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法学家钱端升的思想改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14-06-01 09: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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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编者按:可能许多人认为,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是因为受到强制洗脑,才被迫转变政治观念,放弃独立观察与思考的意识。但一些学者(比如许纪霖、杨奎松)通过具体考察个体的“思想史”,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和个人境遇,发现这个问题并非如此平面。一些知识分子在选择时,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那样软弱,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杨奎松)无论是本文提到的钱端升,还是陈寅恪、董时进、马寅初、潘光旦、饶漱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呈现的状态是多样的。而他们,正是我们常挂口中的,留守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因此,或许我们有必要将问题进一步细化,尝试发问:当时留守大陆的知识分子各自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思想上,经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这与个人经历、学识,以及国家动荡、新政权施为等,有怎样的关系?

   基于这样细致的发问,陈夏红老师为读者梳理了民国法学家钱端升,在新政权成立后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其实,可以自问,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会比他们做的更好么?

    

   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

   陈夏红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遂不顾友人挽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多方设法回到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人民中国。

    

   一、万里迢迢为“解放”

   回国后不久,钱端升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之后到北平解放前,钱端升所做的一切,在自述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据那几年参与校委会工作的同志会议,在多次校委会上,钱端升先生是最积极发言,而发言又有见地的少数教授之一。”

   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的意图,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在1949年旧邦新命之际,选择跟共产党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据北京师范大学于风政先生统计,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陆或者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去美国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占院士总数的11%。钱端升可以说算入留在大陆的74%之一,当然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其他知识分子至多只是放弃国外或国民党的邀请,而钱端升则是自己不远万里奔归“解放”的。对于钱端升执意回国的缘由,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指出:

   钱不但未在1949年逃离北京,反而支持“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他所以留下来不走,原因并非他有特殊的从事社会活动的兴趣。因为在1949年以前,他除去以学术知名外,人们认为他不是一个极富政治野心的人。可以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

   钱端升本人亦在在1949年3月9日给美国朋友费正清的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各大高校纷纷主动或者被动地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钱端升衷心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动地开始了对政治以及形势的学习,作为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甚至在6月中旬就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了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有正式指令的前提下,自发地进行的。

   9月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盛会。钱氏后来即以此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印象和感受,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了《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对于政治协商制度给予了毫不吝啬的好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也是中国有史五千年以来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他划了一个时代。他继往开来。”“可以肯定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制度确是民主的,整齐的,简括的,不特非中国前此的制度所可比拟,即比之苏联亦无逊色。”

   开国大典时,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此,钱端升是感恩戴德的: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二、自我改造急先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端升先后或同时担任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年,钱端升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相对于大多数被迫靠边、只能在政治学习中日渐老去的“旧知识分子”而言,钱端升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一年可谓顺风顺水。

   即使如此,钱端升亦未放松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他极力想通过自我批判,而使自己政治上更加进步。1951年钱端升参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现场观摩土地改革,回学校后,向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谈了心得体会。回京后,钱端升写了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于1951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从1949年初开始就绵延不绝。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思想改造的力度有了突飞猛进的加大,如果以前的自我改造还侧重于学习思想政治的话,那么到了1951年底的思想改造,则成为无所不用其极的自我批判。

   这中间的带头人即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从1951年9月份开始,马寅初发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自发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开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先河。“这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和学习模式:听动员报告、学习讨论、揭发、控诉、自我批评、检讨、总结、落实政策、区别对待。”

   钱端升以及其他学者的自我批判,使得执政党看到“现场观摩+自我批判”模式的好处。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敏锐地抓住了知识分子自发进行思想改造的机会,于1951年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打算把这一自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变成由执政党主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此获取民意,震慑敌人。《通知》指出:

   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性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钱端升的文章发表于1951年11月20日。17这一时间与同时期其他知识分子发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时间相比,无疑是相当早的。从上文脚注中的时间排序来看,在被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十名“典范”当中,钱端升发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时间排在第二位,只有燕京大学的蒋荫恩比他的文章早了一周见报。

   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两种推测:第一种,我们可以认为钱端升对于政治运行的规则不太熟悉,无意中过早地作出了表态;这只能说明政治学者对于现实政治的迷蒙。第二种,我们也可以认为,钱端升对于这种表态的后果等等是非常纯熟的,他之所以在大学多学者,包括自发思想改造运动发起人马寅初在内都还没有表态的当儿,的确是缘于内心对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从钱端升的学术背景来看,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中共中央的《通知》印发于1951年11月30日,与钱端升的自我批判文章见报相差前后不过十天时间。由此我们亦可以说,钱端升的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在首都高校知识分子正在进行自发的思想改造之后、中共中央准备全面进行思想改造之前。这个时间是耐人寻味的。

    

   三、“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钱端升开篇即指出,“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现在体会到,这是由于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是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的态度。”钱氏认为,其“是在这样一个可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

   那么,钱端升的“初步的觉悟”是一个甚么样的水平?钱端升自述: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于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于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甚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认识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不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于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地学习态度而有效的学习方式。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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