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化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的简要想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17: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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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轲  

  

   译者:戴苗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很少得到广泛报道。有时,这些决议是这个多边组织中各派系在不断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阐明立场的工具,同时也是对国际体系的一种“互利互惠”的管理---此处的“互利互惠”应当被理解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有能力凑足票数并表决通过的那种“互利互惠”。然而在主权国家的互动范围之外,公民社会和普罗大众则必须承受由这些主权国家玩家们所做的表决游戏的后果,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些决议往往是一些已经形成的信念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些特定偏好的表现,或者是那些推动这些决议的国家意图的实现。

  

   多数情况下,上述情景是真实的,尽管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这些决议对理解权力在各国家派系间的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最终,这种话语权将转化为国际社会中的法律或规范并实施在其他国家身上或者是在双边关系的处理中引以为借口。

  

   所以当新的选手加入到这一赛场中时,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在这已经十分复杂的语境中好好思考下这位选手所带来的新特征、动力和其目标。这样说来,由中国倡议的联合国人权决议《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2018年3月19日)反映了其举足轻重的全新视角,这是很值得我们细细推敲的。这一决议在战后的主导国家和媒体中褒贬参半,不过这些回应都毫无例外地忽视了该决议中的核心元素。中国的国际主义现在已经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不过要想理解这一国际主义的本质---和其所暗示的全新的“第四共产国际”---我们需要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新时代”的发展和重心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一思想为全新的实务性话语国家化的“社会主义人权”,即“互利合作”,注入了重大的意义。

  

   这一文章主要阐述了对联合国人权决议《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2018年3月19日)的一些简短看法,同时也附上该决议全文、对决议通过过程的官方总结和一篇广为流传的路透社对此决议的报道(Stephanie Nebehay, "U.S. and China clash at U.N. rights forum on Beijing text," Reuters 23 March 2018)。

  

   乍一看,A/HRC/37/L.36决议就算以人权理事会实践的低标准来看,也是是无伤大雅的。该决议以常见的对核心人权宣言的重申开头,之后回顾了“所有有关的人权条约”(无所谓都有哪些条约---另外,这一表述还可以引用到不同的鸡尾酒式的混合法律,这取决于国家接受并且将这些条约嵌入国内法律的意愿)。该条约也重申了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必须以“公正和平等方式,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对待所有人权”,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即人还是整个人权计划的中心主体。人也拥有拥有人权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而这些权利和自由正是那些有权确定的人所“赋予”的。

  

   在这之后,文本就展开了转折。决议回顾了之前《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的决议并重申(尽管就算在此类文本中普遍的宽松原则,此处文本也显得有些冗长)人权理事会工作的普遍、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将在“建设性的国际对话和合作”的指导下进行。因此,该决议的关键部分承认了“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互利合作在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方面对所有相关利益悠关方都具有重要作用”。

  

   从这一决议开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人权的发展和构建开始拥抱“互利合作”的原则。首先就是要把互利合作原则紧密联系到“能力建设与技术合作”上去,即法律和规范的人权。该决议以一个非常具体和碎片化的方式重申了(细读以下段落):“与相关国家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后提供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对促进人权领域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第二是将人权紧密联系到“增强各国履行人权义务的能力以造福所有人”。“造福所有人”这一概念语焉不详且尚未定义,不过该词可以意味着从将全力外放,赋权国家去保护人权,也可以意味着形成一个基于全球福利的内部人权机构以实现“造福所有人”。第三点是将大数据管理的管理技术转化为具有国家特色的人权事业,即“在客观可靠的资料及互动对话基础上建立合作机制”。第四点,在“互利合作”的最后阶段,服务于更抽象的人权原则的首要的目标是对话和促进国际关系。人权领域的对话将在“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在一个严重倾向于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个人所有的文件中,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国际关系则通过“建立一个全人类享有共同未来、人人享有人权的社会”来弥补这其中的空隙。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该决议通过五次简短人权执行指导对人权事业的实质内容进行了阐述,这些阐述既明确又含混不清。

  

   1. 吁请所有国家奉行多边主义并共同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鼓励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国际和区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为这项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2. 重申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作用,呼吁各国应相关国家的请求并按其确定的优先事项,借助互利合作加强人权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并在这方面欢迎北南、南南及三角合作;

  

   3. 强调普遍定期审议是一项建立在合作和建设性对话基础上的重要机制,目的包括改善实地人权状况和推动各国履行其人权义务和承诺,呼吁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地参与其中;

  

   4. 请联合国有关人权机制及程序继续重视互利合作对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重要性;

  

   5. 请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研究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对于在促进和保护人权过程中培养互利合作的作用,并就此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报告。

  

   浅看之下,这一决议似乎并不引起什么争议,但这次决议的本质,即把国家间“互利合作”的概念嵌入到国际人权规范和实践的核心,激起了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们的强烈抵触。此外,前苏联地区的国家以及数个曾经在西方大国庇护下主导“第三世界”的国家也表达了几乎同样激烈地反对。品读这这份决议让人不禁涌起一股对旧时光的记忆,让老人们纷纷想起上世纪70年代那些景象与情绪(Action on Resolution on Promo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关于在人权领域促进互利合作的决议的行动)。

  

   不过多数投弃权票的国家,或投了反对票的美国,认为“互利合作”这一新概念的核心和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人权的相同性是(或可能是)国际人权话语体系叙事的重大转变。讽刺的是,他们似乎并不理解他们所反对的“互利合作”这一关键术语的来源和重要性。尽管大部分赞同与否的讨论都聚焦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对国际人权讨论的反身叙事结构中对决议的解读和后果上,该决议最重要的要素是其尝试成功地、激进地改变了人权叙事的基础,即从二战后打造一个去纳粹、去军事化的世界的愿景转变为在负有责任促进公共以及个人利益的力量领导下,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愿景,

  

   想要从中国的视角理解“互利合作”概念的含义,我们有必要细致地考虑该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政策纲领中的发展以及这些纲领是如何转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的(这毫无疑问是与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在最近几年中都表现出一种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的发展与细化,即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这些原则经过扩展与细化之后现在正融入进A/HRC/37/L.36人权决议之中去。

  

   习近平最早提到“互利合作”理念是在2013年3月27日,在南非德班举办的第五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收录于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55-359,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Ibid,p.356)

  

   互利合作的两大要素是:(1)“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和(2)“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Ibid)。这些理念也很好地嵌入进了在这次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决议中。此外,互利合作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则紧密相连,即经济发展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互利合作的原则与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之间也就紧密相连了起来。同时也将发展与合作联系了起来(“。。。金砖国家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ibid))。所有这些也都毫无疑问与中国发展的中心焦点联系在一起(Ibid., 358-359)。“(我们的)这一发展是合作的发展,我们将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Ibid., 358).

  

   合作的主题在习近平2013年4月7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被提及。(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收录于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pp.360-367,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合作是基于可持续性的一个动态概念,不过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其表达有四个重点。其一是勇于变革创新,以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动力(Ibid., 362);其二是维护和平,保障共同发展(Ibid., 363);其三是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Ibid., 363-364);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Ibid., 363)

  

   其四是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Ibid., 36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Ibid.)。

  

   这个观点的基础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双边共同性而非一个普世的价值:“中国发展离不开亚洲和世界,亚洲和世界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Ibid., 364)。此处所表现的思想即是互利合作的基础---即相互依赖和发展,最终人权也会通过上述二者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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