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1976年的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3 次 更新时间:2005-06-04 1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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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邱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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