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

——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14-03-25 16:06:44

进入专题: 党国体制   一党宪政国   形式主义   宪政主义  

白轲  

  
摘要:  宪政原本是一种建立国家的方法,但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民主和民意的表达形式,之后又以跨国宪政主义的形式迈向全球化。在诸多现代宪政体制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党制度一直颇具争议性。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强世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有关合法性问题讨论的阶段上,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宪政如何根据自身的逻辑实现长远发展。中国宪政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以及党与政府分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为其独有的分权模式,即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包括依法行政)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宪法规范)之间的区分。

   关键词:  党国体制;一党宪政国;党和国家的分权 形式主义;宪政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宪有显示之义,所谓宪法,本为自我参照之工具。[1]宪法还有一个额外元素——它不加批判地描述了事物的意义。宪法也同时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组织方式,通过赋予社会其独有的法律与惯例来勾画出自身的认同感,将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他者区别开来(Backer,2008a)。[2]更为重要的是,宪政曾经是一系列解决政治体制根基并赋予体制合法性的手段,但这套多元的政治工具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McIlwain,1947)。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到21世纪新的全球化制度之崛起之间,旧制度被逐个推翻,国家体系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现代国家体系又在21世纪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宪法这一概念也遵循了国家体系的历史演变,并陷入了两个涉及法律与政治层面上的争论。这两个争论,其中之一是跨国性的,基于国际上认可的惯例与准则来评判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宪政制度的合理性(Henkin,1993)。另一个争论主要发生在国家内部,是关于采取何种手段并有效利用这一手段去实现及实施合法的宪政理念。

   在当今国际政治层面上,宪政主义已与合法性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Raz,1998:169-173)。宪政成为一种衡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政体本身以及其行政权力的行使都受制于国际宪政主义的评判(Backer,2008b)。这种宪政主义混淆了西方国家行政权(gubernaculum)与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之间的传统分界线(McIlwain,1947:86),[3]不过也引发了行政与司法机器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广义理解为法治(rule of law,Fallon,1997)。更重要的是,宪政可以让国家从民众中蜕变而来,将人民意志整合为象征政府与司法合法性的单一标志。于是,“宪政”一词在国际社会中变成了“合法性”的代名词,这种合法性主张国家主权归人民所有,即政府服从人民的意志,并受制于法律(Backer,2008b)。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宪政旨在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提供一套解决方法和具体结构,“从法律上限制权力的行驶,并赋予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民众的完全政治责任”(McIlwain,1947:146)。由此而言,合法的国家与政府即为立宪政体,而合法的立宪政体可以在不受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其法定的权力,合法地消灭那些寻求推翻政府的反对势力。

   我们当下正处于一个以国家机器及其运行的权力实质性框架的合法性来评判政权交替合法性的世界中(Backer,2009),宪政合法性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元素。在几个政治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之间达成政权合法性的共识并不困难,因为它们在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上已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中求同则易,异中求同则难,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棘手之处就是在截然不同的政体之间寻找一个用来分析政权合法性的公认标准(Backer, 2008c),例如用西方的标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期的宪政基本构架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Peerenboom,2002)。具体而言,中国的宪政制度并没有效仿其他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一政治意识形态以特殊的国家—人民关系以及处理经济政治权力的手段为特色。当然,在西方观察者们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具有这些特点的该政治意识形态普遍被视为斯大林主义(或其他变种)式的反宪政主义。[4]从西方自身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通过模仿西方政治模式来获得宪政体制的合法性的臆断,而中西之间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也往往被简化为“非合法性”的标记。

   当然,在宪政合法性边界这一议题之外,还有围绕着“宪政实施”(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所进行的更加庞杂的论述。以美国为例,很多有关宪政的论述都是基于美国宪政制度及其政府架构合法性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假设之上(Fallon,2005)。这些围绕美国宪政意识形态的论述通过结合更加切合时代背景的观点而被整合成一套健全的宪法理论,并通过一系列方法,将社会规则与公理有效地部署和应用。但是在那些对自身宪政合法性仍存疑惑的国家中,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宪政论述是非常有限的。宪政理论上的瓶颈关乎体制自身的稳定性。如果所有涉及宪政的讨论都卡在体制合法性这一关节上,所有公共批评都演变为对基本政治秩序的批判,那么任何有关科学发展与强化宪政体系的讨论都会变得极为困难。中国内部对宪政问题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新兴的跨国宪政主义是以西方宪政组织的意识形态为最优宪政阐述模板的。作为一套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宪政体系,中国宪政理论的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跨国宪政主义的冲击(Clarke,1999)。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宪政制度中一切不足之处以及一切与西方模式相异之处往往被视为证明中国现行制度缺乏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依据。不过这种学术现象也驱使中国学术界展开了有关中国宪政合法性以及有关如何更好地实施宪政体制的讨论。[5]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术界并不了解近期在中国内部关于宪政的活跃讨论。一些学者通过引述西方学术观点来批判现行宪政合法性或宪政实施(Yu,2009),另一些学者则在探寻关乎中国宪政合法性及可实施的理论途径。[6]

   在中国法律学术界的近期讨论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强世功教授的研究极具代表性。[7]强世功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关于宪政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学派(Jiang,2013)。一个是注重法律形式主义的“司法立宪”学派(judicial constitutionalists),该学派主要以倡导西方宪政学说观点为代表,倾向于西方式的多党制,并认为中国的宪政将势必朝着美国式宪政的方向发展。从正式的法律结构出发,这些主张“司法立宪”的学者们关注的是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dures),例如普选制度与立法程序。可以说当下的中国宪政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主流。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不少中国当代的法律学者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尤其是在美国。

   另一学派则是“政治立宪”学派(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ts),持有“政治立宪”视角的学者们试图将宪政思想融入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之中,他们认为中国宪政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议题,更是一个政治议题。强世功对中国宪政的观点显然是倾向于这一学派的。包括强世功在内的“政治立宪”学者们对美国宪政模式的必然性与普遍性保持着质疑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所有宪政政体都必须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同时也反对将美国宪政视为唯一合法宪政样板的主张。这种质疑当然不是说美国宪政模式是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强世功特别强调了美国宪政模式对推进人类文明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然而,人类的进步就意味着创新,而将中国简单地归化到西方政治文明中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创新与进步。然而,历史仍在被创造,政治文明制度的发展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中国面对的是漫漫长路,对于中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贡献的机会也还很多。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创新为宪政制度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强世功坚信,中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将开创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会为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前进做出贡献。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北京共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ennhold,2011)。

   中美两国宪政的主旨都是为政体提供合法性,并且为建立一套服务人民的国家机器提供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与规范(传统上用来衡量政体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国家机器是否能够有效服务人民)。在强世功看来,中美宪政主义的关键差异之处就在于中国的实质性宪政包含了党国结合的制度。尽管中国的宪政体制诞生于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但其仍然具备宪政主义的普遍功能,即管理政治派别之间的竞争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这些宪法共性之下,中国宪政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而对于很多宪法学者而言,中国宪政这一独特之处也是最难以接受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视为中国版本的“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8]强世功试图通过重新定位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解决这一宪政难题。在这一点上,最为关键的就在于不能将中共与西方的“政党”概念混淆。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家天下”的政治哲学,“天下”即“普天之下”,象征着一种普遍性(universality)。在中国古代,皇帝即“天子”,而“天子”这一符号超越了狭义上的派系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天子”秉承天命治理天下,其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功能。强世功认为共产党的功能更接近“天子”而非一般政党,因为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利益集团。这样一来,共产党必须履行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而治天下,以公众福祉为重,保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也基于此,强世功得出结论即共产党和中国历史是构成中国宪政秩序的两个核心元素。不过,强世功在关注历史的同时可能忽略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元素,也因此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共产党在中国体制中的地位。当然瑕不掩瑜,强世功的创新性观点无疑为探索中国宪政核心问题的道路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论述。

   强世功对中国宪政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正契合了当下国际上有关宪政主义合法性的研究热点,为中国夺取了在全球宪政讨论中的话语权。强世功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体制中的角色这一议题入手——这是一个西方现在模式长期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仅揭示了中国独立解决与发展宪政制度理论的可能性,还表明了中国宪政制度理论的自我局限:过于关注宪政合法性的问题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妥当地实现宪法的理念、宗旨和制度建构的运行。

本文并非期寄于对强世功的学术著作进行完整的概述,也不准备全面评述强世功对宪政的研究,我之前已经对强世功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一文做出初步的评论(Jiang,2010; Backer,2012a)。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参与强世功对中国宪政问题的创新性思考,从而激发对中国宪政模式的严肃讨论,并对中国宪政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些看法。文章第二部分将剖析强世功有关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第三部分将讨论强世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基础的看法,并思考公民教育与党政分权在中国宪政建设中的核心作用。该部分将特别关注中国宪政框架下政府机构的行政司法权与党组织的政治决策权的区分。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中国宪政的发展做一个初步的结论,即中国宪法的“革命变革”期已经结束,并开始转向稳健发展的历史道路。无独有偶,美国宪政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之间也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定的发展阶段,但美国最终仍然以制度创新者的身份走向稳定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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