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王造时与国共关系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13-12-08 15: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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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上海的律师王造时也收到约稿函,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这篇文字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东方杂志》删去此段文字,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王造时就此专门向杂志提出抗议,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

   看到这段材料,笔者眼前不禁为之一亮。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重新爬梳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听众之一。梁启超对国民党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胸,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文章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责任不在孙中山和国民党,而在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丛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也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并加了按语在头版予以转载。这下王造时的名字便随同这篇文章不胫而走。

   梁启超获悉此文及作者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要求写悔过书,并由他亲自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

   曹云祥连续3次为此约见王造时,但王非常固执地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王造时同时威胁说,“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曹先生是很虚心的人,听此言,觉得有道理,笑着提出改用委员会公断的办法来解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造时后来推断,“我想必定是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恶化

   1925年清华毕业后,王造时前往美、英留学,一去就是5年,1930年学成归国。在其晚年自述中,王提及归国时的3种选择:跟共产党革命,跟国民党做官,去大学教书。尽管这种回忆由于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交代材料,有着刻意逢迎意识形态的痕迹,但考察一下王造时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不难发现,王造时当时如果选择跟国民党合作从政,道路是非常广阔的。早在英国时期,CC系就通过王造时的同学罗时实接洽,让他回国后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但王造时并没有走这条通天大道,而是选择了教书,受聘为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教书之余,王造时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胡适、罗隆基等主办的《新月》杂志上。王造时文风酣畅淋漓,锋芒毕露,非常受读者欢迎,但也令当局头痛不已。

   比如差点导致《新月》关闭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表面上看是在重述1840年以来“中西接触后的政治变化”,末了的笔墨,却图穷匕见: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是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成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尽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鬻官卖缺,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举世间所谓是非,所谓廉耻,所谓公德,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孤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该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皇帝。(见《新月》第3卷第11期)

   如果说上述文字尚在反讽或者暗喻的话,那么《国民党怎么办》一文,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的执政党。这篇写于1932年10月25日的短文,针对国民党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发表的《告国民书》,历数国内外困局,喝问“国民党怎么办”,锋芒毕露,文采斐然。王造时在这篇文章中,从军事、政治、党务诸多方面,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对日和平外交、依靠国联等鸵鸟政策,指出抗战一年的教训,“证明我们同日本是绝无外交可言”,“又证明国际联盟是绝不可靠”,“再证明国际上各种和平条约是绝对无用”,“更证明依靠外国是绝对没有出息”。在无数次地质问“国民党怎么办”之后,王造时给国民党开出了“药方”:

   为证明“本党今后之责任,在竭忠尽能,努力事实,不待于多言”(见《告国人书》),请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一)确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的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移党费去做援助义勇军的军费。(三)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武力收复失地。(四)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治、民享、民有的宪法。那么不但“本党愿与我全国同胞,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见《告国人书》)我全国同胞,也愿与我贤明的国民党,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王造时除撰文外还创办言论刊物。1932年11月创办《主张与批评》杂志,不久就被查禁,又于1933年2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这前后,王造时撰写了大量剑拔弩张的时评,只看这些文字的标题就已惊心动魄:“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国民党怎么办”、“怎样达到贪污”、“安内必先攘外”、“领袖的条件”、“泛论爱国的功罪”……1935年自由言论社出版这本文集时,王造时名之为《荒谬集》,之所以选此书名,是因为国民党查禁王造时言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言论荒谬”。

   除非在民主国家,否则再有雅量与胸怀的统治者,都不大可能容忍这种言论,更何况国民党本不是一个有雅量的政党。对于王造时这种敏感人物,当局的一般对付方法是“边拉拢边打压”。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王造时。刘说,政府正在剿灭共产党,为抗战做准备,建议王造时最好去南京工作,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对此并未直接答复,只是婉言谢绝刘健群的好意,表示不愿意抛弃现在的教书生活,而对于国家大事,将继续抒发个人见解,但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于是,查禁《自由言论》顺理成章。国民党当局除了查禁这份新生但风头甚健的刊物之外,还密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原有聘约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当局妄图通过这种制裁方式全面封杀王造时。王只好去章士钊开办的律师所挂名开业,并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译书以维持生计。

   除了空间和经济上的封杀,国民党特务甚至将王造时列入暗杀计划。1949年后上海肃反期间,抓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两人供认曾奉当局之命执行暗杀令,并到王造时住所附近踩点,可见王造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

   “七君子事件”与出狱后被频繁拉拢

   知识分子和当局关系恶化的最终结果,即便不杀头,囹圄之灾是断然免不了的。随着笔政空间越来越小,王造时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1935年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陆续成立。王造时由于与章伯钧的关系,加入了这3个组织,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活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1936年“九一八”事变5周年前夕,蒋介石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请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王造时前往广州会谈。此举意在调虎离山,使他们不能领导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王造时等人的答复是:过了9月18日再动身。这自然激怒了当局,11月22日深夜,王造时等救国会同仁被捕,酿成“七君子事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慑于国内外压力,王造时等七君子被释放。刚刚摆脱牢狱之灾的王造时,再次成为国民党各界拉拢的对象。

   据王造时在其“自述”中回忆,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拉拢,便至少有3次:抗战爆发后,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王造时和罗隆基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会后熊式辉约罗隆基、王造时密谈,可以留他们在江西从事行政工作,也可以在当时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中每人拨20万元,用来开办实业。此邀请被王造时婉拒。另一次,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王造时和罗隆基任何一人,回江西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政治训练处处长,亦被王造时婉拒。第三次,熊式辉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王造时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事宜,由于此事关乎训练抗日干部,王造时等人终于同意从事相关工作。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王造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主要做两类工作:一类是反对对日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另一类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当然,国民政府对于这些“刺头”参政员恨之入骨,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改组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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