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及其完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0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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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世界刑法立法观念的趋同化和刑法立法制度的一体化是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外部力量,而社会治安形势的变迁、法治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是促进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内部因素。在改革与开放的内外因因素作用下,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起步、扩张和完善的不同阶段,实现了刑法立法理念由注重秩序价值走向秩序与自由价值并重,刑法立法模式由分散走向统一,刑法立法内容由单一走向综合,刑法立法技术由粗疏走向精细。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需要,坚持科学化和人道化的立法发展方向,不断推进刑法立法制度和措施的发展完善。

   关键词:改革开放;刑法立法;发展历程;主要脉络;发展前景

  

   一、前言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历史意义非凡而独特。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正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法治领域,我国法治建设在改革开放40年间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初步建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水平不断提升,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刑法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其发展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我国法治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刑法对人权的保护和保障水平折射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民众的行为边界。

   笔者曾于2017年应邀对我国1997年刑法典颁行以后20年的刑法立法演进作了系统而全面的归纳与总结。[1]可以说,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的20年是我国刑法立法快速、理性和科学发展的20年,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直线进步特点。不过,当我们将目光延展到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不少曲折、不断改进并不断完善的过程。期间的立法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因此,从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全面审视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背景、历程和成绩,并对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主要背景

  

   刑法立法的发展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国家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要受到各种发展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刑法立法而言,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如此,体现了刑法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过程。从刑法立法发展背景上看,这40年影响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一)国际背景

   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致力于走出国门,我国的发展逐步迈向国际发展的大舞台。国际因素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刑法立法的国际化。在改革开放40年间,以全球眼光审视,不同国家的刑法立法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我国刑法立法发展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刑法立法观念的趋同化。刑法立法观念是刑法立法的思想指引,并因其对象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不过,对于刑法立法而言,其最核心的观念是如何平衡刑法的人权保护价值与人权保障价值。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40年间,国际刑法立法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趋同:一是不断强化的刑法人权保障观念。刑法人权保障观念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这40年间,国际人权运动如火如荼。国际、区际人权条约的制定和贯彻对各国人权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人权条约是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其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国际人权运动的迅速发展对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从过去单一强调“国家安全”到人本回归,开始强调国家对人民的保护责任。这些有关国家与个人关系理念上的变化,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2]二是不断深化的刑法人权保护观念。刑法人权保护观念强调的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全球化,犯罪的国际化趋势也在不断增强,腐败犯罪、网络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新型犯罪不断增长,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正成为各国刑法立法面临的重要立法难题。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和相关区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和区际公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1997年12月15日联合国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2000年11月15日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1年11月23日欧洲理事会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2003年10月31日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这些国际、区际公约旨在强化刑法的人权保护理念,对我国刑法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国际刑法立法制度的一体化。立足本国国情解决犯罪问题是各国刑法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但在国际范围内,犯罪治理又具有许多共性,刑法制度作为应对犯罪的制度性措施因而具有许多普遍性规律,并需要各国的一致努力。基于此,国际社会的刑法制度立法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特征。例如,在死刑制度改革问题上,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从立法上减少和废止死刑,死刑问题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乃至国家交往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在改革开放40年间特别是其后20年中,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和司法限制取得了巨大成绩,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与此同时,在具体犯罪制度的设计上,各国刑法制度也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例如,基于保护交通安全的需要,各国都加强了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犯罪的治理。1997年我国刑法典及之后刑法修正案中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所加入的《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相关规定在国内刑法中的具体化[3],也是对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刑法立法经验的借鉴。客观地说,与我国刑法立法相比,许多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历程更长,刑法立法水平也更高。我国刑法的国际化在其初期主要是对国外先进刑法立法经验的借鉴,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我国刑法基本结构、立法模式、制度建设和立法技术的科学发展。

   (二)国内背景

   相比于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对刑法立法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显著。改革开放40年间,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国内因素很多,其中社会治安形势是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基础性因素,法治建设的整体水平则是决定因素,国民基本权利意识的提升也是影响性因素。这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基础性因素:社会治安形势的变迁。基于刑法“世轻世重”的理念与历史经验,社会治安形势对刑法立法的影响巨大。总体而言,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呈现出以下两个趋势并对我国刑法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犯罪状况的总体上升趋势。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犯罪状况总体呈现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例如,1979年我国犯罪案件总数首次突破了60万起(当年为63.6万起,是建国以来第三次犯罪高峰),之后继续增长。1981年全国发生的犯罪案件为89万件,平均发案率为8.9‱,是建国以来第四次犯罪高峰。[4]1991年全国发生各种犯罪案件为236万起,比1990年增长了6.7%,发案率为20‱,是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1992年由于公安机关调整了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使得1992年的盗窃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但1992年的犯罪案件总数并没有下降。[5]之后,我国犯罪案件的数量又开始逐步上升。二是犯罪状况的阶段性起伏。有资料显示,从1981至2001年全国的犯罪数量有个三个持续上升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1年开始至1983年,在短短两年中刑事立案的绝对数上升了近1倍;第二个时期是从1985年开始至1996年;第三个时期是从1997年开始至2001年。其间在1983-1985年和1996-1997年期间,有过两次短暂的下降。[6]犯罪数量的总体上升和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状况持续恶化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犯罪化立法进程以及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法立法的急剧扩张。

   第二,决定性因素:法治整体建设水平的提高。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部分,刑法立法必然要受制于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水平。客观地说,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总体构建实际上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的。[7]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要求,致力于法治的恢复与重建。之后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此后至今,我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互推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8]“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总体而言,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体任务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任务是相一致的,这也决定了我国刑法立法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水平。正是在这个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刑法立法历经曲折,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刑法立法的形式和内容也日趋完善。

   第三,影响性因素:国民基本权利意识的提升。权利与法律的联系密切。人的权利作为理性的思考,必然成为人类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法学应当回答的首要问题。[10]在法治社会里,权利是法治的源泉,现代法治社会应当体现为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权利与权力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11]改革开放40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的观念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的权利意识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民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公民又为没有真正享有一些权利而感到不满。[12]在此基础上,公民参与刑法立法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并形成了许多引发社会重大关切的问题。我国刑法立法对此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过程中,我国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将暴力袭警行为及其从重惩治立法化,增设了针对严重贪污受贿罪犯的终身监禁制度,明确将“医闹”入刑,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将多种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入刑,等等。[13]

   在1978年之后的40年间,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刑法立法的主要因素。其中,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刑法立法的国际化,对内改革则推动了我国刑法立法的本土化。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刑法立法虽然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但最终不断地走向统一和科学。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有两个关键节点值得格外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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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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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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