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1950年代初农村典型调查资料的研究价值

——以湖北《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0 次 更新时间:2019-10-31 2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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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共和国史,离不开官方史料。任何史料的生产都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背景,但这并不妨碍历史研究者依据各自研究的目的来利用它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各种相关史料,小心地勘验求证,同时掌握到史料形成前后制度、权力、政策、人事各个方面变动的情况,官方史料也一样能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研究利用价值。

  

   关键词:典型调查; 官方史料; 政治导向; 土改;

  

   作者简介: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目前从事中国现当代农村历史研究的学者, 所利用的文献史料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日本人及其伪政权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农村及农民生产生活实态的“惯行”调查资料;1第二类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和30年代南京政府相关农业部门所做的全国性调查报告, 以及具有官方背景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员的农村调查资料;2第三类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一批专业学者所做的, 主要着眼于地区及个案的各种调查资料;3第四类则是中共革命年代各个根据地分别进行的阶级、土地及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资料;4第五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 也包括部分研究者所做的相关农村的调查;5第六类是各种保存或流散于民间的农村基层史料和农民个人日记笔记等。本文涉及的主要是第五类, 这里姑且称之为官方调查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由党政及其相关部门调查所得的这类官方调查资料, 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官方政策导向性较强, 因而其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往往容易受到质疑, 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它们的利用价值。但严格地说, 今天的研究者多半还是会结合民国年间的各种史料和数据, 参照着利用这类调查资料。那么这类资料是否可用呢?本文这里要谈到的《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 就属于这类资料。其利用价值如何, 下面即略作一粗浅的研讨。

  

   《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现藏于湖北省档案馆, 档号SZ1/2/113, 共分八个部分, 由中南局和湖北省委下派的“锦绣乡调研组”调查撰稿, 形成时间约为1952年3—4月。6调查材料中部分内容, 如“第八部分:复查后农业生产情况与问题的调查报告”, 已收入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土改委”) 调查研究处1953年2月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 (生产部分) 》;有关抗战前、新中国成立前和土改后的阶级关系变动情况的一些数据, 也已收入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同时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中。在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数量庞大的各种各样农村调查资料中, 该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能够被作为代表性案例资料, 收入到土改委编辑出版的调查资料集中, 足见这一调查的典型性及其价值是得到了当年中南局土改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和重视的。而今也有学者在对近现代中国土地关系问题的研究中, 利用到事实上是由中南局土改主管部门编辑的这套资料, 包括利用到其中和锦绣乡统计数据资料有关的数据。7

  

一、《典型调查》内容简介及特点


   《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即《战前至解放前关于地主阶级、富农及农民阶级户口异动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调查报告》《战前、解放前及全面社会改革运动中对地主阶级情况与打击消灭程度的调查》《关于乡级各种组织部调查》《复查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概作法与过程) 》《复查中遗留的几个问题》和《复查后农业生产情况与问题的调查报告》等。和一般常见的中共各级部门所做的阶级、土地、租佃、剥削关系调查, 以及土改情况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的格式相比, 此类材料虽然也叫“调查”, 却鲜见各种统计表格和数据的举证及对比, 更侧重对微观的个案的考察和对事实经过的说明。因而, 此调查多半更像基层组织的工作报告, 建立在个案说明基础上的状况分析很充分, 专业性的数据统计表格很少。8

  

   比如, 《战前至解放前关于地主阶级、富农及农民阶级户口异动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调查报告》, 按照一般调查的做法, 是完全可以通过统计表的方式, 通过抗战前、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富农和中、贫、雇农的户数及其他方面变动的数据对比, 来加以说明的。但该报告却主要采取了文字说明和举例介绍具体原因的办法。这种办法虽然看上去有些复杂, 不易一目了然, 但却能够让读者了解看上去很简单的数据增减背后更复杂的情况。

  

   像该报告提到该乡战前有地主12户, 新中国成立前增加到15户时, 就特别说明, 这一数字的变化, 并不是简单增加了3户地主的问题。实际上原来12户地主里未变动的只有6户, 有3户离开了, 有3户下降了, 但因为有3户地主分家出来成份未变, 又有6户上升为地主, 这才有了15户地主这个数字。

  

   富农成份的升降也是一样。表面上, 抗战前富农9户, 到新中国成立前升为12户, 似乎9户未动, 增加了3户。实际上, 原来9户富农中两户上升为地主, 两户下降为中农, 两户下降为小土地出租者, 没有变动的只有3户, 从中分家分出1户成份未变, 原有富农只剩下4户, 因为有8户从中农和贫农升上来, 富农这才变成了12户。

  

   由此可知, 报告采取这种写法, 很可能也是报告撰写者有意为之。因为它能更具体地介绍这些地主、富农、中农等上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助于强调编者的看法, 即当地农民各个阶层间相互流动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从而加深读者对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状况, 特别是湖北当地农村阶层变动问题的了解。9

  

   《战前、解放前及全面社会改革运动中对地主阶级情况与打击消灭程度的调查》, 着重介绍的是该乡地主罪恶、剥削、反抗和新政权三度打击的情况。报告中没有提到富农被打击的情况, 但详细说明了地主被镇压的情况, 明显是考虑到了当时政策法规的明文规定, 并不等于说富农在运动中没有受到相当的打击。这一点在“复查”报告等资料中即多少可以看出一二。

  

   据报告介绍说, 该乡是1948年5月被解放, 7月成立区政府, 8月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反霸斗争, 部分地打击了地主势力。1950年再发动土改斗争, 正式划出地主9户, 7户被斗, 恶霸地主3户由政府逮捕并没收了全部财产, 其他地主亦在经济上进行了清算。1951年进行土改复查, 查出6户所谓“漏网地主”, 并把土改中清算不彻底的地主再交群众斗争, 同时基本上没收了地主的全部财产, 只给地主家庭保留了不多于贫雇农的土地、房屋和农具。整个土改时期, 地主被枪毙2人, 自杀3人, 关押病死2人, 共计7人, 占地主总人数的14.3%。所有活着的地主均置于各村农民的管制之下, 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报告同时详细分析了土改复查后地主的三种表现, 认为基本守法者仅1户, 思想上不服气者7户, 表面内心都不服气者4户, 仍在从事破坏活动, 另外还有两户地主逃亡在外没有捉到。10

  

   《复查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概作法与过程) 》和《复查中遗留的几个问题》两部分, 主要是对土改复查及其问题所做的考察。报告认为锦绣乡属于土改工作较差的一般乡, 地主阶级打击不彻底, 群众发动不充分、不平衡, 全乡17个村子 (原文称“湾子”) 就有7个是后进村, 占全乡村子的41%, 不少村子宗派矛盾十分复杂严重, 外来户与本地户很对立, 导致坏分子、恶霸分子及地主阶级代理人仍旧操纵一切, 地主们反而团结得很好, 政治上依旧很威风。土改复查前, 多数本质好的干部不想干, 因为干群关系也很紧张, 就连乡长都认为“三面受气, 怕没好下场”。而贫雇农一般也不愿出头, 生活好些的怕复查时“升阶级”, 听说要复查有些吓得几晚上睡不着觉。中农更怕升富农, 生产也不敢搞了。富农则怕升地主, 有的收下谷子就卖掉, 想要分散财产;有出租了小块土地的, 听说要复查吓得在家里哭。因此, 土改复查工作组到村先开贫雇代表会, 搞三查, 即查地主服不服;查翻身是否彻底;查贫雇农是否当了家, 给贫雇农积极分子打气。贫雇农起来后, 立即就斗地主。连斗三次, 没收得谷41860斤。然后即启发贫雇农查漏网地主, 结果一下子查出6户来, 两户由富农升上来, 1户中农定为恶霸地主, 3户属孤寡, 原定为小土地出租者, 现定为地主。全乡295户, 升了31户, 降了31户, 过去成份被定高时所被征收的田地均不退赔。最后搞了“爱国专政保翻身”的思想教育活动, 要求订立“爱国专政保翻身公约”, 规定村民每半月要开一次检讨会。

  

   据介绍, 对地主的管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宣布头等管制5年, 共7人 (地主4人, 反动军官党团负责人3人) , 占全乡人口7‰;二等管制3年, 共7人 (地主5人, 有恶迹分子2人) , 占全乡人口7‰;三等管制2年, 共5人 (地主4人, 凶恶成性者1人) , 占全乡人口5‰, 总计管制人口约占全乡人口将近2%。11

  

   关于土改复查遗留问题, 主要是指干群关系问题、中贫农关系问题、宗派和宗族矛盾问题、运动中提高和错划成份问题, 以及消除后进村子的问题等。在干群关系方面,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县区工作干部一贯包办代替、命令主义, 刚刚从贫苦农民提拔出来的村干及党员原本对上级就有较强的依赖性, 不知道该做什么, 如此更难得到锻炼的机会, 也形不成威信。宗派、宗族矛盾问题更不是打倒地主就能解决的, 运动一结束, 全乡9个大村中半数就又在闹宗派了。像大章村, 虽然54户中53户都是章姓, 然后章姓内又分为4房, 头房最大, 四房较小, 但三房家里当干部的多, 乡长及妇女会主席都是三房的, 因此, 头房家人砍了三房柴山边上的柴, 两房的人也会发生冲突。类似的问题各村都有, 只是有半数会闹到严重对立的地步。而土改复查补划6户地主, 运动刚结束就发现多半都划错了。这虽然是工作组强迫命令, 缺少调查研究的结果, 却也是贫雇积极分子和部分农民的宗派情绪在起作用, 因此要想改动也十分困难。自认为被错划了的农户往往非走极端不可。如孤寡陈朱氏被划成地主后就又哭又叫骂大街, 几度以死来威胁干部。然而村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并不松口, 还组织群众斗争她。陈朱氏被批斗也不服, 愤而自杀以抗议。上级部门调查也了解到“群众及她的亲族, 都暗地里落泪”, 认为此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但人死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12

  

二、《典型调查》与土改委相关数据之比较分析


由于《武昌县锦绣乡典型调查》在背景说明和数据统计存在明显不足, 仅仅依靠这套资料还不易对该乡土改情况形成整体性的了解与把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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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9,(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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