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5-01-21 00:07:19

进入专题: 刑法立法模式   法典化   单行刑法   特别刑法  

赵秉志 (进入专栏)  

   【中文摘要】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中文关键字】刑法立法的模式;刑法的法典化;单行刑法;特别刑法

  

   法典是一种专门的立法形式,即按照一定的目的、顺序和层次,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排列而形成的一个较为统一的规范整体。从类型上看,法典既可以是针对一国所有法律的综合性法典,如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也可以是针对一国某部门法律的单一性法典,如民法典、刑法典。与法典的概念相对应,法典化既是把其他形式的法律编纂为法典的过程,也是一种制定法典的风气、趋势和运动。[1]

   刑法的法典化是法典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法典化努力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1979年取得标志性成果,即颁布了第一部粗略但不失为法典的刑法,并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立法科学化要求的不断提升,现阶段的刑法法典化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刑法的法典化,已经成为中国刑法立法和刑事法治建设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关注中国刑法的法典化问题,并对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2]在此基础上,本文拟结合中国刑法立法近年来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历程和特点

   虽然法典在古代早已出现,但“法典化”作为一种运动、一种思潮和一种趋势,却是近现代特有的社会现象。[3]历史地看,中国现代刑法的法典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并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一)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历程

   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可追溯至《法经》。“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4]此后,中国历经数十个朝代,制定了数十部以刑法内容为主体的成文法典。1911年,由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标志着中国刑法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5]1912年,北洋政府在修订《大清新刑律》的基础上颁行了《暂行新刑律》。之后,国民政府于1928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刑法》,并于1935年颁行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这两部刑法典是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典范。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法典化,则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初创、发展和完善过程。

   1.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初创

   1979年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也是中国现代刑法法典化的重要标志。此前,中国只有少数几部单行刑法和一些内容分布零散的附属刑法规范。不过,作为一种立法运动和趋向,中国现代刑法的法典化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早在1950年,中国即开始着手起草刑法典,[6]并于1957年草拟出相对较为成熟的第22稿。此后尽管因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刑法典的制定工作数次中断,几起几落,历经波折,但中国追求刑法法典化的步伐未曾真正停止。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通过,前后近30年间,中国先后出台了38个刑法典稿本。[7]

   1979年刑法典的颁行是中国刑法法典化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刑法法典化的结束:一方面,根据立法安排很快决定起草军职罪单行条例;另一方面,1979年刑法典的内部结构因立法技术和观念落后等原因而不甚科学、平衡,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因此,无论形式还是实质,1979年刑法典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刑法的法典化。

   2.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发展

   1979年刑法典之后,单一刑法典的格局因1981年《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的颁行而很快被打破。此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机关又进行了大量特别刑法立法。自1981年至1997年刑法典全面修订前,近17年的时间内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同时在107部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8]这期间的特别刑法规范在条文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刑法典,并且各种刑法规范相互交织,罪刑关系很不协调、刑事立法缺乏总体规划等矛盾十分突出,[9]因而要求制定一部统一的、全面而系统的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

   1988年,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工作被正式提上立法工作日程。当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法的修改工作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0]目的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11]此后,经过近9年的调查和研究,于1997年通过了一部全新的刑法典。该刑法典全面吸收了1979年刑法典和既往的各个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规范,在观念、内容、罪名、体例和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刑法典,标志着中国刑法法典化的进一步发展。

   3.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完善

   1997年刑法典颁行之后迄今,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刑事政策调整的需要,立法机关又先后对刑法典进行了九次修正。其中,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唯一一部单行刑法。[12]此后进行的八次刑法修正采取的方式都是刑法修正案。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不同,“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独立的”。[13]刑法修正案只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其一旦被通过即被直接纳入刑法典。因此,刑法修正案既有利于保证刑法典的完整和统一,维护刑法典的权威,也有利于发挥刑法的引导功能,是刑法法典化的具体表现形式。[14]可以说,1997年以来主要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表明中国刑法法典化正朝着更加统一的刑法典方向不断迈进,标志着中国刑法法典化进入了逐步完善时期。

   (二)中国刑法法典化的特点

   综观中国刑法法典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社会形势的变迁息息相关。一国刑法立法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其现实的需要。[15]社会形势是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文化形势等的总称,反映的是一国的现实需要。在社会形势中,政治、经济形势对刑法立法模式的影响最为直接。法典“是社会或政治改革的象征”。[16]而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影响犯罪态势和犯罪模式,从而影响刑事立法模式。[17]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运动压倒一切的时期,法律本身都形同虚设,就更谈不上刑法的法典化。而在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各种犯罪不断涌现,这就要求立法快速、及时地应对,此时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是现实的选择。到了社会形势稳定、犯罪态势相对平稳的时期,统一的刑法典更能发挥功效,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也会有所提高。可见,社会形势变化越快,刑法的法典化程度通常越低;社会形势越稳定,刑法的法典化程度通常越高。两者可谓息息相关。

   第二,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相一致。历史地看,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进步而逐步前行的。“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在于:一个受法约束的国家。”[18]刑法典作为刑法规范的系统化,既是刑事司法的指南,也是刑事司法的约束。一般而言,在一个欠缺法治的时代,执政者总要扩充行政权,减少法律的束缚;这使得立法萎缩,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化更是不可能。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好在后来中国重拾法治,并很快出台了刑法典。此后,中国刑法的法典化随着法治的进步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说,中国现代法治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伴随着刑法法典化的历史,两者同呼吸、共命运。

   第三,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国家的立法技术密切相关。客观地说,法典化既是一种立法形式,更是一种立法技术。“没有符合刑法立法要求的立法技术,就难于有合理的刑法立法”。[19]作为法的体系化存在,法典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确定性和完整性,需要有较高的立法技术予以支持。总体而言,中国的刑法立法技术也经历了一个由粗疏到精细、由分散到集中、由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刑法逐步走向法典化。例如,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立法技术水平较低,只能根据社会治理的需要制定简单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1979年虽然制定了刑法典,但当时立法技术仍较为粗疏,立法理念比较落后。之后犯罪形势的变化也表明,许多犯罪难以被直接纳入刑法典,制定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遂成为必然。而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终于在1997年出台了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和现代化的刑法典,此后又逐步确立了以刑法修正案为主的修法模式。可以说,立法技术的提升为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总之,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一个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进步和立法技术的提升而不断深化的过程。法典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刑法立法的重要趋势。

  

   二、中国刑法法典化的价值和目标

   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价值。长远来看,中国应当制定一部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一)中国刑法法典化的价值

   关于刑法的立法模式,中国刑法理论上曾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中性、统一性的刑事立法模式并不现实,中国应由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轻犯罪法分别规定不同性质的犯罪;[20]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应采取以刑法典为主、以特别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21]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刑法修正案是中国刑法修正的唯一模式。[22]应当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各有其独特的功能,因而上述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不过,比较而言,刑法法典化更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更显著的价值,因而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立法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

   1.刑法法典化的法律文化价值

   历史地看,中国法律文化与政治形态的发展密不可分。总体而言,中国在历史上虽然也有长期的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时期,但总是“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23]与此相对应的是“大一统”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24]在此背景下,中国历来注重,法律的统一,法典因其统一性和完整性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法典为政治权力的使用者确立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因而就增强了权力使用的效率与权威性,减小了其使用的风险。”[25]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刑法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法典模式。即便在饱受外来凌辱和战火侵袭的近代,以《大清新刑律》、《中华民国刑法》为代表的刑法典仍是中国刑法立法的主要模式。1997年刑法典之前,中国虽在刑法典之外保留了大量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但这主要是囿于当时的犯罪形态和立法技术等因素,并饱受各方诟病。如今,这些问题已基本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刑法的法典化发展方向。这也是顺应和发展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需要。[26]

   2.刑法法典化的比较法价值

从最早的有记录的历史时期起,法律移植一直屡见不鲜。[27]中国近代法律文明的发展亦如此。客观地看,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在立法模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拥有条理清晰、概念明确的成文法典”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追求。[28]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是判例法,缺乏法典化的传统。不过,随着法律融合趋势的日益加强,英美法系国家的成文法也不断增加,甚至也诞生了不少法典。如在美国,所有的州都制定了刑法典。[29]而同属英美法系的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秉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刑法立法模式   法典化   单行刑法   特别刑法  

本文责编:chenjingzh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2920.html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