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13:44:48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历史惯性   法治回应   政治权威  

李昌庚 (进入专栏)  

   摘要:  基于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获得社会平稳转型,以史为鉴,政治权威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路径应当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依法治国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依赖考量,方能寻求较为稳妥的法治化路径。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民主法治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期已经主动改革的某些现象,而应当以民主法治为方向,准确理解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推动改革的某些游戏规则。本着民主与法治的孪生关系,在体制改革需要借助政治权威变迁过程中,在一定阶段只能寻求技术层面的相对成效的法治革新。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等。法治化路径选择应当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社会转型;历史惯性;主动改革;政治权威;法治回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这是我国继“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要求。但在中国语境下,“依法治国”离不开社会转型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及其路径选择考量,不能简单套用法治化一般原理和要求,否则无助于中国法治化进程,甚至有可能给改革添乱。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

   关于社会转型含义的解读,人们基于不同标准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等三个时期。[①]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直至清末外国殖民侵略及其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从而使我国错失了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本应可以自主转型的机会,呈现出一个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②]这不仅使我国具有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共性,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的一定社会阶段的矛盾凸显、冲突与动荡等;而且也使我国远超出他所分析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存的问题,即基于民族问题、台湾问题、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本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交织、[③]历史惯性等特殊国情,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表现得更为复杂,路径选择不慎,均有可能引发民族冲突、族群对立与冲突、地方诸侯、国家分裂、社会撕裂、民粹暴政等严重社会问题。

   这并非是阻碍中国改革的借口与理由,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对此,虽然笔者已有阐述,[④]但笔者认为,在已有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仍有从古今中外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进一步阐述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

  

   1、西方国家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英国的“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却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了社会平稳转型。然而,法国并未充分吸取英国的经验教训,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虽然最终奠定了民主政治基础,但却让法国付出了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复辟等多次反复动荡的沉重社会代价。究其原因,因素固然很多,但应当反思这一事实,即前者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与断裂历史与传统,而后者却突发式地摧毁和断裂了历史与传统。当民众在民主思潮的影响下,而又不能或难以一时完全承受和适应历史与传统的断裂时,当新时期的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又尚未形成时,一旦改革或变革不慎,缺乏民主训练和公民理性的“乌合之众”在“自由”、“民主”、“人权”等号召下很容易演化为“民粹暴政”。这在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种现象。

   即便基本实现社会转型的19世纪的英国,在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下,为了想要避免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依然持续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⑤]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现代多数欧洲国家选择了英国模式,而非法国模式,如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西班牙等,亚洲的日本、泰国等国也是如此,即便当今后发型的缅甸、尼泊尔等国也采取了类似英国模式的渐进式折衷变革社会转型路径。

   至于美洲、大洋洲等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移民社会特征。一方面,在其社会转型中更多地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尤其英国模式的影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即便总统制的美国、巴西等国也同样深受欧洲传统尤其英国模式的影响。因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法律及其制度虽有借鉴之处,但其社会转型对于历史传统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典型性。相比较而言,传统欧洲国家尤其英国和法国的社会转型经验教训对比更值得具有历史传统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移民国家在不同族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更多地通过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尤其宪法信仰强化国家认同,美国尤为典型。正如有学者认为,每个美国人都至少具有双重认同:一是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二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的政治认同以美国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共同体,践行着宪法信仰。[⑥]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型多民族国家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值得借鉴之处。

  

   2、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清朝后期开始了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恭亲王奕䜣支持的洋务运动。如果假设,恭亲王奕䜣主导或支持的改革或改良成功,君主立宪或许成为现实。同样,如果假设,没有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等不确定诱因,光绪皇帝或许不会采取操之过急的“戊戌变法”,而是延续并深化恭亲王奕䜣等人原先就已推行的主动改革,并若同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进而推论,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不确定的内外诱因加速了慈禧太后其后的仓促被动变革,甚至超过“戊戌变法”的力度,由此也注定了这种变革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发生。

   辛亥革命在突发式的彻底摧毁和断裂大清帝国历史和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现象,带来了政权频繁更替、军阀割据、地方诸侯、民粹暴政等诸多“一盘散沙”乱局的深刻教训。[⑦]在长期的传统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渐趋失灵并逐渐解构过程中,而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熟时,社会稳定系数必然极大降低。[⑧]在此背景下,突发式的摧毁和断裂一个历史传统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时,只能加剧社会冲突和动荡。这在同时受到西方文明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重影响夹击下的拥有历史传统的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典型。缺乏社会共识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有时可能会撕裂一个国家。[⑨]因而,其后的孙中山将其革命政权不得不移交给袁世凯是有原因的。如果进一步假设,大清帝国晚期重臣袁世凯试图解决“一盘散沙”乱局而推行一定阶段的中华帝国,而没有出现蔡锷、唐继尧等人发动的所谓“护国运动”等诸多不确定内外诱因,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

   但这并非意味着君主立宪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理想选择,只是说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宜突发式的彻底摧毁和断裂历史和传统,而应当寻求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尽可能低的现代化路径。虽然历史不能主观臆断和“戏说”,更不能篡改,虽然历史假设不可当真,但通过种种历史假设足以让后人引以为戒和以史为鉴。历史假设的意义也在于此!

  

   3、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因素考量

   对于中国而言,问题还不仅仅局限于社会转型本身,还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等因素。除了移民国家的移民社会特征以外,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主要是一种在民主政治先导过程中民族自决权实现的民族国家过程,进而才是其后的欧盟模式。与此相反的情形,往往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问题。最为典型的是,原苏联、南斯拉夫等部分东欧国家则在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同社会”思想下过早地被“泛国家主义化”,因而在其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因民族问题等因素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缺乏国家认同,民主有时也可能会撕裂一个国家。中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问题。笔者基本认同有学者提出的观点,即传统上中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它是一个以文化建构文明秩序的“文明体国家”。[⑩]因而,当西方列强冲击中国主权的危机背景下,在民主政治并不同步的环境下,加上“世界大同”的传统中华文化优越感,以及其后的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同社会”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被抑制,过分强调“中央集权主义化”,或过早地转化为“泛国家主义化”。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组织糅合在一起的。[11]此话或许有过激之处,但也至少反映了我国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权有待改进之处。这在特定阶段的革命热情高涨时期问题并不凸显,但在社会转型期权利释放的过程中便凸显出民族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在社会转型期权利释放的过程中同样会凸显“台独”问题。同样,香港等地也存在着所谓“特首普选”的民主化问题甚或“港独”问题。以上问题如若处理不慎均有可能影响到中国改革进程及其社会平稳转型。

  

   4、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上述种种历史假设无法成为现实的环境下,基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土壤,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等所产生的社会变迁及其历史惯性,[12]则是不争的事实,与国内外社会转型的诸多历史阶段仍或多或少存在相似性,加以相应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因素,从而凸显出中国相比较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少有的较长周期的社会转型变迁过程及其复杂性。此即是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改革的真正国情考量所在,而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基本国情因素。

   虽说笔者赞同“一般而言,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的观点,[13]虽说一定程度的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历史惯性已将中国推向今天,从而使中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避免重复历史。

   因此,我国应当以史为鉴,既要吸取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我国历史上清末民国初期的经验教训;既要吸取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当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埃及、缅甸、尼泊尔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主动改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14]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希冀试图想解读这一点。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5]改革是必须的,但问题是如何改革?改革稍有不慎,在不确定的内外因因素下,均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笔者认为,一方面,我国应当从英国、法国、日本、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当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缅甸、尼泊尔等国家以及中国历史上清末民国初期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比较分析中,借鉴类似于英国等历史传统欧洲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经验启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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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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