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弘弘:论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救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4-04-27 21:22:44

进入专题: 公职人员   名誉权   言论自由  

胡弘弘  

    

   摘要:  公职人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因而公职人员的名誉实际上综合了人们对公权力机关和对公职人员个人的评价。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既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相联系,又容易与所谓的政府名誉权混淆,也与作为普通民事主体的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交织在一起。它具有受保护程度有限、“受损”后的自我救济能力较强等特点。基于对国外公职人员名誉权纠纷处理原则的考察,我国在处理公职人员名誉权纠纷时,应注意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对公务行为发表评论的自由。但同时也应保障公职人员作为民事主体享有的名誉权,其中需要证明侵害名誉行为的主观恶意和名誉的实际损害。当然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更需要纠正和防止一些片面或极端的观念和行为。

   关键词:  公职人员;名誉权;言论自由

    

   近年来,我国出现多起表达自由与“官员名誉权”冲突的事件,如《中国农民调查》与某县委书记之间,[1]《中国青年报》与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之间,[2]辽宁某媒体与原辽宁省阜新市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之间,《山西晚报》记者与某副县长之间,[3]还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海南两名教师涉嫌编山歌诽谤市领导被拘案,[4]等等。有的体现出公民表达自由被空前重视和公职人员受“委屈”的情形,有的却体现出公权力的强大和公民言论行为被指控触犯刑律的情形。如此种种,促使人们对公职人员是否享有名誉权,其名誉权的内容有哪些?其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又有何特点上的不同?其名誉权的救济有何特殊性等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从宪法学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以便我们全面地考量此类纠纷,厘清公务人员和公务活动的行为性质,正确认识此类纠纷,以及探讨合理的公职人员名誉权受侵害后的救济原则。

    

   一、公职人员名誉权的涵义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名誉的定义是:名誉是对于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如名声、荣誉、信誉或身份的一般评价。[5]《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名誉定义为:名誉是指一个人被其他人认可的声誉。[6]《元照英美法词典》则认为名誉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名声、声望、声誉,指对于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的一般评价。[7]《现代汉语词典》将名誉解释为名声,而名声是指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8]这些看起来似乎不同的定义基本上都是以“社会对人的品德、才能以及其他素质的综合评价”作为名誉的内涵。

   名誉权是建立在对名誉认识的基础之上。一般认为,名誉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9]名誉权由特定的主体享有且不可继承、不可转让,其保护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而非财产利益,保护名誉权的义务主体是社会上的所有成员。这就是名誉权的三大特征,即专属性、非财产性和绝对性(对世权)。在我国,名誉权最初纳入法学范畴是基于民事权利的角度,我国《民法通则》第5章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对于触犯刑律的侵犯名誉权行为,我国《刑法》第246条亦有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虽然我国《宪法》未明示或者单列名誉权,但实质上名誉权或为人格尊严所吸纳或为人权所吸纳。

   人人都有名誉权,公职人员也不例外。公职人员具有身份上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代表着某一领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也是普通的民事主体。与之相应的是,公职人员的行为也依据主体身份的双重性而具有两面的特点:即有的行为是公务行为,代表着公权力;而有的行为则是个人行为,只代表着个人意志。基于公职人员主体身份和行为的复合性,公职人员的名誉实际上交织着人们对行使公权力行为或者公权力机关的评价和对公职人员个人的评价。

   公职人员作为普通公民在其私人生活空间中所享有的名誉权是纯粹的个人权利,可一旦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权力行为即成为国家行为的载体了,此时处于公权力领域和公共事务范畴中所享有的名誉权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权利,其权利的归属应是国家或国家机关。从名誉权的主体角度,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只在国际关系中才享有名誉权。因此,所谓公职人员的名誉权实质上就是个人的名誉权。但由于主体具有双重身份,不同身份行为是由同一单独的个体来承担,人们通过对公职人员的评价来评价公权力机关。同时名誉本身是一个评价的综合体,因此名誉本身表象的复合性导致公职人员的名誉权在出现纠纷时更易引起争议。

    

   二、公职人员名誉权的特点

   公职人员的名誉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评价,既包括对他公务行为的评价也包括对他个人行为的评价。我们试从与公职人员名誉权相关联权利的角度,析出公职人员名誉权的复合性特点,以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定的思路。

   1.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相联系。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一方面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必然是以公权力为对象,也必然会议论公职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必须接受大众的监督,这是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必要义务。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必然与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评价交织在一起。

   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成为言论自由的对象,那么公务行为的主体——公职人员必然受到关注,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也必然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因此公职人员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评价。这一评价可能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有真实的也可能有出于误解甚至出于激愤的评价。但是公职人员名誉权的有限性正在于公职人员必须接受这一切监督,他的名誉必须经得起评判。

   2.容易与“政府名誉权”混淆。需要声明在先的是:这里的政府是大政府概念,即国家机关。[10]我们先假定存在“政府名誉权”,那么公职人员的名誉权往往与政府名誉权有关,民众言论中对政府的评价往往也是由对公职人员的评价所组成,政府形象也往往取决于公职人员的形象。政府与公职人员的关系是公权力的享有者与公权力的具体执行者的关系。政府的行为往往以公职人员的行为作为载体,因此,公民表达出来的对政府的指责或不满、批评意见或建议等会不可避免地以公职人员作为针砭对象。以公务行为为评价客体而言的公职人员是否具有名誉权,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名誉权。

   但是,政府是否有名誉权?我们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要回归到名誉权设立的本意。法律设立名誉权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和实现特定的社会主体的尊重需要”,[11],即通过特定主体对名誉权的享有和行使来实现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可和尊重,维护人格尊严。这种认可和尊重是人精神世界中的极大财富,也是人作为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并不是它的“名誉”,而是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政府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其资金来源与运作经费均来自公共财政的支持,亦即纳税人的税收,政府并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名誉权的转化获得财产利益。所以,单从一国之内的组织机构层面上理解的政府并不享有名誉权。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在国际关系上政府作为一个主体享有一定的名誉权,而这种名誉权的义务主体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

   3.与作为普通民事主体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交织在一起。公职人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纯粹的私人事务,如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间、正常的婚恋等,没有因公职人员的身份而发生本质变化。只是由于公职人员的身份而可能被过多地关注。虽然名誉权与隐私权之间存在不同,[12]但是普通民众在对公职人员名誉评价时,往往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既可能是公职人员的职权行为,也可能是评价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其中民众并非总能去伪存真,当掺杂误解、歪曲等因素,并对公职人员作为普通民事主体而言的权利造成侵害时,就容易引发名誉权纠纷。

   4.受保护程度的有限性。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受一定限制已是共识。如2002年的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侵权案中,法院判决范志毅败诉,该判决称:“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13]

   公职人员与一般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一样也具有有限性,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公众的误解与误评。尽管公职人员名誉权所受限制不同于公众人物抑或知名人物的名誉权的有限性,如前者的有限是基于公权力运行受监督的本质,后者的有限性则是基于与公众人物的知名度相伴而来的公众兴趣。但由于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责任,公众自然产生一种期许,希望了解政府官员的履历、出身、人品、能力、财产状况、婚姻家庭等,当公职人员的隐私因为公共利益和职责的需要进行公开时,公职人员也不能完全以隐私权相防御;同时也只有在信息相对透明的基础上,公众才可能有效地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所以一个民主社会对于公职人员名誉权的保护程度是相对有限的。

   5.“受损”后的自我救济能力较强。对公职人员名誉权的“侵害”有的是出于信息不畅而导致误解,有的则是出于故意夸大或捏造事实而导致的侵害,若能通过自救解除误会,也不失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一方面反映公权力意志的渠道较为强大,当公职人员是因为公务行为受到误解或者说因为公务行为受到名誉上的损害时,他可以借助公务便利,比如公布信息等方式予以澄清,将名誉损害降低到最小幅度;另一方面,一国法律总是倾向于限制政府的诉权,规定政府以穷尽“自救”的手段作为起诉的前置程序,以克制政府诉权的滥用,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从国家机关的角度讲,当国家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成为被针砭的对象,或该行为导致国家机关受到公民言论的指责时,国家机关就成为了言论的实质对象,即产生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此时国家机关应以自主主体的角色积极参与公民权利的协调,而不应将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视为冲突的关系所在,否则就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若是对公职人员名誉权的侵害已经扩大,通过自救也无法弥补这种损害或者避免侵害的扩大时,司法救济则应该予以启动。

    

   三、国外公职人员名誉权纠纷处理原则之考察

   我国处理公职人员名誉权案可参考国外的一些相关原则。

1.“实际恶意”原则。“实际恶意”原则是指名誉权“受损”的公职人员需证明“侵权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即事先知道指控、表达是虚假的或出于疏忽大意而不顾指控、表达的真实性。“实际恶意”原则最早源于美国的一个案例。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政治广告,描述全美各地的黑人团体和青年学生举行的抗议种族歧视活动,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恐怖主义报复。文中特别提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政府动用军警以镇压黑人抗议活动。结果该市4名市政官分别在州法院提出诽谤诉讼,举出广告陈述有欠准确的数项事实,如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只被政府逮捕过4次,而文中却称7次,声称该报的广告损害了他们的名誉,要求《纽约时报》和广告署名的个人作出巨额赔偿。州法院基于严格的私人诽谤规则,假定广告的诽谤存在,除非被告能够证明广告所作的陈述属实,他们就对假定错误的陈述所造成的诽谤负有赔偿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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