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9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1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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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基于人性禀赋及其市场经济要求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不同国情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凸显其意义。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国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促使中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威权政治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此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研讨与实践,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如"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

   检索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资料,许多学者围绕"治理"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治理与统治、管理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甚至认为"治理"概念来源于西方的"Governance",以此体现出"治理"概念的提出优越于"统治"或"管理"等概念,从而证明一种治国进步。笔者以为,英文的"Governance"既可以翻译成"治理",也可以翻译成"统治"或"管理"等,这要取决于不同语境。从此视角来看,"Governance"如何翻译并不重要,进一步而言,"治理"、"统治"或"管理"等概念对于老百姓并不重要,关键取决于其所生成的土壤及其制度构建。

   之所以费此口舌,笔者试图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到底意义何在?如果对照一下我国建国后提出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那么针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等领域改革的现实国情,"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含蓄表达。虽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表达,但其关键在于政治现代化。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都是一种尝试与探索。其实,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或路径" 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法治化"的探讨最终都取决于政治现代化。

   如果回避"政治现代化"而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许是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一种误读,甚至还可能徒增所谓中国特色的概念,其结果只能是舍本逐末,延误改革时机,最终将有可能又重新回到经济体制改革原点上。

   由此决定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应当说,邓小平早就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推断,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留给后人在条件成熟时解决。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及为此而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明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必然。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

   (一)熟人社会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早期或其他某个社会阶段,由于受到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自然经济,以及以"单位"和"组织"为纽带的行政依附型计划经济的影响, 形成了相对熟人社会。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其所经历的时间及其表征更为明显。

   在熟人社会中,人的保持适度距离的潜意识本能被熟人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人情关系等所掩盖,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家族社会、部族社会、宗法社会或"单位"社会,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在人与人过分近距离接触中而得到膨胀。但人性中的道德异化又容易被熟人间的人情关系、组织关系所遮掩。所谓权谋术、诚信缺失、内耗以及奴性、服从与中庸等人性弱点在熟人社会中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因此,熟人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一方面,这种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通过血缘、人情或组织关系维系着一个个家族、部族或"单位"秩序,从而形成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浓缩,国家治理就是一种放大的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故熟人社会实质为人情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

   从古代中国来看,"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推崇"三纲五常"的礼制,以及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和家族层面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熟人社会主要的治理模式。同样,计划经济不仅要求政治框架中的专制,而且在价值追求领域和对价值的追问中亦要求集权的思维图像。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不例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异化和集权政治等诸多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植根于特定的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或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熟人社会在有些国家也有过特定历史阶段意义上的成熟国家治理,如古代中国的盛唐时期、康乾盛世等,并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从近现代社会人性权利需求基于特定条件的彰显来看,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固然因素很多,这类国家除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影响外,还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发达主要依赖于石油资源,而非工商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达,仍较多保留了部族或家族为单位的熟人社会特征等。

   (二)陌生人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陌生人社会是相对于熟人社会而言,两者均具有相对性。在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移民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人与人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从而构成了相对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以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公共社会。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或移民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乡土社会、宗族社会或"单位"社会。这是公民及其公民社会形成的根基,也是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结构不仅减少或降低了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发挥或膨胀的概率,而且也有利于人性"恶"的认识在陌生人社会中得到真实表达与有效实践。比如"人性天生罪孽深重,所以热衷于制定规则"; "人类自然本性是腐败的,因此为了维持法律和一定的秩序,便需要社会控制制度"; "如果说人不是恶魔的话,那么人也并不是天使,人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这一事实使得相互克制或制衡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等等。因此,人的原始不信任消解在法律信仰及其制度信任基础上,并进而实现人际交往的社会运转。

   市场经济、人口流动、相对独立的"小家庭"社会结构、符合人性的道德及其信仰文化、权力分工与制衡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社会中有别于家族治理的公司治理就是国家治理的缩影。

   因此,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也应当以陌生人社会作为社会基础。一般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

   三、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回应

   (一)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西方化"困惑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伴随着所谓"西方化"困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例外。有学者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时特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观点。 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或"现代化范式"容易陷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 等等。

   毫无疑问,全盘"西化"或照搬西方国家或别国经验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一种幼稚或错误的观点。这是无需证明的结论,也是社会主流观点。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提出这种全盘"西化"或照搬别国经验的幼稚观点。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有些国家在历史上却犯过这种幼稚的错误,不顾本国国情,不仅存在过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存在过简单照搬原苏联经验的不良倾向。这也正是我国为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也只有从此意义上理解,才凸显其价值。但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却不断遭受"西方化"困惑的困扰。

   固然其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即从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简单照搬原苏联经验到全盘照搬西方文明的不良倾向,但在实践上更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回归人性、纠正历史偏差的做法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倘若国家治理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经济治理等维度考虑,或许随着时间推移并不存在"西方化"困扰,就如同市场经济及其公司、证券、期货等相应制度选择一样。但政治现代化却一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

   由此可见,我国依然存在着从理论上看似颇有道理的观点,实质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现代化"、"人类文明"甚至对"西方化"标签者的某种误读;或者说,存在着对社会大众的某种误导。而这种误读或误导不仅影响着我国实务界尤其决策层,而且还一直困扰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 理想化的理论说教无法掩盖每个人的人性经验逻辑。

   首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市场经济选择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能够抑制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抑制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膨胀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市场经济虽然膨胀了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抑制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并因此催生了法律规则及其权力控制的制度构建。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基于人性选择的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必然性。如果说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如奴隶制或封建制等,那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同样呈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诸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

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公司治理就是人性共同需求的表现之一。虽其在公有制意识形态下,曾受到批判和抵制,但却因时间流逝和实践证明而被我国所接受。对于"公司治理"放大化的国家治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同样具有人性共同需求的一面。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遭受"西方化"质疑,则不单纯是一种认识问题,亦或许存在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障碍甚至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等因素作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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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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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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