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商浩文: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与刑法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5-11-04 2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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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商浩文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已经被依法废止,基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与衔接之考量,需要将相关劳动教养事由进行类型化处理,纳入法治轨道。一部分劳动教养事由将会分流到刑法中,这将会导致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调整和保安处分措施的扩大化。针对犯罪圈的调整,我们需要合理择定犯罪化的劳动教养事由,在维持刑法现有犯罪概念内涵不变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入罪门槛,注意刑罚配置的科学性;同时,在现实情况下,可以考虑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一些亟待解决的劳动教养事由进行保安处分处理。但是基于刑事法治完善的长远考量,需要对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保安处分措施进行系统整理,在刑法典中专章规定保安处分措施。

   【关键字】劳动教养制度;类型化分流;犯罪圈;保安处分

  

   一、前言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教育和矫正轻微违法人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因法律依据不足、违背正当程序、容易侵犯人权等弊端而饱受批评。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国家人权事业和法治事业的重大进步。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加强人权保障,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从国家决策层面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随后,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在我国已实施逾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被依法废止。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是以社会危害程度为轴心,把违法行为划分为犯罪行为、需要进行劳动教养的行为以及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采取的是刑罚、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三级制裁体系。{1}118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针对的是一些轻微违法犯罪人员,是介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一种惩罚措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后,鉴于劳动教养制度有其特定的功能,应当对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将该制度的合理功能予以保留。这涉及到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特别是涉及到刑法的相关调整。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缺失决定了其废止的必然性,{2}其废止之后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将相关劳动教养事由纳入法治轨道,对劳动教养相关事由进行类型化处理,一部分劳动教养事由将会分流到刑法中,这将会导致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调整和保安处分措施的扩大化。因而本文将在研究劳动教养事由类型化分流的基础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刑法中犯罪圈的调整和保安处分措施的扩大化的相关问题。

  

   二、功能检视下的劳动教养事由的处理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对于弥合违法犯罪制裁的空挡和弥补法律制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利弊权衡可以说是弊大于利。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被依法废止,但是我们应当理性认识到,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不是因为不需要对劳动教养事由进行预防和矫治,相反,正是基于预防和矫治违法行为的现实考量,需要将劳动教养事由类型化分流并纳入法治轨道。

   (一)劳动教养适用之检视:功能性弥补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文化大革命”时期[1]。前“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中共中央1955年8月25日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确立劳动教养制度到“文化大革命”前,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肃反”运动中被发现和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及“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可见,初期的劳动教养制度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主要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文化大革命”后,劳动教养制度得到恢复,并逐渐被纳入国家法制轨道。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重新实施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之后相关国家机关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发布,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相关依据。1982年国务院批准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我国有关劳动教养制度规定比较全面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其规定的劳动教养制度对象分为六种[2];2002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将劳教的对象扩大为十类人[3]。由于立法的不明确,随后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争相变相扩大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使得几乎所有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又不够、不能刑事处罚的,都可以适用劳动教养制度。{3}107-108总体而言,从废止前的劳动教养的相关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来看,劳动教养对象类型包括轻微犯罪,不够、不予刑事追究的行为以及具有常习性违法的行为人。{4}

   虽然学者们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教养制度在其特定时期具有特定的功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缺陷。{5}第一,弥合了违法犯罪行为制裁的空档。各国立法上关于犯罪概念的界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纯的定性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立法者在规定犯罪的概念时,只对行为性质进行考察,不做任何量的分析,犯罪构成中不含量的规定。另一种是立法“定性+定量”的模式,该种模式是指在界定犯罪概念时,既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考察,又对行为中包含的“量”进行评价,行为是否达到一定的量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国刑法典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是典型的“定性+定量”模式。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也是我国刑法的创新。{1}113-115在此指导之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犯罪也有“量”的要求,比如,数额犯、情节犯、结果犯,等等。由于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设置有量的要求,对于一些没有达到犯罪定量要求的轻微犯罪行为和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力度又比较小,因而就需要制裁程度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劳动教养来进行制裁。第二,弥补了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的处理。众所周知,在我国刑法制裁体系中,刑法主要针对的是已然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虽然一些犯罪中对未然的人身危险性有所考量,如刑法中将“多次”这种体现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要素作为定罪或者量刑因素,但是绝大部分犯罪都没有将人身危险性的要素作为定罪因素。在行政处罚领域大致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即重视客观行为危害,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忽略。而劳动教养的对象中有一部分是是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行为人,这里实际针对的就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因而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恰恰就弥合了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结构性缺损。故而当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如何安置那些轻微犯罪、不够或者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就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应当积极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相关的劳动教养事由进行类型化分流,对之进行法治化处理。

   (二)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劳动教养事由处理思路:类型化分流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在对劳动教养所针对的事由处理上有不同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轻罪化”、“保安处分化”、“建立单独的违法行为矫治制度”以及“类型化分流处理”等四种观点。关于“轻罪化”,论者认为,应当将劳动教养进行彻底改造以纳入刑事法治的轨道,故而需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引入犯罪分层的思路,增加“轻犯罪法”或“违警罪法”,通过适当降低犯罪门槛,将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对象行为纳入犯罪圈,实行刑法干预,将劳动教养改革成为西方轻罪(与重罪、违警罪相对的一个概念)制度的设想;{6}“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是指对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造,改名为保安处分,在刑法典中设置保安处分专章,或者以保安处分特别法的形式进行规定[4];“建立单独的违法行为矫治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造成独立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在我国形成刑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治安管理处罚三级制裁体系[5];关于“类型化分流”的观点,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方案,但总体而言,其基本处理思路是对劳动教养事由进行分类,依据相关事由的性质和特点,将其纳入各自的法律体系中,或进行行政处罚,或纳入刑法进行制裁,或进行保安处分处理[6]。笔者认为,上述各种观点都对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劳动教养事由的处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比较而言,前三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而言,其一,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轻罪制度必然要求对我国刑法体系进行重构,将会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制裁体系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在劳动教养的事项中有一些并不存在具体的法益侵害性,而仅仅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一种外化表现,将这些事由犯罪化会破坏我国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模式。犯罪圈的急剧扩大也会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压力;另外,如何科学界定轻罪的概念并划定轻罪的范围还存在困难、如何实现轻罪制度与现有刑法理论体系的协调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等等。{7}303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对整个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其二,“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的观点主张将劳动教养整体改造成保安处分,要么成为一种独立的处遇方式,要么专章规定在刑法典中。此种观点看到了劳动教养中部分事由是针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实施,因而可以依据保安处分措施进行矫治,但是却忽视了劳动教养事由中只有部分事由是针对人身危险性的,还有一些事由是不够或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这些行为却无法适用保安处分。其三,“建立单独的违法行为矫治制度”的观点主张将劳动教养改造为我国现行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体系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处分,使得劳动教养制度、刑法的自由刑、治安管理处罚中的拘留共同构成我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剥夺人身自由的相互独立又没有交叉的完整的法律制裁体系。{8}然而由于其脱胎于劳动教养制度,在现有的制裁体系之外创设新的处分方式需要非常谨慎、理性,如果不能够成功地解决劳动教养制度中存在的种种不合法与不合理之处,不仅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打乱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遗留甚至制造出更多问题。因而在笔者看来,上述三种观点均不宜采纳。

   (三)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劳动教养事由类型化分流方案构想

   我们认为,在法学研究中首先需要采取体系内问题思考的方式,这样方可保证体系的稳定性和逻辑性;只有在体系内思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方有突破体系之必要,进而促进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如果一个问题能够在体系内得到合理解决,那就无需超越体系。在笔者看来,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制裁体系内完全可以安放原有的劳动教养事由,故而无需创设一种新的制裁方式或者是对刑法进行整体性改造。就此而言,类型化分流的观点较为可取,我们可以全面考察劳动教养事由的性质,立足于整个法律系统进行全面思考,实现法律体系之间的协调。因此,应当坚持在现有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制裁体系内解决问题,这样可以保持体系的稳定性,避免法律制裁体系出现过大的波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劳动教养废止后种类繁多的原劳动教养事由进行类型化分析,根据其危害性严重程度的不同作出非违法化处理、行政处罚、保安处分以及犯罪化处理。这种解决思路,也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分矛盾性质解决矛盾原理的实际运用。

关于劳动教养事由的类型,有论者从犯罪学的角度按照行为标准划分为损人型、损己型和违反秩序型、互动型、单行型、主动攻击型和外联型;{9}也有论者依据违法行为性质划分为刑法和行政法均禁止的违法行为和刑法不禁止但行政法禁止的行为。{10}笔者赞同在行为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行为人标准而对劳教对象进行双层次分类。由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中有的是依据行为类型界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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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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