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 “求变” 到 “求治” ———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4 次 更新时间:2019-03-12 2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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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资源,而东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性质差别就决定了东西方政治理论的不同特点。西方思想史因西方社会性质的不断变革而变化,反过来,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不断改变着政治共同体,尤其是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的欧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概念实际上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欧洲。至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比如德国,确实是  “狂飙运动” 中一批知识分子 “想象” 的产物,德国思想因此才不断地发生变化; 中国思想史则因其历史的一脉相承性而基本不变,一个民本思想管两千年,这是因为其背后是大一统国家、官僚制制度和宗法社会结构、连续性的语言和文字等 “文明基体” ———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连续体。但是,即使是在 “想象” 中 “求变” 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其政治学,“变”也有其时间上的周期性,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政治学的主要使命就是论证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及其运转机制,是 “变” 后求 “治”。但是,由于 “冷战”的需要,论述特定政治即西方政治的学说,被建构成 “普世价值”并被用来改变对手乃至整个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因此论证“治” 的政治学,又再度成为 “求变”亦即改造他国的学说。应该说,这已经不再是学术学科活动,而是政治斗争、国家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政治学的政治实践功能被发挥到极致,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确实被改变了,这才有苏联的解体和 “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后来的 “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事变”。

  

   中国自然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知识分子   就开始向西方诸神取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最后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阶级斗争思维最终的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文革”; “文革”之后的 “改革开放” 实际上是第二次的取经运动,这一次的取经对象是被建构成既 “自由” 又 “民主” 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其实质还是以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改造中国,结果中国非但没有像其他非西方国家去变,而是在固本革新中独树一帜,进而产生了让西方人着迷的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或 “韧性威权主义” 这样的概念与显学。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解释,不能解释中国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成长起来的成就,它们必须上升为概念、理论乃至范式。中国道路可以有很多层  面的解释,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那就是: 用基于两千年不变的、以“致治” 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来包容并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此,“致治” 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新政治学必须重视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之  “多变” 及其缘由,然后阐述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政体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学如何变成了  “改变” 他国的政治学,并制造了旨在 “改变” 的范式,接着研讨百年来 “求变” 的中国政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家治理,就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来自社会,但是当代政治学却只流行一种社会理论,那就是 “公民社会”。本研究认为, “公民社会” 概念实际上无法与任何社会的现实相符,因此基于 “公民社会” 而产生的治理理论必定只能 “中看不中用”。

  

一 、中——西政治思想史:“恒常”与“多变”


   最直观地说,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   中国 “恒常”,西方“多变”。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都超乎寻常的稳定,以至于黑格尔竟然能   说出  “中国没有历史” 这样的话。但是我认为,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西方人只不过习惯了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这个新认识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 “历史” 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历史” 与 “历史的延续性” 有着根本的区别。在 “没有历史” 的观点看来,中国的 “不变” 其实是落后的表征;而在 “历史的延续性” 看来,中国历史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并且这个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早熟” 或者说早发的现代性。还如王国斌教授所言,在1400年,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 统”。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  “近代” 社会,具有了  “现代性”。既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中国历史还要往哪里变呢?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所说,到 15—16 世纪,欧洲才开始有了 “近代” 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军等,还有其他近代现象诸如以文艺复兴为标志而产生的个人自由。

  

   如果这些就是现代性特征,则中国的先秦政制就已具有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和郡县制; 至于自由,中国先秦时期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正如孔子说 “敬鬼神而远之”,这是自由的基本前提,人的自由在“黄老思想” 主导的西汉政治中也不是问题,甚至可以说黄老哲学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绝对信仰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完全不干预”,因此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历经千年神权政治的蒙昧之后才通过启蒙运动而获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基本前提。鉴于中国历史不可思议的 “延续性”,在中国管用两千多年的思想,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应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

  

   此外,我认为现代性政治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回答现代国家为何而存在这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然回到国家存在这个现代性的本体论问题上。这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城邦的目的在于 “最高的善”,但西方现代性国家来得很晚,顶多也就是 《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事,这是两千年 “巨变” 的结果。而中国在周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并且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有了“民惟邦本” 的说法。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封建制庄园领主,有几个共同体是以 “民惟邦本” 为宗旨的?我们只知道, “太阳王” 路易十四奉行的“民众就是骡子” 的国策。根据芬纳  《统治史》中的梳理,除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征税都是出于维护统治者权力的需要,比如豢养禁卫军和供朝廷开支。因此,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即国家史的性质重新认识,与西人所说的现代性标准加以对照。

  

   相反,一直在  “变” 的西方政治思想,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在当今的西方已经找不到踪影,它们的存在仅剩思想史或学说史的意义。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社会历经多次革命性的制度变迁,这一方面催生了时代性  的新思想,同时也颠覆和否定了曾经 “新” 过的 “旧思想”。思想是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更别说不同的文明背景),就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为了论述上的便利,下面主要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线索,简要地看看时代光谱中最有范式意义的政体思想。

  

   城邦—帝国时期的政体思想。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代表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政体思想无疑都受到苏格拉底命运的影响,都从心底里反对民主政治,但柏拉图对此事的回应是提出了  “哲人—王” 思想,比较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家,而亚里士多德则类似于当今的政治科学家,他对当时的158个城邦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行了政体分类,因此,在政体思想上,影响更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而非柏拉图———尽管 “哲人—王” 理想仍被一些特殊的保守主义者如施特劳斯学派及其追随者所信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认为,城邦是基于自然  而存在的。男女之间自然地组成家庭,家庭构成村庄,村庄联合成城邦,因此城  邦是人类联合的自然形式。在自然性的城邦中, “人类本性上是一个政治 ( 城邦) 的动物”,而且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即整体必然大于部分,因为一旦整体被毁灭,如同身体被破坏而手足不再是手足,部分也就不复存在。在今天的很多西方人看来,和柏拉图一样,这一自然主义政体观颇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是,作为第一个政治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在细分人口结构、职业性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体类型,即众所周知的三正宗三变态六种政体,其中也包括了作为理想政体的混合政体,亦即 “共和政体”;   而人口、职业、分工的变化,势必导致政体变迁。

  

   “希腊化的罗马人” 虽然从城邦走向帝国,罗马共和国最鼎盛时期的人口也达到了 800 万—1000 万的规模,但在政体理论即统治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至多是波利比乌斯贡献出 “政体循环说”:   王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统治—君主制。这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政体观,即出生、成长、繁荣和衰落  的自然主义过程,兴盛和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

  

   同一时期的中西政治思想呈现出与生俱来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早已   经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 “现代性” 政制。第一,关于自由。自然主义政体观也是一种整体主义观念,在古代自由中,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制,也绝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希腊与罗马在经济制度上一直都奉行奴隶制,而欧洲中世纪 1000 年,更是神权政治下的精神奴隶制,所以,欧洲人渴望个人解放之热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制度上的奴隶制,也没有精神奴役,从先秦到汉初,无为而治下的汉民享有了希腊人与罗马人完全不能比拟的个人自由。可以说,中国人拥有的个人自由,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  期才基本享有,中国的个人自由比西方早了 2000年。

  

第二,关于政体与治理。先秦—秦汉中国与希腊—罗马的第二个重大不同是,西方人关注的焦点是小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亚里士多德笔下仅为弹丸之地的希腊   地区就有158个城邦,因此政体理论特别发达; 而中国人则似乎天生就追求大一统,中国也自古就是一统天下,诸国并存的时代都被定性为非常时期,无一例外。大一统国家的统治形式就是王制,这一点一开始就毋庸置疑,只是谁做王以及怎样做王的问题,在此之下,中国先贤所关注的焦点就是 “致治”。早在公元前8世纪、7世纪,管仲治齐,运用的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被后人描述为 “政策决定论”。比较而言,希腊—罗马几乎没有关于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工的观察 ( 谈不上思想) ,亚里士多德之后直至 17 世纪的西方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所说,古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到了后来的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希腊化 ( Hellenistic) 和罗马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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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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