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一种批判性的审视:“话语体系”何以能打造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4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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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要:学术话语变革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学术话语主体的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取决于学术话语主体的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在学界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核心。至少从目前来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其关键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从方法论上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衔接点”。

  

  关键词:话语体系;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近年来,为了克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危机,各种强烈要求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呼唤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学界似乎又有了“大跃进”年代的热情。然而,细微观之,在这种“热闹”的表层下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所以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新的学术话语只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副产品,根本用不着去专门“打造”。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这就是说,“术语的革命”内含在“新见解”中。进而言之,脱离理论内容的真正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打造不出来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学术话语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归根结底是受理论创新规律制约的。在我看来,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目前的危机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必须首先批判性地审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的羁绊。因此,这里应提出的问题是:造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在整体上乏力,从而导致其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打算对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至少从目前来看)加以批判性审视。

  

  一

  

  话语的主体是人。学术话语的主体是学者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学术话语变革是学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这种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话语打造”问题。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的学术活动中,首先重要的是学者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价值观就是指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诉求 。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深深地映现在学界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抉择。我把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各种价值观大致分为五类。一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试图把我国改革开放在一定时期内所出现的“双轨制”凝固化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以各种方式拒绝和阻碍推进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何谈理论创新?!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把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所有“产业”都归结到“制造业”这个术语中的做法的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这种做法掩盖和抹杀了经济史上两个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由此,他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我以为,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转折关头,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阻碍作用最大。这不仅仅因为这种价值观的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舆论方面的资源,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同时也因为它有着一系列“漂亮”的外衣和口号,常令反对者“投鼠忌器”。例如:当你指出中国的“双轨制”及其由此形成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处于“瓶颈”状态的重要根源时,它就理直气壮地责备你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当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有步骤、有重点的推进过程。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价值观的要害是不要这种全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它虽然在大多数公开场合下不敢否定政治体制改革,不过,从它给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设定的各种“苛刻”条件来看,实际上就是不要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期望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社会,其主要表现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与马克思所说的“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不是一回事。前者带有“制度性”模仿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强调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因素。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打这方面的“擦边球”,使人们难以对其有清晰的认识,如它常常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在发展的转折时期的确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但问题是:这种价值观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口号下,不仅仅是要照搬西方社会发展的“细节”,而且试图把“基本制度”羞答答地“偷运进来”。为此,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西方学界已经“过时”的和还“没有过时”的术语,一股脑儿搬运进来,在中国学界“兜售”得非常彻底。它往往把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作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注释”,即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适性”。

  三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开倒车,全面恢复“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其主要表现是:打着关注社会底层的旗号,以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为借口,全面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一般说来,中国的“新左派”是这种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关注社会底层,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其中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为此,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在其术语上具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和或多或少的西方“新左翼”之形。应当承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确存在种种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问题,但这是由改革贯彻的不彻底引发的,与要不要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往往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这里以制度改革为例。众所周知,“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是中国的一切“制度性弊端”的根子(即便在中国学界也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问题),“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归根结底都是由此繁衍出来的。对一个具有“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制度特点的民族国家来说,社会财富越增长,经济越发展,“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对整个社会机体的腐蚀作用就越凸显。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可以认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在其发展的哪个时期,我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一“制度性弊端”的根子。所以,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很不彻底的,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四是中国“复古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怀旧”心态,试图在当今时代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价值观有三个特点:“文化决定论”——祈望用纯粹的文化来化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存在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此其一。其二,“中国文化中心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其三,“幻觉式”的时空错位,以为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古代不存在,故就应该在思想观念上回到古代(似乎思想观念一回到古代,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就不存在了)。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所在,应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观的学术用语离“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很是“遥远”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的确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 ,对此绝不能小觑,但这与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主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恩格斯在1890年8月21日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说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视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把不断深化改革视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种价值观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的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此使中国全面超越“瓶颈”状态(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种价值观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视为“间断性”与“非间断性”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它既不菲薄改革以前的历史,也绝不留念过去;既不美化改革的现实,也绝不因改革中的问题而退缩;既拒斥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社会道路,也注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选择第五种价值观,拒斥前四种价值观。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只能出自于这种价值观导向。然而,目前问题的严峻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这第五种价值观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学术话语上,前四种价值观都有“丰富的资源”可直接借用: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可直接照搬中国古代典籍的话语,即便借用“西学”的某些术语,也是旨在坚持“中体西用”;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对内可直接照搬“文革”及其以前的话语,对外可直接照搬西方“新左翼”理论等的术语;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可直接照搬西方学界主流的话语;而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价值观的术语就比较杂乱了,它往往根据自己在不同场合的具体需要而将上述三种话语交替使用(学界的好心人所说的“话语打造”显然不是指上述这些“借用”或“照搬”)。唯独第五种价值观,其术语在整体上显得“不景气”。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合理的学术体制(包括学术评价体制)的缺失,行政权力的全面渗透(包括“官本位”、“身份本位”在学界大行其道 ),学术基础被严重腐蚀,学界浮躁风气日趋蔓延,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等等,但更为根本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在中国学界尚未完全确立起来(且不说其还往往遭到扭曲) 。

  说到这里,如果再回到本文开头说所说的“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由于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而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那么蕴涵在其中的意思也就更明确了:把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口号提出来,这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危机日趋严重的直接表现。试想:各种价值观相互碰撞,且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尚未成为学界的主导,故真正的理论创新举步维艰,此时,“话语打造”只能是试图“制造繁荣”的一种无奈之举。而对真正的理论创新来说,这种无奈之举不仅无助,而且有害。它充其量是把“话语打造”演绎成为一种文字游戏。据此而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话语方面表现出来的“苍白”,是其内容“苍白”的直接表现。或许有的人会对笔者的上述看法提出质疑:难道新的理论或理论创新不需要新的话语吗?当然需要,但它不是独立打造出来,而是内容创新的一种自然显现。如果我们不解决“内容”问题,而只是在“内容”的表现形式方面“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内容丰富而话语缺失的问题,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创新乏力但却把“话语打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问题。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缺失。“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话语危机乃是思想乏力的直接表现。如果我们不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全力以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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