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3-08-18 13: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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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摘要: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经济法;政治基础;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积极宪政国家

  

   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社会物质经济条件。除此以外,法又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自身特有的政治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经济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及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路劲考量。

  

   一、重新解读法的政治基础

  

   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时,人与人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是极其有限的。此时,氏族社会的原始道德、习惯等足以解决相关问题,尚不足以催生国家和法的出现。就如同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1]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及其私有财产的出现,出现了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原始的道德和习惯等已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氏族社会解体时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些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尖锐化……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2]

   当这种氏族制度无法或难以解决这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于是国家和法应运而生。至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法的产生也略有差别。比如在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国家和法往往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中产生的;在古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和法的产生往往是在氏族部落征服中产生的。而不同地区关于国家和法产生的差异,又决定了后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化进程的差异。当今的东西方社会即是明证。但不管如何,国家和法产生的共同点均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法是与国家相伴随而产生的。因此,法产生的政治基础应是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出现,即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产生。

   当然,不同国家和学界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把“阶级”理解为商品经济社会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进而形成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分化,则这种“阶级”是中性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基于自身利益之需要,误读、曲解或教条式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这种“阶级”贬义化,从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如果把“阶级”贬义化理解,则应把“阶级”理解为因权力垄断以及非法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及其地位的差别,形成所谓的特权阶层或暴富群体。而这恰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均有可能或多或少出现的现象,尤其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正是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现象。市场经济暨法治社会决定了因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而形成的所谓“阶级”是中性词汇,而非贬义词。与其如此,不如把因市场公平、正当、合法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及所带来的其他差别不以“阶级”相称,而称为“阶层”或“利益集团”,以便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贬义的“阶级”加以区别。

   由于对“阶级”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国家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冲突论和融合论等。根据教条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笔者将之称为“阶级论”。“冲突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融合论”者认为,由于社会日益复杂,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日益复杂的社会,该机构即为国家。在“冲突论”和“融合论”的基础上,笔者将之称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社会中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们为了自身及其社会的生存,而各自让渡部分权力给某种机构,以该机构协调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该机构即为国家。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普遍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无论笔者称谓的“阶级论”还是笔者称谓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关于国家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认识应当存有共识的,即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从而导致了国家和法的产生。但是,“阶级论”和“社会契约论”关于国家的表述差异,恰恰反映了二者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差异。“阶级论”观点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专政的工具,其产生具有罪恶性。而“社会契约论”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性自私一面的必然产物,是“人”为了共同生存于世界而不得不求助的一种“工具”,以此来协调社会矛盾。因而,国家的存在虽有罪恶的一面,但从人性角度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到底如何看待它们的观点呢?首先,从“阶级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前已述及,“阶级论”观点把“阶级”要么贬义化或要么泛化,虽然认识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看到了国家的消极面,而忽视了人性所带来的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因而,“阶级论”观点往往抽象掉了“人性”,简单地把“人”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使“人”和“国家”之间容易发生绝对地分野与对立,其结果必然容易产生无休止地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足以证明。之所以如此,问题和责任主要在于教条主义者,而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欧洲尤其德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因而,这种理论更多地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号召力。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该理论毕竟具有地域性、特殊性、时期性和阶段性等特点,而切不可盲目照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教条主义者却教条化地僵化运用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造成了人类悲剧!其次,从“社会契约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社会契约论”观点虽然看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存在,从而吻合了人性自私的一面。该理论不把“人”简单地对立和分野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更多地是从社会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角度加以考虑问题。这种理论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有其消极面,但这种理论在常态社会则更具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当今世界,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从而出现若干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因而简单地运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已不足以涵盖“人”,而用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说法更能表述“人”的存在,并能符合人性的客观性。

   很显然,关于国家产生的表述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人”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法的理解,最终影响到法的发展及其法治化进程。依“阶级论”观点,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多地体现了法的政治职能。依“社会契约论”观点,法不仅具有政治职能,更多地还具有社会职能。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法更多地体现了“阶级论”观点。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分析地非常透彻。但是在常态社会,法的“阶级论”则容易失灵,如果“阶级论”不能与时俱进,则很容易成为阻碍法及其社会发展的障碍。这就不难理解教条主义者眼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法的泛政治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象。这必然关系到其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再从历史上的国家来看,尽管同样是奴隶制国家,但东西方社会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表现出法治化路径的很大差异。虽然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基本上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海上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商品经济基础,从而出现了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的典型和古罗马共和时期,进而表现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思想家、法学家及其法律的发达。它依然对今天人类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与此对应的是,东方社会及其他地区,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基础,更多地是农耕经济或游牧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形态,从而表现出奴隶制国家的专制性,很难出现“民主”的细胞,就无从谈起私法的发达及其法治化进程。即使所谓的法,更多地表现为刑律,从而体现了“阶级论”的观点,即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还是后来的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国家和法的职能均在不断地变迁。如果单纯依赖“阶级论”的观点解读国家和法,则容易成为国家及其法发展的障碍。更遑论后来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二、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拷辨

  

   法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经济法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近产生的部门法。除了市场经济条件外,还与国家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在法产生的一般政治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为契机,实现了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转型,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1、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现代意义角度来看,是指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外,社会成员在不受国家不当干预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充分和自主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不同于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而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西塞罗等著作,及其后来的康德等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即指国家意义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很显然,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没有发生分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黑格尔首当其冲。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后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眼中的“市民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不管马克思对此如何评价,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也正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当代西方学者诸如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普遍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一种社会存在,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保证社会的独立存在,不受国家的干扰,从而可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自主性,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和成立社会组织的自由。总之,社会成员能够独立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活动,而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从而体现了私人的高度自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折射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诉求。市民社会的孕育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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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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