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飞:重温传统与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08:50:49

进入专题: 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     王权主义     创造性转化     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  

罗雪飞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质是王权主义。随着中西遭遇之后中国全面危机的来临,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并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最终瓦解。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主要观念或明或暗地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之所以要重温传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的需要、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需要。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在重温传统时需要做到整体判断与个别分析的结合、面向未来与回顾历史的平衡、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会通。

   关 键 词: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  王权主义  创造性转化  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强大的拥有异质文明的列强冲击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存在着保守还是趋新的争论①。在保守抑或趋新的争论中,最核心的正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以及作为其支撑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争论。所谓政治学话语体系,指的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和功能的,运用政治学的术语、概念、理论、命题、观念,既能够有效解释现实又能够批判现实和引导现实发展的,含有特定思维方式且拥有核心特质的相对稳定的一套阐释系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但是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当然也有可能表面上看似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变化。就政治学话语体系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支撑的制度和观念被认为是糟粕,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和挨打局面,就需要改造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就需要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改造和全盘更新,就需要向西方学习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文化迥异的列强面前,备受欺侮的中国对列强充满着愤懑和疏离,又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保持自己的某种“本来面目”,因而在改造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以及向西方学习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时,就不会“全盘西化”②。如何既向西方学习,又保持自主性,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晚清时期,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算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应。

  

   如果说以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作为构成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瓦解,是由于现实政治社会遭遇重大危机而引入新思想资源造成的[1],那么在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景下,结合新旧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以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紧要和突出。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政治状态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支撑这种政治状态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只能是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优秀成分且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正如张星久所说:“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于真实而丰富的本土经验,立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提出属于中国人独特体验的真问题,进行具有独创性的真研究,产出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真品和精品,才能真正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2]早在1934年,陈寅恪就明确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他虽然是就一般的思想学术问题而言的,但所谓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却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适用的。本文旨在阐释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时重温传统的相关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传统基础和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重温传统、怎么重温传统。

  

   二、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及其瓦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轴心时代”降临,在此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形成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学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格局[4]。经过秦汉时期的融合以及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演变,到宋代理学创建并被官方化之后,在帝制中国晚期,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完全定型。大致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以治道为核心的包含圣王、王道、仁义、礼乐教化、天人合一、圣君贤相、明德慎罚、为政以德、保民而王、为民父母、无为而治、立公灭私、尊君卑臣、忠君报国、用夏变夷、崇本抑末、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等话语在内的,以巩固尊卑秩序、实现官民和谐、维持民众安居乐业为宗旨的王权主义话语体系③。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王权主义和民本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将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称为王权主义话语体系,并未排斥其中丰富的民本主义内容,实际上民本主义之所以发达、民本之所以成立,即在于王权主义的盛行、王权的崇高。

  

   具体而言,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灵魂,在商周时期就有明显体现;经过诸子百家争鸣,在秦统一前夕,已经成为各派的共同归宿。在君主制的普遍危机和社会的长期动荡中,政治思想家们所描绘的理想蓝图以及实现蓝图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呼吁建立稳定的新秩序、呼唤建立君主集权体制却是共同的[5]。正如刘泽华所言:“几个主要派别热烈的争论不涉及要不要君主制,以及用什么制度取代君主制,相反,他们争论的是如何巩固、强化、完善君主制。结果,越争就越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6]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一方面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明白单纯依靠武力征伐并不能建立一个万世一系的王朝,因而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汲取了儒家、阴阳家等思想中有益于自己统治的因素。“事实上,始皇为巩固新统一的天下,颇兼采各家主张。换一个角度看,是他无法自外于当时各家合流、共缔一统的大思想环境。”[7]

  

   汉初黄老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学的流布、演变及其试图对官方产生影响的努力并未停止,法家思想也并未随着秦的崩溃而销声匿迹。黄老思想之所以被选为官方意识形态,除了强调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凋敝的经济社会形势外,还与其重视“君人南面之术”、强调尊君卑臣有重大关系[8]。在西汉中叶武帝时期,经过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法家的影响依然巨大,帝制国家被形塑为“儒法国家”。所谓“儒法国家”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9]。然而,随着制度的儒家化及其对社会的渗透和改造,汉元帝以后,儒家人士广泛地进入官僚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成为现实。“随着儒家官僚在政界的活跃与儒家思想的完善,汉王朝进行了对国家祭祀仪式的改革。儒家思想通过与谶纬说这种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将皇帝观融入其中,最终成功地促成了儒家思想的国教化。”[10]此后,伴随政治秩序的崩溃和重建、统治者对政治思想的筛选和重塑,到东汉前期《白虎通义》产生之时,影响帝制中国政治实践并塑造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已大体定型。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几百年间,常被视为儒学发展的没落期。虽然玄学与道教、佛学与佛教极大冲击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儒学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在此时期,经过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君权在门阀政治的包围中经过锻造和突围,逐渐得到了恢复。到唐代时,王权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这从初唐贞观君臣有关政治的论述、中唐韩愈和柳宗元的充斥在表奏中的话语以及唐代各位帝王所得的尊号谥号等方面可以窥见一斑[11]。与晚唐五代政治社会秩序的紊乱相伴随的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也遭受到了严重冲击,诸如君主职责、君臣关系、夷夏关系、士人操守等都出现问题。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发出如下哀叹: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12]

  

   稍后,陈师锡在给《新五代史》所作的序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自生民已来一治一乱,旋相消长,未有去仁而兴,积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13]

  

   宋代士大夫在宋朝成立初期就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文化担当,以“回向三代”为己任,试图重建纲常伦理秩序,尝试让民众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宋儒的‘三代之治’其实是秩序重建的象征符号。他们的真正意图不是复古,而是依照儒家的传统理念来彻底改造晚唐以来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失序状态。”[14]理学产生后,由于理学自身的魅力、学问传授的延续、传授者的号召力感染力以及官方的逐渐认可,理学的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并重塑了政治学话语体系。然而,王权主义的本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趋于强化。“在宋代理学圣人观中,自我像幽灵一样被驱逐、被流放,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构成了王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道德基础。”[11]理学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王权主义演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在帝制中国晚期限定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政治思维方式,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表达,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实践。

  

   尽管近代以前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有着漫长的演变,但是王权主义始终是其本质。尽管王权主义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但是认为最高权力及其掌握者是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秩序的关键,认为圣王是拨乱反正和恢复秩序的救世主,认为政治改造社会、权力分配经济利益是唯一正确方式,却是始终不变的。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反思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时仍然提出:“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15]即便到了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崩溃的晚清,洪秀全的教义和康有为的改制理论虽然呈现出激烈反传统的面目,但在精神实质上“仍然没有超出中国圣人革命论的文化内涵”[16]。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文明类型的不同,王权主义的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晚清以来多次遭遇严重冲击并最终随着帝制终结而正式瓦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支撑的观念和制度使统治者和士大夫在面对挑战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这种有效性的不足以及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政治观念和政治学话语的输入而带来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观念的更新,导致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17]。在此过程中,不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还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都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根本否定。孙中山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拒斥自不待言,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外衣下隐藏的也是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否定,1898年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时就敏锐地指出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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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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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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