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走向爱的哲学——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

————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雅集上的主题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20-01-16 2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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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爱的哲学——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

——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雅集上的主题发言

                                                                    

   主谈人:潘知常

   学术背景:南京大学,美学,传播学,后实践美学

   主要观点:我爱故我在——新轴心时代的价值重构

   与谈人:苏振华

   潘知常老师:上午的空气有点凝重。昨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似乎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十分轻松,是“不可承受之轻”,但是今天上午一开会,氛围陡然就改变了,好像整个世界都由我们掌控,俨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了。陈昌凤教授关注的是在高技术时代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属于人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还得活着,作为人,毕竟我们还要思想。黄玉顺教授讲到的,也是对当代世界的应对,王杰教授同样提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思考——以改变社会关系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当然,氛围的改变和希望对于世界的掌控都不是偶然的,尽管角度不同、表达也各异,但是,事实上却是殊途同归,这就是都在试图直面这个世界,也试图给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回答。

   我自己也是这样。浙江大学的这个会议,去年我就有幸参加了,发言题目是《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在发言中我想说的是:置身这个世界,我们所应有的回应是什么。至于答案,上次我也做出过回答。这就是:在当代世界,信仰不是万能的,但是,假如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而且,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55万字的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它可以看作我上次的发言《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全本,也可以看作我上次的发言《到信仰之路——“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补充。那么,在此基础上,今年的会议我还可以再讲些什么呢?无疑,顺理成章,仍然应当是我自己关于信仰建构这个大目标的有关思考,也仍然应当是我自己对于“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的回应。也因此,这次的会议我准备进而谈一下自己对于信仰建构的核心——爱的建构的一点看法,期望引起关注,更希望引起讨论。

   当然,也许有朋友会说,倘若上次我所提出的“信仰建构”的问题还是为了引出读一与审美救赎的关注,那么,这次的对于“爱”的问题的思考是否已经超出了我所从事的专业——美学的范围?也因此,我的讨论不妨就从关于美学自身的思考开始。

   各位都知道,早在1985年,那个时候还只有二十多岁,我就开始“固执”地提倡生命美学,犹如佛洛姆所说:“数千年前,上苍向一个小部落说,‘我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诅咒放在你们面前一一你们选择了生命’。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选择。”(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欧阳谦译。第373页)显然,这也是我的选择,也是生命美学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历经种种艰难、种种磨难,无论去怎样评价生命美学,但是,在34年后的今天,我毕竟可以说,生命美学面对的确实已经不再是提出得“对”与“错”而是贡献“大”与“小”的问题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生命美学已经成年!

   而要说到生命美学,我的具体想法始终都是一贯的,三十四年中没有过变化。生命美学的名称,是因为当年要面对的是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

   其实,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之为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我审美故我在,是它的主旋律。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与“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则是它的主题。当然,当年我提出这一切的时候,还像今天坐在后排的那些研究生们那样年轻——也许比他们还要年轻,因为当年我只有二十八岁。不过,生命美学固然有自己的“不变”,但是也还毕竟应该与时俱进。古人说:“笔墨当随时代”,其实,美学也必须如此!那么,在信仰建构以及“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这个大目标下,生命美学的下一站应该是走向哪里呢?当然,如果不去审慎思考的话,现成的回答就是向下走:走向艺术、文化、生态、生活、身体……在这个方面,今天在座的王杰教授无疑应该十分熟悉。我跟王杰教授是相识了好多年的朋友,他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住上下楼,经常在散步的时候就碰着了。王杰教授很清楚,我们美学界一般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是向下走的策略,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泛美学化。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我的想法有所不同,美学的走向艺术、文化、生态、生活、身体……当然都很重要,我也并不反对。但是,在我看来,美学所亟待走向的,却不是这些,也就是说,不是向下走,而是向上走,这意味着:应当走向的,是哲学。换言之,在我看来,回归哲学,才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必然的归宿。这是因为,其实艺术、文化、生态、身体……尽管都与美学有关,但是却都并非美学自身逻辑的必然。哲学则不然。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是以美学作为必然归宿,但是却很少是以艺术、文化、生态、身体……作为必然归宿,就不难猜想,哲学,只有哲学,才与美学存在着逻辑的必然,也才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必然归宿。遗憾的只是,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却很少有美学家能够清醒意识及此。例如,在中国,在这个方面最为清醒的,是李泽厚先生。因此,尽管我跟李先生一直都是争辩的对手,而且即便是在他九十高龄宣布封笔之际,也还是没有忘记对生命美学与以严厉“拒绝”,但是,我却十分认可李先生的美学——哲学的思考路径,因为,三十四年里,从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到“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也是毅然这样去选择、这样去做的。

   在我看来,走向哲学,无疑正是美学的必然。美学的深化必然导致哲学的出现,而能够深化美学的哲学也才是真正的哲学。

   首先,在我看来,哲学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追问,是严格区别于伦理学的对于善的追问、经济学的对于利的追问、宗教学的对于神圣的追问、政治学的对于正义的追问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对于幸福的追问的,相比之下,在这当中,唯有哲学才是正面而且直接地去追问价值本身。由此不难发现,借助审美之维,恰恰可以正面而且直接地去追问价值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哲学研究还始终存在着非哲学化的倾向。在历史上,哲学曾经以科学、道德、宗教的面目出现过,在西方,是哲学从真出发;在中国,是哲学从善出发。哲学研究的科学化、道德化与宗教化屡见不鲜,或者侧重于合规律性,或者侧重于合目的性,不是以美入真,就是以美为善,然而,始终被遗忘了的,却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从美出发。其实,哲学的真正面目,恰恰恰应该是美学。真正值得期待的,也正是哲学研究的美学化。而且,求真活动、向善活动都只有在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也因此,只有审美活动才具备本体论地位。换言之,审美活动是出于人、同于人、为了人的活动,尽管与求真活动、向善活动并列,但是却不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层面的活动,而是人之为人的本体性的活动。这就是我说的“我审美故我在”。也因此,对于审美活动的研究也就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是哲学研究的根本。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美学化,亦即美学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哲学,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命美学经常强调的所谓“在审美活动中隐含着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所谓“哲学研究的审美维度”、所谓“从审美维度去理解哲学”,也都是对此的呼吁。由此,我们回想一下康德的将审美判断力作为整座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石,谢林的将艺术哲学作为哲学的拱心石;叔本华、尼采提倡的以艺术作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提倡的“诗意的思”去拯救哲学;杜夫海纳提醒我们去关注的美学对哲学的主要贡献;伽达默尔提醒的要在艺术经验中确证“解释学的真理”;以及杜威所呼吁的“艺术即经验”,就会恍然大悟。而且,我自己也在1997年就出版了《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其中的主旨,就是对于美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初步思考,也就是通过“诗”与“哲学”的对话,从审美维度出发重建哲学。“只有诗配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海德格尔的告诫,也就是我在二十二年前的所思所想。

   再联想一下我在其他场合谈到的生命美学的从现象学的本体维度到存在论的价值维度的转进,就会更加清楚。竹内敏雄指出的:“现象学方法虽然适用于对美的现象本身做精密的解析,却不足以说明人生中美的根本意义,使人类本来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得到满足。现象学美学向存在主义方向发展是必然的。” (参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而我也多次指出,就国内的后实践美学而言,例如超越美学与生命美学,同为现代主义,是其中的共同之处,但是,超越美学主要是现象学的,生命美学却主要是存在论的。由此来看,走向哲学,就不但是美学的必然,而且尤其是生命美学的必然。因为生命美学恰恰是介于美学与哲学之间的,其中既包含了哲学中的美学问题,也包含了美学中的哲学问题。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说过“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它们都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生存的内在结构,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因此,对于解释全部存在的一部分来说,对于这个世界的人的方面来说,与其说伦理学、宗教哲学、逻辑学、甚至心理学是核心的东西,还不如说美学是核心的东西。”[德]盖格尔:《艺术 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我要说,对于美学而言,无疑正是如此,而对于生命美学而言,无疑则是尤其如此。

   其次,走向哲学,无疑也正是新轴心时代的必然。

   由此就又回到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新轴心时代的价值建构。;

当然,首先要提及的是“新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的区别。所谓“轴心时代”,可以称之为人类的第一次“精神化”。关于“新轴心时代”,目前学术圈的看法不太一致。在我看来,不论是否存在新旧之分——刚才黄玉顺教授也在追问这个问题,人类关于轴心时代的故事都要重新讲一遍。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全球时代”(阿尔布劳),或者“第五文明时代”(以电脑技术为标志,麦戈伊)。这一切,当然是根源于 “新轴心时代”的特殊背景,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莅临。众所周知,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由此,“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在20世纪也就统统成为了严峻的问题。这就是所谓“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1]它是一种现代之后的特定现象。在过往的将“最高价值”绝对化之后,虚无主义则是将“虚无”绝对化。而且,一旦“虚无”被绝对化,它也就成了绝对的否定,成了关于“虚无”的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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