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2 次 更新时间:2013-08-08 19: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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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很久以来,用“学派”来称呼一个学术群体,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很不习惯了。中国学人已经习惯于丧失张扬独立学术个性的权利,一旦某个人提出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管是别人看他,还是他自我思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大逆不道的感觉,他就像是犯了罪似的不敢坦然面对学界的狐疑。个人没有独立思想的权利,更趋自由的学派当然难以企及,我们似乎还不能奢望先秦时期的诸子时代。然而,历史总归是要发展的,“学派”问题还是提出来了,王权主义学派就是一个案例。

  “王权主义学派”这个提法在学界尚属首次,但关于“刘泽华学派”的说法已经广为流行 [ 王权主义学派是本文首次使用的概念,但它的具体所指,学界早有所及,就是不少人谈到的“刘泽华学派”。以往学界公开使用“刘泽华学派”这一概念的文章有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秦进才:《形式主义史料与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李冬君:《真理之辨——读毕来德〈驳于连〉》,《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笔者三年前的一篇小文《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中,曾用两千字的篇幅谈到刘泽华学派,大概是对之最详细的一个解说,关于刘泽华学派的认真研究,还十分欠缺。],二者所指大致相同。本文所以换一个说法,是考虑到这个学派内部成员的学术个性、差异性问题,而“王权主义学派”较之“刘泽华学派”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往学界对这个学派的基本情况,提及者多而论之者少,真正对之讨论的不多。

  笔者在拜读了刘泽华及其同仁们的大著之后,很有一些思想的冲动,不揣浅陋,从学派的角度对这个群体发表一些感想,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并向刘泽华先生和他的学生诸君聊表敬仰之情。

  

  一、刘泽华的学术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王权主义学派的形成,是刘泽华王权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所以,本论题要从刘泽华的学术思想谈起。刘泽华盛名于史坛,其学术思想的发端,来自于对“文革”的反思。早在“文革”尚未结束之时,他就对其正当性产生了怀疑,或者说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历史深感困惑 [参见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粉碎“四人帮”之后,刘泽华是史学界最早一批的觉醒者之一,他率先举起清理极左史学的旗帜,以发人深省的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是:刘泽华:《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与教学》1979年第2期],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也同时酝酿、培育了其后几十年不断发展、成熟起来的学术思想,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特色。

  1.王权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刘泽华的王权主义思想,萌芽于他1979年发表的《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一文。当时,该文在政治上所形成的强大的冲击力[秦始皇评价在“文革”时期是个政治敏感问题,刘泽华此文在当时也被认为有影射毛泽东之嫌。刘泽华曾说:“评秦始皇的文章发表后,有多封读者来信,从政治上进行猛烈批评,指责是‘砍旗’行为。”见刘泽华、张分田等著:《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遮蔽了人们的视线,其真正的要害(一个新的学术思想苗头),则没有被时人发现;而正是这个学术思想的苗头,后来发育成长为一棵思想的大树,深深地影响了当代史坛。文章本来是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探讨秦统一问题的:“究竟什么是秦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呢?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中寻找。”“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这是非常明确的遵循唯物史观理论的必然结论,是当时政治形势及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理论常识;问题是作者下边的一段话开始有了味道:

  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够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度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

  本来作者要论证的秦统一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但作具体分析的时候,历史本身的状况则引导着他去追寻支撑秦实现统一的要素——严格执行军功爵制的问题;而军功爵制又仅仅是“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军功爵制是依靠国家权力进行的,并且也仅仅是国家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形式,于是,论述的逻辑就不自觉地将秦统一原因的探讨,引导到了国家权力——政治因素方面;是政治因素、国家权力,而不是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最终成为秦统一的根本原因。这样,作者的分析,慢慢地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的旗帜下,离开了经济运动本身。历史的逻辑要胜过分析的逻辑,变化是在不自觉中发生的。

  作者这种区别于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苗头,很快便发展成了明确的“君主专制帝国是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的思想。1981年,刘泽华在与王连升合作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写道:

  君主集权制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国有或私有)要求的产物,毋宁说是权力支配经济,主要是支配分配的产物。权力的大小与分配的多寡成正比,所以人们都拼命地追逐权力。封建统一与君主集权就是在这种追逐权力的斗争中形成的。

  集权是手段,攫取经济利益才是目的。所以在集权过程中必然引起财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分封制下,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在分封制被破坏与集权形成的过程中,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同样是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而变动的……这样说,是不是把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刘泽华、王连升:《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刘泽华没有回避自己学术思想的发展,将会导致“把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从而和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唯物史观相冲突的问题,坦然而直率地说“就是这样”。这还只是在1980年,整个中国的思想世界里,虽有春风拂面而江河都还没有解冻,仍然是墨子所崇尚和追求的“一同天下之义”的思想统一的时代,而他就在一条和传统思想相悖逆的道路上率性而行了。

  其后连续几年时间,刘泽华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地主阶级的形成及构成(分层)问题上,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当时,关于第一代地主的形成问题,多数学人是坚持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是经由土地买卖之路产生,而刘泽华则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中,提出“特权支配经济”的论断,认为第一代地主的出现,是政治暴力的产物。他在1984年的文章中说:

  封建地主成员的生产与再生并不完全都是经济范围中的事。从中国历史上看,第一代封建地主主要是通过政治暴力方式产生的。[刘泽华:《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

  刘泽华的论证是从历史出发的。只要人们愿意正视历史的事实,中国第一代地主的确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扩展而导致土地兼并的结果,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开荒开出来的结果[以往学界为了服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将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归之于因生产工具变革而导致的私田开垦。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卷中说:“生产工具的变革,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到了春秋时代,由于荒地被大量开辟和农业生产的提高,私田的数量因而也就不断地增加。‘公田’有一定的的规格,私田则可以因任地形而自由摆布。‘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初却不必上税。就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些诸侯和卿大夫们逐渐豪富起来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16-317页)],而是由“诸侯、卿大夫、官僚、官爵大家、豪士、豪民、豪杰这些人”转化、蜕变而来,而这些人的背景的确是政治因素。特权支配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结论。1986年,刘泽华又发表文章,从政治在土地运动中的支配作用、等级制对社会的控制、政治支配产品分配、封建主的各阶层情况等四个方面,对政治在封建地主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充分地展开性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封建地主的成员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发展起来的”;“超经济的方式造就了第一代封建地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刘泽华:《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至此,刘泽华还只是看到了秦统一过程及地主阶级形成过程中权力支配经济及政治的特殊意义,而他随后的论著中,这一认识则迅速上升为一个更为普遍性的结论。在1988年出版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他说:

  古代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资源、资料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一切社会成员的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在这里,从物到人,从躯体到灵魂,都程度不同地听凭政治权力的驱使。[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我们认为,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与作用。[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页]

  这些论断表明,在刘泽华的研究中,政治权力已经成为他观察中国古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主要视角,于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便上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思想。这一方法论思想,是有别于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运动解释历史的历史方法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特殊的观察角度,是否会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新的解释体系,刘泽华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巨大空间。

  同一时期,刘泽华还在进行着同样重要的另一项工作,这就是他在70年代末就起步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成果就是1984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无论你研究什么问题,一个人的头脑总是既“一以贯之”又“有机整体”,因为他是“一个人”。于是,我们在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同样也感受到这个思想的独立行程,感受到他所获得的新的中国历史观——政治权力支配社会——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延伸。在该书中,他看到了政治权力(君主专制)对思想的影响与支配,使得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如何确立君主专制的需要。服务于确立君主专制需要,成为该时期政治思想的核心课题。他写道: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归宿。[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3-174页]

  而当1986年他的“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思想更加明晰与成熟之后,便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王权主义”概念,用之表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或主题。他第一次提到“王权主义”概念,是在198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说:“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论文将王权主义的基本思想,归结为君权的绝对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参见刘泽华:《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南开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6页]。第二年,作者又发表文章阐述王权主义问题:

  王权主义。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特点是宣扬君权至上;君主是全社会的最高主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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