键是:以现代意义上的“爱”去重新释仁,将“仁”扩充为“仁爱”,实现凤凰涅槃,与脱胎换骨。从而为古老的“仁”“下一转语”,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进而走向“万物一体之仁爱”, 所谓“天下归于仁爱”。

   它意味着:从自在走向自由,从无自由的意志(儒)或无意志的自由(道)走向自由意志;而且从以人为本进而明确地转向“以人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于是,“万物一体”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万物一体(例如,就不再是张世英先生所提倡的“万物一体”),不再上乘于天,以“天德”、 “天意”、“天命”作为主宰,而必须是以仁爱为基础的万物一体,从而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以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基础上“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仁)”,

   视人犹己,视囯为家,从“麻木不仁”走向”一视同仁”,把一切物都当作同样的自己,把一切人也都当作同一个人。例如,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篇》)为仁爱者其为孝悌之本欤。以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也以尊重所有物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并且,以尊重为善,以不尊重为恶,因此,超出于工具性价值去关注作为人的目的性价值、作为物的目的性价值,就是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同时,把世界看作自我,把自我看作世界,世界之为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生化不已的泛生命体,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人,则是其中的“万物灵长”、“万物之心”,既通万物生生之理,又与万物生命相通,既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协同共进,更以天地之道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生命之道。从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所说: 得以“用爱去获得世界”。

   至此,熟知生命美学的人都会想起,所谓“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涉及到我时常提及的所谓两个“美学的觉醒”——“信仰(爱)的觉醒”、“个体的觉醒”中的“信仰(爱)的觉醒”,也涉及到我频频强调的美学研究的信仰维度、爱的维度。早在1991年,我就提出:“生命因为禀赋了象征着终极关怀的绝对之爱才有价值,这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场景”,“学会爱,参与爱,带着爱上路,是审美活动的最后抉择,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后选择!”[4]后来,我进而意识到:“‘带着爱上路’的思路要大大拓展”,[5]因此,我又出版了专著《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头顶的星空——美学与终极关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同时,《上海文化》2015年分为上、中、下篇,连载了我的约五万字的论文《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其中,信仰的维度、爱的维度以及“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爱起来”,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内容。随之,《上海文化》从2015年10期开始,开辟了专门的关于信仰问题的讨论专栏。2016年,发表了著名学者陈伯海的《“小康社会”与“信仰困局”——“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之读后感》、著名学者阎国忠的《关于信仰问题的提纲》、著名学者毛佩琦的《构建信仰,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等九篇讨论文章。同时,2016年3月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上海文化》编辑部举办的“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信仰建构”讨论会,2016年 4月16日,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信仰问题”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在北京、上海召开。而在2018年出版的拙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对于“‘带着爱上路’的思路”更是做了集中的讨论。

   弗洛姆说过:“爱,真的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那么,任何相对的排斥爱之发展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看,都必将腐烂、枯萎,最后毁灭于对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的否定。”[6]而且,“即使完全满足了人的所有本能需要,还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欲和需要并不是那些来源于肉体的东西,而是那些起源于人类生存特殊性的东西。”[7] “爱 ”就是这个“特殊性的东西”。 遗憾的是,在西方,由于信仰维度与爱的维度是始终存在的,因此,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已经化为血肉、融入身心。可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信仰维度、爱的维度的国家而言,这一切却还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13世纪的神学大师安多尼每次讲学都以此话作开场)也因此,在“‘带着爱上路’的思路要大大拓展”的基础上建构“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简称“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也就成为必须与必然。

   同样,相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我所提倡的美学,可以称之为:“生命美学”。[8]生命美学以爱为纬,以自由为经,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美学使命。在生命美学看来,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为特殊的价值活动、意义活动。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的满足。因此,美学之为美学,就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的美学,就是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我审美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与“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则是它的主题。

生命美学同样与我时常提及的所谓两个“美学的觉醒”——“个体的觉醒”与“信仰(爱)的觉醒”密切相关,而且,更与“个体的觉醒”密不可分。在它看来,“个体的觉醒”意味着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的“觉醒”。从生命活动入手来研究美学,涉及到人的活动性质的角度,更涉及到人的活动者的性质的角度,而就人的活动者的性质的角度来看,只有从“我们的觉醒”走向“我的觉醒”,才能够从理性高于情感、知识高于生命、概念高于直觉、本质高于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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