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世纪困惑 ——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14-11-09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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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20世纪实在是一个“空前”的世纪。这是一个“千年盛世”与“世界末日”同时降临的世纪,是一个希望与失望、生机与危机同时并存的世纪,又是一个“米涅瓦的猫头鹰”已经死去与“百鸟乱投林”的世纪。它所带给人类的,既非“欢乐颂”,也非“安魂曲”,而是——命运的“悲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临近世纪之交,人们谈及未来的世纪,却仍旧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光明行、安乐颂以及种种人为编织的美好的前景之中,某些学人更是自觉地充当着报喜不报忧的喜鹊的角色,甚至充当着盲目乐观的麻雀的角色。但是,为他们所未曾注意到的一个严峻事实却是,人类正拥挤在一艘非常狭窄的宇宙飞船中彼此相濡以沫,这,使得人类已经没有再犯错误的余地了。因此,全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为自己谨慎地选择一个未来。然而,正如人类在20世纪所遇到的发展机遇是空前的一样,人类在20世纪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同样也是空前的。为此,人类要为自己谨慎地选择一个未来,就必须从醉生梦死的安乐之梦中醒来。在这当中,跨世纪的一代学人更必须勇于充当报凶的乌鸦和啼血的杜鹃,为人类敲响报警的钟声。之所以如此,理由十分简单,人类的最大敌人,从来都是人类自己。人类的未来也取决于人类自己。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疾呼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样,真实地直面20世纪,在焦灼、困惑的世纪回眸中“问苍茫大地”:20世纪究竟为人类留下了什么?人类能够把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带入21世纪?尤其是,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带入21世纪?就成为我们的根本抉择。

本文以及此后的若干篇文章所关注的,当然都将是20世纪的人类文化(我使用的“文化”范畴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相对的范畴,不是那种无所不包的所谓大文化的范畴,下同)。之所以如此,似乎还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对文化问题更为熟悉,而且还因为值此世纪之交,文化问题,已经一跃而成为当代世界所争相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从世纪初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结构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选择了经济主导型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多选择了政治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其中,未能从社会整体的结构转换的角度把握社会转型,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一(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因此而出现的矫枉过正的行为)。未能进而及时建立文化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则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二(这方面,韦伯、帕森斯、艾森斯塔德的研究值得注意)。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政治进步并非人类的目的,人类的目的只能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实现。再从当代的现实来看,也是如此。政治冷战的消失、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市场经济的推进、科技革命的兴起、电子时代的降临、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以及大众社会的崛起……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把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人的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以一种十分尖锐的形式突出出来,而文化,恰恰就是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中反映。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拉兹洛指出:“人类群体思维和行动的变化就是他们的文化转变。……文化并不局限于纯文学、美术、文学、音乐和哲学,还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创造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控制、个人对美与和谐的感受以及他对世界的认同感和对世界的幻想。”“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资源遗产。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动机和创造力。一个国家创造现代工业、发展高技术并形成一个消费社会,另一个国家则追求赶上并实现‘现代化’,而第三个国家却予以抵制并寻找另一种方法来发展,这三条道路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爱好所选择的。……文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决定力量。”(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73页)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贝尔也曾断言: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业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他指出:“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如今的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79页)他甚至说:由此而引发的当代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震中心和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的集中点。假如我们再联想到西方当前在政治战略思考时甚至都把文化问题的讨论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考察结合起来,例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从总结过去的角度指出,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与合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从展望未来的角度认定,继数十年的政治冷战之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显然就不会对文化问题在当代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再存有丝毫的怀疑。

这样,20世纪为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什么?人类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21世纪?尤其是,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21世纪?就成为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这样一个我又称之为“世纪忏悔”的重大课题,就正是着眼于后者,即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21世纪?或许,这是一种世纪性的拒绝?然而,在我看来,人类的有所作为只有建立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因此,对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深刻反省,无疑就正是推动着人类走向新世纪的真正动力,也内在地决定着人类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必须指出,人类关于文化发展的“盛世危言”,其实并不始于当代。在西方,有一次次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在中国,则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礼崩乐坏”的哀叹。近代以来,就更加如此,在西方,尽管18世纪就曾经出现了三部理性主义的代表作,即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探讨〉,它们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作了乐观主义的展望。然而,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并非希望而只是失望。因此,如今看来,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思考更令人永久瞩目。他们是卢梭、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斯宾格勒、奥尔特加、齐美尔、韦伯……在当时的人们普遍为人类文化的蓬勃发展而心醉神迷之际,他们却痛楚地关注着人类文化本身的没落。这是一些文化的孤独者,也是文化的先知先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越是文明,就越是没有诗意。因此他们毅然挺立在时代潮流之中,高瞻远嘱地展望着在20世纪人类文化的岌岌可危的命运,并且准确地把一种关于文化的危机意识传达给了20世纪的人们。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一般而言,我们往往把马克思的重大影响之一,归纳为人类的劳动异化主题的发现,并且认为它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立论,是对于人类政治、经济的异化的总结,因此未能对这一伟大思想的文化内涵予以深刻地开掘。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本来就应该逻辑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经济的异化,这是在十九世纪就清晰地看到了的显性的、现实的异化,也是十九世纪予以考察的重点;其二则是文化的异化。这是隐性的在十九世纪尚未表现出来的异化。在二十世纪,后者却令人瞩目地由隐而显。这,就集中表现为当代人所面对的文化困境。在这里,具体劳动产品所引发的对人的异己统治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困境,已经退隐幕后,而商品文化、技术文化等普遍的文化力量所引发的对人的异己统治以及文化困境,却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其结果,就是在人类思想中所出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主题转换。而我们在20世纪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批判思潮中所看到的,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的解读。

我们在卢卡契的“物化”思想中,最早看到了这一新的解读。尽管马克思的不朽名著《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沉睡了将近百年,1932年才得以问世,然而卢卡契却以他敏锐的视野,独立地完成了把马克思的商品异化的思想拓展为物化的思想的世纪转换,并且由于他的把异化与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联系起来这一独特思路,使得文明的异化、文化的异化首次开始为全社会所关注。在他之后,深刻的文化视野,以及对于消费文化、技术文化所导致的人类文化困境的批判,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中心,而且逐渐演化为两大思潮,其一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其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这两大以人为本的思潮,就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

继商品异化之后的文化的被异化,就是这样无可避讳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政治、经济方面的形式上的合理性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实质上的不合理性的遮蔽,以及当代社会的隐藏在文化之中的深层矛盾,也因此而充分地展现而出。假如说世纪初斯宾格勒的断言尚且令人半信半疑:“任何高度发达的文化都是悲剧。……创造物起来反对自己的创造者。”(转引自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那么,卡西尔的悲痛万分的宣称,就已经无可置疑了:“所谓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是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转引自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显而易见,在世纪末,文化的异化,或者文化力量对于人类的压迫这一20世纪文化遗产中的“癌病变”,已经远远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为之而焦虑,而是一切有智慧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危险与严峻。

在我看来,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作用,显然是无可置疑的。对此,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思考,就已经足够了:文化之为文化,就在于“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不过,又必须马上强调一句,马克思的思考涉及的只是文化的正面意义,但实际上,文化之为文化,还存在着负面的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必须强调,文化既是天堂同时也是地狱,文化既是一个幸福的源头又是一个不可跨越的永劫。

任何文化方面的进步都同时以文化的退步为代价,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缺憾。它所导致的,正是人类文化世界的分裂、失衡、悖谬。回望历史,最初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往往持一种“不断退步”的观念。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白铁时代,其中以黄金时代为最完美,这,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论”。迄至近代,人类转而往往持一种“永恒进步”的观念。从过去—现在—未来,其中以未来为最完美,这,可以称之为“乌托邦论”。——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卢梭的对于人类文化的彻底批判也仍旧是站在历史进步论的基础上的。而在当代,人类却又一次回到了“不断退步”的观念,然而与古代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人类甚至连对于黄金时代的期待也一并丧失了。而我们在世纪之交再次回顾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之时,无疑不必简单地重复前人的错误。事实上,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进化与退化同在、繁荣也与衰落同在。这仿佛是一个硬币的正面与负面。而且,其中的关键正是在进化中发现退化,同时又在退化中发现进化。因此,并非单纯的悲观主义抑或乐观主义,也并非单纯的退化论抑或进化论,至关重要的,只能是对于上述对立的超越。这,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

我们在20世纪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幕。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堪称人类文化之巅,然而恰恰就在人类的物质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甚至使人误以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即将来临的时候,20世纪的集中营、大屠杀、原子弹、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却使人类一下子倒退回血雨腥风的动物世界。有一位西方学者指出,20世纪的人类,即使是逃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炮弹,也仍旧被战争毁灭了。确实如此。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同时也都是被出卖的进步。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而且,往往为人类所始料不及的恰恰是,人类称之为文化、文明的东西,竟然也是为人类带来不幸的根源。其结果是,天堂之路与地狱之门同时向人类敞开。看来,人类文化本身并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如意乾坤袋”,而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进而言之,人类所向往的东西永远只能部分的得到,而且,在这当中,所失去的东西不会比所得到的东西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而且也只能认为,人类文化既是一个“得乐园”的神话,又是一个“失乐园”的神话。

那么,造成20世纪人类文化的进化与退化同在、繁荣与衰落同在以及分裂、失衡、悖谬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从间接的原因而言,当然是生产力既有一定发展同时又未能充分发展和人类对象化活动本身的异己化的结果(这一点,往往为西方思想家所忽视),而从直接的原因而言,则正是商品性、技术性前所未有的对于人类文化的全面介入。众所周知,人类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就是对于商品性、技术性的拒绝。而在20世纪之中,文化与商品交换、科学技术的结合,却构成了人类文化中的新型的精神现象、精神之谜。它造就了20世纪文化的空前辉煌,但由于人类文化的日益向商品文化、技术文化靠拢,甚至不惜成为商品文化、技术文化的附庸,同时也就造就了20世纪文化的空前困境。具体来说,假如说当代的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化,并从而导致了人的生存的现代化与人的异化、经济动机与精神动机之间的内在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经济动机与精神动机的矛盾,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分裂,负面效应是实用主义、金钱拜物教、物的文明,那么当代的科学技术就是以对于自然的征服实现了自然的人化,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与“全球问题”、技术含量与人文含量之间的内在矛盾,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含量与人文含量(或工具理性与表现理性、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矛盾,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分裂,负面效应则是技术主义、技术拜物教、技术文明。

换言之,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技术进程与审美构想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人类文化中的一个普遍性的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以其空前的不可调和性所呈现出的巨大困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作人类文化建设中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商品性的史无前例的全面介入,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出现。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中所频频看到的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我们知道,拒绝商品属性,是传统文化的公开的秘密。在20世纪,商品性的史无前例的全面介入,最终却使得这一公开的秘密成为过去。西方学者就曾感叹:过去这种商品化还主要是表现在物质领域,可以称之为一种狭义的商品异化,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大自然和审美活动还被严格地排除在外,然而现在这种商品化却渗透到大自然和审美活动之中,也就是渗透到文化、文明的领域,然而,正如马克思在面对商品的秘密时剖析的:人类劳动的产品“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确实如此。而且,人类的文化一旦作为商品出现,也“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当然,人类的文化活动不可能不蕴含着商品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性的介入应该说首先是一件好事,然而,商品属性毕竟只是文化活动的属性之一。因此,商品性对于人类文化的介入又并非不存在界限。换言之,在当代人类文化强调的只是自身存在着商品属性,但却不是与商品等同。这应该说是人类文化的“雷池”,一旦肆无忌惮地加以跨越,一味强调人类文化的商品价值而不是精神价值,就必然会导致人类文化的异化。

人类文化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商品的文化化与文化的商品化。文化的商品化是以效益、利润、金钱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把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的一切都变成商品,精神产品普遍成为精神商品,审美活动也作为商品直接进行交换,总之,文化被高度和全面的物欲化了。而且,为此甚至不惜改变、破坏人之为人的本性。文化的商品化当然也并非不关注人类的精神,但是它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只是出于对这一需要的关注,而且不是把它作为根本需要,而是作为时尚、作为有利可图的对象。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的:“艺术今天明确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进而言之,我们知道,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是商品活动的目的,这无疑无可非议。然而一旦把这一目的无限夸大,并且无限制地扩展到商品交换之外的一切领域,就会把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一种物化的关系,甚至迫使人自身也以资本、劳动力商品等商品价值来表现自己。于是,人的特征只能被通过物性化的特征来加以表现,“经济人”成为人的形象。而且,在商品交换中必须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判断行为效果的尺度则是获取利润、赚钱。这样,在其中贯穿始终的只能是实用原则,至于同情、情感等非实用原则则根本无法进入。其结果,或者是导致一种双重人格(这就是我们在一些商人身上往往同时看到慈善与吝啬等两面性的原因),或者是导致一种异化人格。这样,人们刚刚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就难免会又被“物的依赖性”所束缚。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以审美活动为例。一旦完全商品化,审美活动就开始表现出纯粹的商品逻辑,甚至不惜降低姿态去向金钱献媚,为了引起关注而不惜恶狠狠地亵渎一切曾经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惜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切琐碎的生活趣味,甚至把神圣的历史“戏说”为某种既远离真实又俗不堪言的“传奇”,不惜与商品为伍并且心甘情愿地卖笑于街头巷尾,并且“心甘情愿地充当迪斯科舞厅的门卫侍者”(罗森堡)。物性的膨胀和神性的萎缩,就是这样同时地出现在完全商品化了的审美活动之中。而假如任其发展下去,人类世界就只能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世界,一个物欲主义的世界。人们只关心如何花钱、如何在审美活动中找乐。俗套的表演,脸谱化的形象,快餐式的片断,无限制的趣味,无趣味的猎奇,历史的招贴画,情感的神话,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缺乏幸福的快乐,以及包装大于内容,形象大于商品……都纷纷招摇过世,而人们再也不会为什么事情而感动,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人与理想之间没有“约”,谁也不会对谁负责,谁也不会对自己负责。灵魂只好四处漂泊,以至没有精神,没有传奇,没有史诗,没有表达,没有思念,没有期待,没有承诺,甚至整个时代都没有了灵魂,也不再关心灵魂。有人说,在西方,是商品精神打败了基督精神,金钱打败了上帝。我们也可以同样地说:在20世纪,是商品精神打败了美学精神,是商品精神打败了文化精神!这样,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文化就不再是时代的放歌台、晴雨表,而是转而成为时代的下水道、垃圾箱,不再是时代的一剂解毒药,而是转而成为时代的一纸卖身契,就是必然的结果。

而商品的文化化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是物质欲望被高度和全面的文化化了。伴随着人类的从产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消费重于生产),在过剩的商品消费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背离、消费与需要的背离以及商品与形象的背离。即不是需要什么才生产什么,而是首先被大量生产出来,然后才想方设法去推销、传销、促销、倾销;同时,也不是需要导致消费,而是消费导致需要,是为消费而消费,是消费等于浪费,消费从有限转为无限,假如说过去强调的是需要,是需要创造商品,那么20世纪就强调的是对于需要的需要,是商品创造需要。每个人都不乏这样的体会,在进商店之前,也许你暂时根本就不需要买任何商品,然而在其中逛了一圈之后,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甚至需要里面的所有的商品。虚拟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需要转而变成当前的最为迫切的需要。而且,这种被刺激起来的需要就像一座迷宫,人类要想从中逃避而出,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结果,商品被消解了,商品必须进而成为商品的形象,必须成为符号,这样,尽管传统社会的商品也并非没有形象,但是在20世纪的商品的文化化中,商品的形象却又有其根本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这就是,在这里所谓“形象”是完全自由、随意的(这就是所谓的类像经济、类像文化)。针对上述情况,伊格尔顿承认:“我们说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审美的’了一一构造化了、包装化了、偶象化了、性欲化了”。“什么是经济的也就是审美的”(转引自《上海文论〉1987年4期,第73页)里斯曼也说:“流行文化实质上是消费的导师,它教给他人引导者如何消费政治,即把政治消息和政治态度当做消费品,政治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赛、一种娱乐和一种消遣,而人们则是购买者游玩者或业余的观察者。”(《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乔治•史密尔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当代社会,“物品不是先生产出来而变成时兴的,物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兴。”(转引自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最终,人类对于商品的主体关注从优与劣转向好与恶,对于商品的客体关注从商品本身转向商品形象,对于商品的心理需要从需要转向超需要即对于需要的需要。于是,商品自身就更近于文化而远于物。或者说,在商品的文化化中物消失了,随心所欲的商品的形象却大行其道,甚至恣意妄为(所以西方甚至有学者把20世纪称之为一个“广告代理店与娱乐公园的世纪”)。

这样,我们在商品性的介入中所看到的就是肆意越过自己的边界去吞并人类文化、并且把人类文化完全纳入商品交换的范围之中(中国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一例),最终,欲望代替激情(对此,美国后期雅皮士直接称之为:“贪婪就是好”),人类社会成为类像的社会、欲望的模仿的社会,人类文化成为物的文化,由此而产生的消费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对人进行异己统治的文化力量。

技术性的史无前例的全面介入,导致了技术文化的出现(尤其是媒介性的介入,导致了媒介文化的出现,对此,可参见我的《反美学〉、《美学的边缘〉)。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中频频看到的技术的文化化与文化的技术化。毋庸置疑,技术是人类感官的延长。它在人类世界已有的自然、人本身、社会三大因素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因素:技术,并且代替人类感官去作人类不想做的事情,以便人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使得人类因此而更加自由。在此意义上,在20世纪人类文化中技术的史无前例的介入无疑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介入又不是无条件的。简而言之,这种介入应该体现着人对技术的胜利,体现着对于技术的利用。这一点,应该说是人类文化的“雷池”。不难想象,一旦肆无忌惮地对此加以跨越,转而怂恿、听任技术全面地介入人类文化,甚至不惜“唯”技术、不惜令技术转而凌驾于文化之上,转而成为技术对人的利用、技术对人的胜利(这就是海德格尔所痛斥的“技术的白昼”),就必然导致文化的异化。

文化的技术化,是指的技术作为全新的文化手段,进而改变了文化本身。技术的金属光芒,在人类文化中随处可见。在这当中,最为根本的就是技术的虚拟手段,它迎合了作为最喜欢弄假成真的动物的人类,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使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虚拟,又进而使虚拟世界替代了真实的世界。这样一来,现实或者因为存在着缺陷而被淘汰,或者成为游戏之后的摹仿,甚至成为现实的摹仿对象。最真实的反而是虚拟的现实。早在世纪初,就有睿智的作家为此而指责电视说,它不许有任何现实!结果是,一旦失控,就会从根本上颠覆现实与形象的关系,使得形象转而凌驾于现实之上。它制作现实,驾驭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现实”(流行歌曲就是技术化的艺术,是人声+机器声的结果。而且,假如说电视是通过技术而包装了人们的生活,流行歌曲就是通过技术而包装了人们的情感)。例如在传统的美和艺术之中,你可以给玫瑰无数个名字,但“玫瑰的芳香依旧”。但电子媒介一旦全面介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仍旧可以制造出无数个玫瑰的类象,甚至更逼真、更美丽、更完美,但却不再有芳香了。而且,文化的技术化使得文化活动成为一种“竞技”活动。它构成了20世纪人类文化与前此的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文化中生存转而成为在竞技中求生存。人类文化被等同于技术文化。犹如吸毒、酗酒都是被刺激起来的人为的欲望,文化的技术化也不断地调动起人类追求更多、更新、更好、更刺激的对象的欲望,使得人类的文化消费被扭曲为一种病态,成为一种被刺激起来的人为的欲望。麦克卢汉机智地把它比喻为“人与机器的做爱”,就是这个意思。欲望、意志的渴望使得人类制造了机器(例如计算机),并且与之做爱(技术性的交往),做爱的过程,当然也就是机器满足人类的欲望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调动、刺激起更高、更强烈的欲望的过程,在这里,欲望和行为都在不断地升级。但是,令人恐惧的恰恰是,技术就类似一个可以不断地剥下去的洋葱,在剥了一层之后,总是会有不断更新的新的洋葱皮要剥(这类似新一代的技术),而人一旦拥有某一层洋葱皮,也就同时意味着成为它的弃妇。这样,人类文化就时时刻刻追求着升级,追求着更新换代。遗憾的是,在技术不断赢得青春、活力的同时,人却在交往中失去了红颜。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过客,在变化中唯一保持不变的,就是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本身。在这当中,技术本身也从欲望的手段反转为塑造、操纵欲望的主导方面。技术本来是源于人的欲望,但是却又反而凌驾于欲望。人成了自己的欲望的仆人。结果,当代文化成为大众操作,文化作品成为文化用品。文化的“展览价值”取代了“膜拜价值”,其内容也无非是技术编织的审美梦幻。对于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必然出现的景观,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污染”,而长久沉浸其中,难免会导致麦克卢汉所警示的“麻木”、“恍惚”、“麻醉”等结果,最终像纳西索斯一样陶醉于其中,直至完全丧失掉审美能力。

技术的文化化,则是技术本身转而取代了文化。在20世纪,技术堪称“隐形上帝”,或者横行天下的“超人”。它是那样的完美无缺,相比之下,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可能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的人反而成为有着极大局限性的存在,反而时时刻刻都在被等待着过时或者说被期待着过时,反而需要像电脑一样不断地升级,否则,就会被无情地淘汰掉。人成为技术的试验品。于是,技术成为文化的化身,人却成为没有文化的象征。当技术部分地取代文化活动时,它是一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代替者,然而当机器完全取代了文化活动时,它就成为一个导致文化异化的替代者了。颇具喜剧性的是,从卢卡契开始,20世纪的思想家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技术性所导致的文化异化,并且推崇文化尤其是审美的反异化的作用,然而现在技术却不但没有被反掉,而且反而文化化、审美化了。

由此我们看到,技术性一旦全面介入20世纪文化,对于20世纪人类文化的影响实在是灾难性的。本来,技术是人类的奴隶,一部技术史应该是一部技术代替人体器官功能的历史,发明技术的人类也有权利应当因此而更自由,然而现在技术却成为人类的主人。甚至,技术还要反客为主,转而成为人类自身的奴役者,不再是“它”,而是“他”,甚至是“朕”。而且,技术使人的各种懒惰的行为都得到满足,几乎所有人类不想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由技术去做,然而,人类想作的事情又应该是什么?20世纪的人类似乎很少去思考这一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歌德描写过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以及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著名讨论都是众所周知的:主人丧失自由,而奴隶获得自由。20世纪的文化现实,实在应该说是被黑格尔不幸而言中。当20世纪的人类面对技术时,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技术获得自由,而人类却丧失自由。最终,当技术能够对一切都有所作为,人类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无所作为,只能是以无聊冒充作为。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对人进行异己统治的文化力量。这,或许就是庄子所时时警示后人的所谓“役于物”?

再进一步,假如联想到在传统社会所有的灾难几乎都毫无例外的是天灾,而现在的所有灾难却几乎都是人祸,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技术导致的文化异化问题的严重性。何况,更为令人焦灼不安的还在于,人类曾经成功地反抗了在此之前的种种天灾与人祸,但是对于技术这一人祸,人类甚至根本就无法抵抗。因为,与其说技术的高度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于人类改造世界的渴望,不如说是来自人类强烈的物质欲望,这样,反抗技术带来的文化异化,实现“役物”而不“役于物”的理想,就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865年,福楼拜开始写作《情感教育〉时,曾颇具象征地选取了蒸汽轮船起航作为开始,这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在第一份电报上,发明者莫里斯追问说:“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看来,我们也必须追问:在20世纪人类文化中,技术究竟干了些什么?

也许,“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这样一个我又称之为“世纪忏悔”的专栏的写作,在有些人看来,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盛世危言之类的写作。然而,这种比喻却实在无法道出我心中的忧愤。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人类文化实在可以称之为一场噩梦,而在世纪之交,人类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从噩梦中醒来。而这,也正是“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这样一个我又称之为“世纪忏悔”的专栏的努力方向。

从上述讨论不难看出,与传统文化中的人类相比,20世纪的人类实在是已经被连根拔起。人类文化已经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商品性与技术性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不但会放出天使,而且也会放出魔鬼。它使得文化这种引导人类的东西,在20世纪也同时成为阻碍人类的东西。文化竟转而成为人类的主人。从对象世界的角度,它“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弗洛姆),而且,这个世界从过去的机器异化进而转向了真假难辩、有无不分的符号异化。从主体世界的角度,它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人类群体——大众,对于他们而言,需要本性的丧失、需要内容的错位以及需要手段的倒置,完全可以称之公开的秘密。结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取代,“幸福的感觉”为“感觉的幸福”所取代,而且,商品借助技术而日益增值,技术借助商品而日新月异。商品与技术的结合使得人类世界无所不有,然而也使得人类文化一无所有。欣赏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制作代替创作,精神走向颓废、枯萎,人被文化所创造,人们被自己的占有所占有,同时被自己的消耗所消耗,不惜仇视生活或者毁灭自己,不惜以为所欲为来掩饰自己的无所作为……弗洛伊德说我们真正的欲望是意识不到的,然而正因为意识不到真正的欲望,因此人类也就永远无法获得欲望的满足。人类在20世纪人类文化之中的窘境正在于此,由于人类文化的沉沦,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且,由于商品性、技术性的全面介入,导致了人类的免疫系统的被剥夺,一旦出现精神领域的瘟疫,人类必定灭绝无疑。显然,这是必须加以解决的人类文化困境。否则,人类在21世纪没有希望。

也正是为此,美国哈佛大学长期作家赖德勒断言:“当代社会的生存之战通常是情感的生存之战。”奈斯比特则在《大趋势〉中大声疾呼着“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来越多,我们就希望高情感的环境。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高情感。”(《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于是,人类终于发现:“任何进步,首先是道德、社会、政治、风俗和品行的进步”,(佩奇:《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5页)首先是人自身精神的进步,正如汤因比所强调的:人类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终于,在《安魂曲〉还没有响起的时刻,人类意识到了灵魂的充盈象物质的丰富一样值得珍惜;意识到了挚爱、温情、奉献、艺术和美同样是这个世界上不可须臾缺少的无价之宝,犹如阳光、空气和水分。

而从思想的角度而言,为了拥有“美好的明天”,则亟待我们今天的深刻的反省。显然,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人类文化的重大失误就干脆对于人类文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加以否定,而应高瞻远嘱地把重大失误看作通向未来自由的阶梯。只看到20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了文化的异化,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就作出的结论,解放的根源在于这个社会自身,并且为此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信念,是没有出息的表现。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因为把重大失误看作通向未来自由的阶梯就放弃反省的神圣权利,早在人类的启蒙时代,康德就竭力呼唤着人类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然而,经过启蒙之后的20世纪文化是否就已经脱离了愚昧状态?与过去相比,人类究竟进步了多少?究竟又文明了多少?而且,究竟是从旧的愚昧走向了新的文明,还是从旧的愚昧又走向了新的愚昧?这一切,仍有待我们借助“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去认真予以反省。而这,恰恰就是所谓美学的根本使命之所在。在此意义上的美学,在我看来,无疑是真正地继承了马克思所亲手开创的美学传统,也是康德之后美学大行其世的重大意义之所在。此时此刻。美学的姿态已经不再是维纳斯式的静观、玩味,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批判、反抗,也正是因此,关于20世纪人类文化遗产的反省,就本文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的文章而言,所关心的就不是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的细节,而是:“商品化、技术化对于20世纪文化意味着什么”?

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写道:

希望之梦永远在我们肩上,

可是我们有肩膀吗?

那么,面对21世纪的“希望之梦”,我们的20世纪的人类文化是否“有肩膀”呢?我愿意承认,这诗句,正代表着我在写作“关于20世纪人类文化遗产的反省”的系列文章时所最想说出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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