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辑《钱端升全集》的前后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我的新浪博客“陈夏红的广播站”上发表过一份我主编的《钱端升全集》清单。
但有想法易，实现想法难。过去十年间，我曾数度努力，试图推动《钱端升全集》的出版。但囿于越来越市场化的出版格局，加上我在学术融资方面能力的欠缺，这一想法一度搁浅。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当时供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燕大元照）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
在那之后，我曾和法律出版社孙东育编辑聊及这套书出版的可能性。她最早提议可以考虑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我们曾设想过共同努力。但后来我于2011年4月出国四年，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
2012年时，我在荷兰格罗宁根见到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他当时专程来荷兰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聊及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想法，黄进校长表示支持，并且建议放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
2015年5月回国后，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主任聊及图书策划，聊到这套书，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即共同致力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事宜。刘海光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及黄进校长亦应邀欣然写了推荐信，再加上这套书的基本文献都在手头……上下同欲者胜，种种有利因素叠加的最终结果，便是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
进入2016年之后，这套《钱端升全集》的编辑工作便慢慢展开了。但由于不同的国内出版社近几年曾出版过钱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国政制史》《比较宪法》《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因此版权问题的解决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与出版社编辑商量，先行录入、勘校不存在版权问题的钱端升早期发表在《益世报》《今日评论》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图书，力争双管齐下。而在版权问题解决后以及我能推掉一切事物全身心投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和《文选》的编撰整理工作时已是2016年10月，当时距离为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献礼的出版计划，时间勉强半年；考虑到春节因素，实际可利用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编辑工作便是在这么紧锣密鼓的节奏下进行的。与时间赛跑，本来就胜算不大，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使这套《钱端升全集》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与读者见面。
二、钱端升的身世略述
关于钱端升，我写过一些文章，先后收录在拙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以及《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中。坦率地说，由于一直计划着要写一部钱端升评传，所以这些文章都属少作，十多年前写出来后再未大幅度更新。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在有足够的勇气和时间重写之前，我笔下的钱端升，或者说我对钱端升的认识，大体依旧停留在十年前。
由于常年关注钱端升，且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停停进进地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我对钱端升应该说十分熟悉。只是越熟悉，反而越无言，不知道如何下笔。当试图在这篇总序里介绍钱端升的生平时，常有“掷笔四顾心茫然”之感。
在我看来，钱端升的人生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24年。弱冠之龄之前，钱端升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学中。到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归国，他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凤毛麟角的青年才俊。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当然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理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躬耕讲坛之外，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执教之余，他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多半年，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与言论救国，钱端升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钱端升本人对实际政治并不是十分感兴趣，所以他从未在国民政府时代做过行政官员；他热衷或者乐此不疲的状态，似乎就是以学者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端升、胡适、张忠绂曾应国民政府派遣，前往欧美推行民间外交。除此之外，钱端升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通过这种方式陟罚臧否当朝政治，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于钱端升这类知识分子倒也还算宽容，虽然恨得咬牙切齿，毕竟日寇当前，也就听之任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引发“一二·一”运动的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而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景仰。我曾写过一篇《铁骨钱端升》描述其风骨，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检读。
第三阶段：1953-1990年。1952年底，钱端升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1957年反右运动中，钱端升被视为“章罗联盟”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遭遇精神上的苦厄近二十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最终于九十高龄驾鹤西去。
纵观钱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汹涌江水，在历史的河谷中纵横腾挪，得意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失意时唾面自干、自身难保。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钱端升都给我们留下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宫，希望这套《钱端升全集》的出版能为后来者解码钱端升搭桥铺路。
三、钱端升的学术世界
既然是全集，理当对收入这套《钱端升全集》中的学术著作做必要的介绍，为读者展示钱端升的学术世界。
（一）《议会委员会》（英文）
钱端升的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是其学术生涯中第一部完整意义的学术专著。其英文副标题甚长，但完整地体现了该论文的关键内容，显然，这是一项从比较政府层面，对英国下议院、美国国会、法国众议院及德国国会相关委员会职能与角色的比较研究。
在写作过程中，钱端升曾专程前往美国国会调研，并拜访相关议员和议会领袖，从而获得了有关美国国会议会委员会的大量珍贵资料。从篇幅上看，这部作品可称“巨作”，当年钱端升通过打字机打出来的原稿，多达542页。
（二）《法国的政治组织》
1929年5月，当时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系的钱端升，在《法国的政治组织》序言中表达了其学术雄心：“这本小书不过是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著者的计划，想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成一本书。”只是由于“全书的完成尚需时日，所以先把法国那部分先行刊印”。基于此，钱端升曾于1929年出版了《法国的政治组织》。
（三）《德国的政府》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的《德国的政府》，分为十三章，共334页。此外还有长达17页的参考资料目录，绝大部分为德文文献，少量英文文献。
钱端升在其晚年，十分看重这本《德国的政府》。 “1930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时在北大兼课，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这期间，除教书备课之余，我还撰著了《德国的政府》一书，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魏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晚年的钱端升总结自己的一生，特意提及了这本《德国的政府》。由此，足以看出这本书在钱端升学术生命中的分量。
（四）《法国的政府》
1933年，钱端升将《法国的政治组织》一书予以修订并更名为《法国的政府》再版。《法国的政府》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较《法国的政治组织》有着比较大的区别，而且对于《法国的政治组织》中的错讹部分均做了详细的校对和修正。
（五）《比较宪法》
《比较宪法》自1936年开始，才变成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作品。而早在近十年前，王世杰就以其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宪法”课程的讲稿为基础，编纂成了《比较宪法》，1927年7月出版第一版。
到了1936年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考虑到十年间各国宪法的剧烈变动，以及新近出现的政治理论对立宪主义的影响，由钱端升执笔，以第二作者身份，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对该书做了大量的增删。尤其是关于中国宪制，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将其列在第五编中插叙，考虑到中国制宪问题十年来的新进展，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亦已在政制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故钱端升决定新增一编，专门讨论“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分别有清季之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及北京时代的制宪、国民政府时代之制宪、国民政府的机构等四章内容。
（六）《民国政制史》
《民国政制史》上下两册，共计于1938年春出版第一版。1944年4月钱端升等对该书做了重订后，出了增订版。钱端升等从行政问题入手，中央与地方并重，对1912到1936二十五年间的中央地方各种制度，“无论合法非法，俱当有所述及”。
（七）《建国途径》
这本《建国途径》出版于1942年。与其他专著不同，该书是钱端升1941年前后在《今日评论》发表的系列文章之结集，包括《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一党与多党》《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我们需要的世界政策》。职是之故，我编订《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时，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单独诸篇收录上述文章，而未在学术著作中重复收入《建国途径》，特做交代。
（八）《战后世界之改造》
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对战争结束后的诸多问题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钱端升在该短序中指出，“获取胜利不易，获取和平更难”，为了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尽早树立永久和平，有必要未雨绸缪，因此写下了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钱端升指出，和平所包括的问题极其繁复，对相关可能涉及的问题应及早展开讨论，准备好方案对策，以便将来之用。钱端升同时交代，除了供中外读者展读的《战后世界之改造》外，他还计划另成一书，专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九）《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是钱端升唯一一本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英文著作，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导论由哈佛大学Arthur N. Holcombe执笔。
仔细看上述书单，可以发现钱端升的学术著作以英文博士论文开始，以英文学术专著结束。这实在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也说明，钱端升是一位颇具世界眼光与中国情怀的政治学家。
这套《钱端升全集》收录了上述全部作品。据我所知，除部分未发表的草稿或散佚的文章，钱端升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学术成果基本上都体现在这里了。从探究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的角度，这套《钱端升全集》已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学术世界。对于后来者而言，无论你看或是不看，它已然在那了。
四、作为政论家的钱端升
钱端升一生坚持以笔论政，对现实政治显示了极大的热情，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与焦灼。
钱端升的政论生涯，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代。这一阶段，钱端升刚从哈佛回清华，正好赶上清华从学堂升格为大学的关键时期。钱端升作为清华“少壮派”之一，在清华改制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段的文章，大多与清华相关，要么讨论清华改制事宜，要么在清华写就。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关注当时的社会热点如联俄问题、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等。
第二阶段：1930年代。钱端升此时回国已四五年，年岁渐长，笔锋亦愈发成熟，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化的节拍，既关注中国抗日的微观问题，也关注政制建构的宏观话题，同时亦关注以裁军、备战为核心的世界局势。这一时间段，钱端升除参与《独立评论》《现代评论》的编辑并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含量的时评外，1934年初接替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八个多月写就180多篇社论，最后因笔锋过于犀利，触怒当道，被迫去职。这是他在言论领域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外，钱端升1934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加入民国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成为这次讨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第三阶段：1940年代。抗战期间，钱端升在西南联大约集同道，创办了《今日评论》杂志，绵延出版数年，先后出版五卷若干期。借助《今日评论》及其他平台，钱端升继续秉持其关心国家前途的古道热肠，纵论抗战的前途、宪政与法治、战后建国以及战后世界的改造等诸多问题。抗战胜利后，钱端升成为《观察》的撰稿人，亦参与了《新路》杂志的创办，呼吁国民党结束独裁，还权于民，推动政改，对时局的走向大声呐喊，半个世纪时移世易，但嘶哑的呐喊声却犹在耳边。
对于钱端升的这些文字，他在晚年编订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曾经编选过几篇。而后来孙宏云教授在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时，又发掘编选了数十篇。在这些基础上，我又从多年来辗转全国各地搜集的钱端升文献中拣选出数百篇，共同编辑成为这套《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文选》卷收录了上述三阶段绝大部分的作品；由于时间所限，部分新近发现的文章、钱端升的书评等数十篇，未能来得及录入、校订并编入，留下些许遗憾，留待《钱端升全集》第二辑编入。
第四阶段：195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代之后，钱端升还留下了不少文字，我们择其要目编入《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名以“补遗”，权且立此存照，也为读者认识钱端升提供了更完整的信息和素材。
五、关于《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2015年七八月间我和刘海光共同商讨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钱端升全集》出版资助事宜时，考虑到其相关性以及《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自身的价值，遂决定将之与《钱端升全集》共同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当时《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已有六十多万字的底稿。
但我也深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毕竟不是钱端升本人的作品，贸然收入《钱端升全集》总容易让读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几经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将《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与《钱端升全集》同步出版，用近似的装帧风格，表达这两大类作品的“同甘共苦”之意。这样，对于真正对钱端升的学问与人生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各取所需，洞察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纵览钱端升的风云人生，不亦乐乎？！
是为总序。
陈夏红
2017年4月7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注释:
钱端升（1900 - 1990），字寿朋，上海人。我国著名法学家与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独著）、《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民国政治史》《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政府与政治》、《民国政制史》（与萨师炯等合著）。
作者简介：陈夏红，1981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著有《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与《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等书。曾协助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完成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编有《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孙中山答记者问》、《孙中山演讲录》、《思想的气象：法大学术演讲录》及《思想的交锋：法大学术访谈录》等作品。在《法制日报》开有双周专栏“破产法札记”，在《法治周末》开有每周专栏“方寸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