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张伟珂:略论死刑的民意引导——以慎用死刑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3-10-15 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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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张伟珂  

    

   【摘要】对中国死刑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引导死刑民意逐步变化的过程。然而,如何引导死刑民意,必须遵循死刑心理形成、变化的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影响死刑改革的稳步进行。基于此,死刑民意引导的基本策略,就是在理解公众在死刑改革问题上的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各个群体如国家、学者、媒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死刑改革的积极性,确立死刑民意引导的基本路径,即以死刑政策为基础,以死刑司法为主线,以死刑立法为根本。

   【关键词】死刑民意;死刑心理;死刑政策;死刑司法;死刑立法

   一、前言

   死刑民意是死刑改革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何应对死刑民意?越来越多的观点主张应当积极引导死刑民意,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或者符合民意。在笔者看来,死刑改革中应对民意的理性态度,就是引导公众理解和支持死刑改革,使公众成为推动死刑改革的主要社会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意是否支持死刑改革,不但关涉死刑改革的进度和深度,而且决定着死刑改革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所以,死刑改革决不能无视民意、排斥民意。同时,死刑民意与死刑改革理念之间也存在对立和冲突。比如,由于意识层面上死刑民意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倾向以及公众对死刑问题认识的简单化,导致实践层面的死刑民意呈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多变性和缺乏远见等特点,这些都与死刑立法改革的科学性和死刑司法的程序性相背离。所以,死刑改革的过程也必然是引导死刑民意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在民意内部孕育限制、废止死刑观念的过程,更应该一个是变消极等待民意变化为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支持死刑改革和参与死刑改革的过程。与静观民意之变相比,引导民意的优势在于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相配合,以改革目标为导向,对民意的心理变化趋势提供明确的指引,从而为民意的变化提供充分的动力支持,可以加速民意演变提升的进程。然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引导民意与等待民意相比,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改革模式通过外力来带动民意的发展,需要在制度上和实践上作出一些适当超越民众现实心理的举措,这就有可能引起民意的反弹,一旦处理不好,不但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使已经取得的改革有所退步。从世界范围内废止死刑的历程来看,一些国家在废止死刑过程中所出现的循环往复就存在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引导民意必然面临着风险,而这种风险如若失控则可能会演化为改革不能承受之重。但是,之所以会出现改革的风险,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改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民意出现反弹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准确把握民意的现状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引导民意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层面,引导民意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基于死刑改革的需要,死刑民意的引导策略,应当以死刑改革目标为导向,以死刑民意的形成、发展规律为基础,从死刑民意的本质即死刑心理的形成因素着手,将各种有助于实现死刑改革目标的要素加以整合,发挥其整体功能。在宏观层面,死刑民意的引导策略应当关注民意引导的根本、主体和路径。

    

   二、死刑民意的应对之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心理,对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社会存在给社会心理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又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进行限制。这种发展与限制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在适应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利益,比如,有吃、穿、住、用、行的需要,有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需要,有人际交往的需要,有追求人类自由和尊严的需要,有追求政治权利和民主进步的需要,等等。而在产生需要的过程,人们也出现了对利益的认知和判断,不同需要意味着利益的产生与再分配。可以说,社会存在是需要、利益产生的客观条件,需要和利益在人类主观意识层面的不断循环与深化,就逐渐印刻在人类意识当中甚至成为一种本能的反映。社会心理不是虚幻的观念和意识,实质上是人类需要和利益的载体——社会心理在实质上就是人类对需要和利益的主观认识。在这个层面上,作为社会心理表达形式的民意,被学者进一步解构,即民意中的主观要素是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而需要是民意的基本前提,利益则是民意构成的基本原则。[1]因此,我们对死刑民意(心理)的分析,可以从需要和利益两个方面来展开,为进一步了解死刑民意的引导机制奠定基础。

   (一)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

   需要和利益是影响社会心理形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首先,需要影响社会心理的形成。需要是属于人的主体内部的东西,是主体想满足自身匮乏而产生的一种冲动。[2]在根源上,客观上的贫乏与主观上欲望形成了需要的内在动力。然而,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同时期亦或在不同的地区,人们的需要也会有所区别,因此,需要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性。此外,需要的性质以及受侵害的风险和人们保护需要的措施是成正比的,即需要的性质越重要的,受到侵犯的风险越大,人们越愿意为确保需要的实现付出更大的成本。比如,在生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吃、住尚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社会里,人们对盗窃行为的痛恨就显得很强烈;而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有效保障的社会里,人们并不需要为社会治安状况而担忧时,刑罚轻缓化就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不同的需要导致在不同的人群中形成不同的社会意识,当然也包括社会心理。在唯物史观看来,意识因需要——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因此,需要让人类产生了意识,成为意识的出发点;需要与社会意识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性。以人类发展的历史为例,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其原因就在于私有制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化,意味着氏族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物质资源的分配和争夺在人类中间引发了不同族群的对抗和争夺,威胁着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追求生理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安全需要作为生存发展的影响,并日益成为人们主观意识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妥善、合理地处理这些冲突,为社会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外在环境,满足人们对安全、秩序的现实需要,进而产生了对相关行为进行规范的需求。[4]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依靠氏族内平等分配制度,“同态复仇”规则等,有助于平复人们对安全的担忧,同时减少侵犯的发生;当这种可以满足需要的形式经过循环反复的实践被固定以后,习惯、法律、道德等所具有的价值就成为一种意识在人脑中形成并延续下来,并最终形成通过法律来约束行为,通过刑罚来惩治犯罪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在实质上就是公众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正是对安全的需要推动了社会公众形成如何确保安全的心理。这些内容最终将反映在不同时期的公众心理中,以不同的刑罚观、犯罪观表现出来。

   其次,利益影响社会心理的形成。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而不断地去为之奋斗。在需要之外,获取利益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追求。虽然人们对于利益都有明确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但认定利益的内涵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这亦如对事物价值的判断一样,学者们各执己见。不过,有一点是应该承认的,在抽象的意义上,利益总是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状况,或者说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的概括。[5]就此而言,利益与需要一样,都催生了人类特定的社会心理。思想和社会心理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利益在影响思想的同时,同样的作用也会施加于公众的社会心理之上。正所谓,意识由利益而生,没有利益,就不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更不会产生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是群众的活动,而在群众的心目中,理论本身是否完美、深奥并不是其关注的对象,能否反映群众的实际利益才是焦点所在,因此,利益是研究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出发点。[6]换言之,社会心理之所以能够以观念、习惯、传统等形式流传下来为公众所接受,就在于社会心理所承载这些内容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或者体现公众的利益所在。因此,利益与社会心理具有不可分割性。

   总之,需要和利益推动了公众社会心理的确立,而其具体的路径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引发人们去思考如何实现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都会成为人们进行甄别、筛选、尝试的对象,并通过不断摸索形成利益实现的观念印象,并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在人们心目中固定下来,从而形成社会心理。就此而言,利益和需要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大致呈现出相同的影响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需要和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和动机,并最终形成了社会心理。[7]

   (二)死刑民意引导的根本

   要引导死刑民意,就要探索和建立引导死刑民意的机制。机制是指研究对象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某种状态下所发生的功能性变化及其过程和运作方式;进行机制研究,实质上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作用、相互关系、内在结构的研究。[8]因此,从需要和利益的角度来看,死刑民意的引导机制,就是指从死刑心理的要素着眼,探寻引起需要和利益变化的原因和方式,引导民意向前发展。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刑民意引导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广,比如引导的主体、引导的策略等。这里所讨论的死刑民意的引导机制主要是从死刑心理的要素来分析的。

   如前所述,需要和利益是影响社会心理的基本要素,因此,作为社会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公众的死刑心理也必然受到需要和利益的制约,是故我们对死刑心理的引导也应以社会公众的需要和利益为突破口。当然,需要和利益都是抽象的范畴,对心理进行引导时,需要对其进一步细化。从司法实践来看,影响死刑心理最基本的公众需要应当是公正和安全;而其中所反映的利益应当是报应和威慑。

   从需要的层次来看,生理、安全、尊重等都构成人类作为社会主体的心理需求。而就死刑心理而言,能够为公众心理所认同的显然不是生理需要,也不是社会交往等高层次的要求,而主要是安全需求和公正需求。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普遍性需求。对于人类安全的侵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一直都倾向采取最严厉的刑罚予以惩治,死刑正是在这一需要的刺激下而产生,并伴随着人类安全感的不同而不断地发生相应变化的;在安全感越高的社会,死刑的适用往往会受到越大的限制甚至被废止,而在安全感不高的社会,死刑的适用就会成为重要的心理调控手段,即使废止死刑也可能再予恢复;“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9]所以死刑制度与人类对安全的需求具有密切关系。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亦如对自由的向往一样。而人类对死刑制度的理解往往是基于最朴素的正义观念,通常以“杀人偿命”、“以血还血”这类等价报复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人类对死刑的需求往往更侧重于实体正义,即只要在结果上真正地实现了人们的正义观念,程序上的瑕疵既不会影响人们的公正需求,更不会影响死刑的适用。可以说,在这两种需求的支配下,死刑才会在一个社会中长盛不衰。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安全和公正都是相对的范畴,不同的人对安全和公正的理解亦会不同。在一个被朴素的公正理念支配的社会里,公正是很简单的范畴;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公正可能会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即使安全和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对死刑的态度亦会有所差异。

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来看,利益本身体现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死刑适用以后,所能满足公众的利益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笔者认为,个人利益就是要通过死刑达到为犯罪所侵害的个人利益之保障。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犯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个是因犯罪受损的个人利益得到有效弥补,既包括精神上的利益,也包括物质上的利益。就个人利益而言,社会公众正是意图通过死刑来得到满足。这种利益行使就是满足行为人情感上的报应心理。而在死刑存在的国度,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受害人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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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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