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多重视角下的土地改革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3 次 更新时间:2013-08-19 22: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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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本篇是我与弟子刘洋合作的文章。

  

  事起于2005年,北京的一群社会学家就中国农村变革,打算合作写作一个系列的文章,在法国的年鉴学派杂志发表。于是第一篇也是最难的土地改革就“让”给了我。

  

  在我看来,最新一轮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随着当代土地问题的出现,又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本文借助一个村庄的土改画面,说明中共在运动中如何步步深入,步步扩大,终至铲除农村上层,完成基层“扁平重组”的过程;也说明抛弃传统观念和道义原则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生产的下降(这就涉及对土改后“黄金时代”的评价)。而这一切,与日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表明土地改革的性质,决不仅仅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而是一场有着更为深刻含义的政治运动。土地问题是民国年间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大问题,但是,土地两次平分之后(一土地改革,一包产到户,目前正是分配最“平均”的时候),“三农问题”是否真的得到了解决?土地,是不是今天农村问题的“关键”?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也许,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本篇英文本发表于法国的《éTUDES RURALES》,179期,2007.8;中文本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二月号。其后有所增补。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或者影响他们的所有力量。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借口。 2

  

  你要问我土改中的事吗?我不能告诉你,你永远也不要知道。 3

  

  在对大陆当代农村变革的研究中,将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改革是中共进入农村之始,它开启了其后一系列的重大变故。如果能把这一大段历史——从当初的分田分地到后来的包产到户——予以贯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村变革是以土地改革为始终。过去把土地改革说成“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显然是“小看”它了;也可以说是“割裂历史”的一种表现。

  

  在大陆,土地改革重新提起人们的重视,大约是始于1990年代初期。以杜润生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回顾了40年来的农村变革历史;对于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传统的两个解释层面之外(即解放生产力和动员农民参战支前),提出了第三个解释,即“重组基层”。 4 继起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口述调查项目,把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和把它带入社会学的领域,其关注点则是所谓“诉苦”,即从“翻身农民”的角度契入土改运动的研究。 5 相对于此,近来出现了从“倒霉者”角度来重新考察土改的新的取向。 6 另一方面,随着对当前土地问题的日益重视,人们日益认识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陈旧的往事,当代研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土地改革研究遂受到更大的关注。

  

  但在这样一个短篇中,我们究竟应回答怎样一些问题,和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换句话说,土地改革最大最突出也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土改运动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极端了。我认为,不从诸如此类的“大处”着眼,无数的具体问题将无法解释,“地方史”纵然深入,也易于走入偏锋。具体说来,在这大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逻辑层面。我们所要作的,就是藉此把问题一步步展开。

  

  “政策界线”的不断变更

  

  中共公开宣传的土地改革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

  

  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并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主。 7 根据民国年间的多次调查,可以发现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数的40%,其中四分之一属于“公田”(如学校田、寺庙田、宗族田),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地主所有”。而在华北,地主比例就更小了,甚至有的村子里就没有地主。据说农民最穷的也有三两亩地,完全没土地的不过百分之一二。 8

  

  近年还有研究表明,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但他们修改了地租制度,即少交一部分地租。在清代,地租实收率大约只有租额的80%上下,相当于亩产量的30%,远没有过去所说的50%那么多。 9

  

  除了不认为地租是什么“剥削”以外,在农民头脑里,还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如认为土地本来是人家的(不管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 10 怎能白拿过来(这不成了抢吗)? 11 与此相关,许多农民相信命运,主张逆来顺受, 12 而不具备“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一本关于传统农村有名的社会学著作中曾经写道:

  

  (山东)台头村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也没有大地主。这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兴衰继替的家庭周期,几十年就循环一次。需要钱时,就抵押土地。所以没有哪个家庭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重视的不是一时的财产多少。主佃之间也不存在所谓佃户和地主那种关系。 13

  

  本文依托的调查点赤峰市乾村,是一个以山东移民为主的村落。 14 土改时第一批入党的戴玉堂(后评为中农)说:

  

  “你说那个地富,就是你不斗争他,他也超不过三辈,到他孙子就穷了。他怎么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艰苦奋斗。做大官那样的,全国也不上去几百个。这营子的地主富农,就没有一个是巧来的。就说老戴家,他们老哥四个,都扛活,赶后尾都成地主富农了……” 15

  

  这些观念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土地改革就无法顺利展开:例如斗争对象也许不承认他是什么“地主”; 16 即是分田分房,也可能偷偷给送回去。 17

  

  一般人多不容易接受这一套阶级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不仅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对成份标准的掌握会出偏差,就是一些小地主、富农对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心中无数。 18 所有这些人,恐怕都要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由上至下和由外及内地)为他灌输一套阶级观念,和给他评定阶级。

  

  * * *

  

  在土改运动中,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时,党就显出了它的深谋远虑和对策略的特别讲求。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 19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占领赤峰。通过开会,村民们开始学习“剥削”、“阶级”等新名词。乾村老农民戴玉堂说:

  

  “共产党一解放,土地改革,那就宣传啦,说是封建社会,就是不平等,不光满洲国,多年来就是不平等的。那阵就讲阶级立场,穷的呢给富的扛活,当长工打短工。这就是不合理,剥削行为。” 20

  

  “说服”农民的办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开会”,它是每个村庄都少不了的,也贯穿了运动始终。正是通过这样那样的交谈、讨论,人们的观点被改变了。同时,开会成为一种权利,如果不能参加,就意味着被排斥,被划到了敌对的一方,以致每一个人都无可躲避、自外于运动。于是被动者变成了主动者,个体变为群体,少数集聚为多数。 21

  

  中农戴玉坤对新政权的这些宣传产生过一些怀疑,但他无法抵御那反复一律的说教:

  

  “这些词,整天的念叨啊,开这些会我不都参加了吗?我不还学点吗。”“那时候那个想法吧,就寻思,地主是真正的(地主)么?有那个地主么?你赶等一开始的时候,甭管你是不是。那时候就有点乱套了,估量着你差不多有碗饭吃就想抓着你,反正把你拉净了,……那时候就是那样啊。” 22

  

  实际上,乾村的所谓“地主”拥有土地十分有限。戴玉堂说:

  

  “要比较那口里的那样大的,又有势力的大地主我们这儿是没有。反正他就是雇长活,雇月工,有个一百来亩地,弄四五十担粮食。” 23

  

  戴玉坤是个进步青年。但旋即开始的运动已“容不得他多想”。出乎意料,在这个既没有“汉奸”,也没有“大地主”的小村子里,他竟被列入第一批打击对象。

  

  * * *

  

  在乾村虽没有大地主,但邻村有一个丁姓的满洲国大官,是个大地主,是在第一次“解放”后,在“反奸除霸”运动中以“汉奸”的罪名被镇压的:

  

  “这一解放吧,就是抓汉奸、卖国贼。不是还没划成分呢么,就是些有钱的。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恶霸,枪决一部分,赶是一般的小地主吧,没多大事,就减租减息。” 24

  

  在华北许多地方,一开始“地主”都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清算的。例如在《苦菜花》里,山东昆嵛山区的大地主王唯一及堂弟柬芝就被说成了汉奸。当追踪到他们的“原型”时,当地老乡回忆说:

  

  “那家地主本来姓冯,冯柬芝有文化,曾经留学日本,而且是个很不错的人,在我们这一带也算是个人物。共产党本来是想利用他的,但他一直瞧不起共产党,土枪土炮的,42年日军来了以后,没办法才把他枪毙的。可是他并没有投降日军,只是参加了国民党。冯唯一是53年镇压反革命才枪毙的。” 25

  

  也许就因为同样的道理,以后新区土地改革都把“清匪反霸”当作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传统观念里,那些“汉奸”、“匪”、“霸”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现在把他们和“地主”连在一起,后者也就担上了臭名,被抹了黑;连带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观念和是非标准,也置于一个被质疑的地位。

  

  近年有学者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从土改到文化革命,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 26

  

  若是换一种观点来看,群体心理其实就不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也无所谓什么“真”、“假”之分。 27 斗争对象从“土豪劣绅”扩大到“中小地主”,没有地主也要找出地主,这并非偶然,也许并不是什么“表达差异”,或思想认识上的什么“误差”,而是背后的更深层的逻辑关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它是按照愿望,而不是真实情况思考问题的,也非简单依靠“说服”(不但依赖明确的指示,还有各种“暗示”的作用)。不但地主与汉奸,地主与恶霸,都可以等同起来。这种艺术的运用或许在“诉苦斗争”和“革命文艺”中有最好的表现。尽管关于革命如何在精神上“征服”群众,通过哪些技巧来达到目的,——相信它是有完整的一套,深思熟虑、几无遗漏,而且无须谁教给谁,——并不属于我们打算探讨的范围。

  

  * * *

  

  乾村与戴玉坤一起被抓的有三个人。一个戴玉宗,是个学生,家里有一百多亩地,雇三个长活,被评为地主;一个徐殿卿,是买卖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地:

  

  “赶后来到北洼子(行政村),呆了四天。把邻村的地主黎祥(破烂地主,写有抄家帐)、张春(不够个中农,带国民党抓人)崩了,第二天就把我们三个弄回营子来,斗争。大车往外拉东西,轰隆轰隆地拉粮食,拉草,有啥拉啥,锅碗盆都给你拉走了,啥都不给你留。” 28

  

  这反过来更促进了斗争的扩大化。因为害怕“二茬斗争”,戴玉坤被吓得逃跑了。之后,一些本不该斗的中农贫农相继受到冲击:

  

  “就问他富农也好地主也好,问他是不是,只要大家伙评了他,他这就是地主。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地主富农了。矬子里拔大个啊,那都得一等一等选,赶等斗争大发劲了,就不选了,看谁不大离就拾掇了。工作组再不来啊,还得接着斗。还有那个比赤贫农强一点的呢,你好一点,当不住就摊上。” 29

  

  矬子里拔大个,这也正是戴玉坤之所以挨斗的理由。

  

  乾村的情况,反映出土改中并没有坚持所谓阶级路线。42户人家中,就有18个成了“斗争户”,占到全村人口的40%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党的规定: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 30 在赤峰全县,地主富农的数量已达到16%,这还不包括其他打击对象在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晋绥、太行等,地富也普遍划到20%以上(凡这种地方多“错订”了一半以上)。据说,东北受打击者占人口25%,有的更高,达到40~45%。 31 对此的解释是:

  

  “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 32

  

  “他不这么闹腾,他发动不起来”。 33

  

  * * *

  

  在乾村18个“斗争户”里,有地主4户,富农6户,中农和贫农8户。当地这些“地主”都是只雇工,而没有出租土地,按政策严格说来,应划为富农,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不仅在内蒙,还有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大多是这样的富农或“经营地主”,都被当作了“封建经济”,一律清算了。 34

  

  在乾村的邻村,还有只有一、两亩地的地主,也被清算。 35 笔者曾经问一位参加过察哈尔土改的老干部:“占有和出租多少土地才算地主?”回答:“只要出租土地!”“一亩地也算?”“一亩也算。” 36

  

  乾村的富农实际只能被算作中农(戴玉坤即是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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