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2 次 更新时间:2010-12-07 1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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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曾几何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圈子里,“学派”这个词渐渐流行起来,诸如“侯外庐学派”、“刘泽华学派”等,已有不绝于耳之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学术的进步。回首1949年以来的学术史,一个最顽强的特征,就是学术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无论哲学、史学或一切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有所谓独立学派的产生。我们只有一个学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只有一个学派,就等于是没有学派,因为理论方法论及论学宗旨上没有“异于是”的存在。如今“侯外庐学派”、“刘泽华学派”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侯外庐学派” 使中国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

  

  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侯外庐学派”的,是龚杰发表于1989年的《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一文。他说:“《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和成就,其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龚杰:《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载《西北大学学报》,1989(1)]。该文没有对“侯外庐学派”作完整的论述,只是指出了该学派的“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这一学术风格。最近几年言说“侯外庐学派”颇具代表性的,是方克立、陆新礼的论说:“‘侯外庐学派’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开创的学术派别,其基本主张是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派。

  这样的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理论到方法,从思路到话题,都已经标准化、程式化了。就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侯外庐及其研究群体是这个史学范式中做得最好的典范,他们已经尽力将“左”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其学术成就也已攀登到了这个理论体系所可能达到的高峰,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走出新路的难度可想而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需要有新学派的产生。只有“异于是”的新学派的产生,才可能带来新方法、新视野,创造新的言说方式和新的话语体系,从而使中国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

  

  “刘泽华学派” 有独特的言说方式

  

  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刘泽华学派”。 刘泽华学派之所以成立,在于这个研究群体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有区别于他人的治学宗旨和方法论体系,有独特的言说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首先,从方法论上说,一是在看待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基本路径上提出了区别传统唯物史观的特有角度。这一方法论突破,主要是根源于刘泽华著名的“王权主义”理论。二是这个群体基本上废弃了传统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最核心的方法论工具——阶级分析方法。三是这个群体的思想史研究摒弃了传统的唯物与唯心、社会与阶级、进步与反动的概念体系,甚至抛弃了近代以来来自西方的最为强大的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如专制与民主等,而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内部、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概念体系出发,提炼出言说思想史的概念和范畴,形成独特的适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话语体系。

  其次,这个群体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有着明确的目的追求,这是他们的治学宗旨。刘泽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总序》,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最后,刘泽华学派之所以成立,还在于他们已经有了足以体现其论学宗旨和学术风格的研究成果。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作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刘泽华学派的出现,产生了关于思想史的新的言说方式和新的话语体系,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视域,人们开始跳出唯物与唯心、社会与阶级的视野去展望古代思想的多彩世界。

  

  葛兆光、雷戈等人之后期待跟进

  

  最近十几年来,除了刘泽华学派,也还有一些新的话语涌现,虽说没有形成气候,形成学派,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却也不能低估。

  这里有必要提及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1998年,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出版问世,提出了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思想史理念,用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史。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将资料范围扩大到了传统的经书、子书之外,诸如非文字类的图像资料,如画像石、铜镜、宗教图像、雕塑、建筑等;普通适用的印刷品,如寺庙中的签文、一些格式化的祝祷词、皇历一类通用手册等;一般历史学家不大注意的文学性资料,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可供艺人阅读的唱词、有固定场所的说书、家族祭祀或村社聚会时的演出,等等。在这样的思想史研究中,言说的话语变了,话域也变得空前广阔。

  雷戈的《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是继葛兆光之后又一项在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雷戈创立了一种“历史—思想”研究法,其方法论手段是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雷戈提出“正史和诸子具有相同的思想史价值”的论断,为思想史研究开辟出新的史料领域。实际上,雷戈的“历史—思想”研究法,就是从人们的实际历史活动中分析思想发展轨迹的方法。他强调一切历史记录,都和通常人们所依据的“诸子”一样具有思想史资料的价值;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几乎忽略了“诸子”书以外的一切历史记录。的确,我们需要拓宽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从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中去考察思想的轨迹。

  葛兆光、雷戈等人新的研究方法问世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学者效法和跟进,于是也就没有发展为学术派别,但他们的方法论都是以代表性论著来标示的;而且这些新的方法论,也的确造成了新的话语系统,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话域范围、对象范围和资料范围。他们在思想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学派效应或范式效应的。如果说个性化的学派涌现才可能带来方法论的创新、话语体系的流转和话域的拓展的话,那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蓬勃春天,也正待于此。人们期望刘泽华学派有新的发展,期待葛兆光、雷戈式的个性化研究也能继续光大而成为独树一帜、蔚然成风之学派。

  

  李振宏,《史学月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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