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2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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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哲学”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是要表达当代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哲学思考。它所要研究的理论范畴,包括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矛盾、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等等。中国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建构中国历史的过程体系,要建构一部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它要按照中国历史本身的嬗替逻辑,阐述中国历史的合逻辑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过程研究,对于一般哲学来说是历史的,对于一般中国通史来说则更具理论色彩,其学科属性是理论历史学。中国历史哲学是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论解读,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但所谓中国话语主要是话语权问题,而不能理解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体系,不能理解为用中国的历史语言去书写中国历史哲学,而是要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概念体系,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去构造中国历史哲学的范畴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历史的一套概念体系,仍然是我们应该使用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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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的历史学,无论是理论历史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实证历史学的深度发展,都强烈呼唤建树一门新的学科——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的提法虽然并不十分陌生,但也的确缺乏研究,甚至还没有明晰的概念界定。仅有的几篇相关论文,对之解读并不一致。就此概念说,或者将其理解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历史哲学思想,或者将其解读为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而笔者提出的“中国历史哲学”,则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是要表达当代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哲学思考,以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所以,本文所论,则是一个新的学术课题。正因为其新,并且是初步思考,所论一定是粗陋浅薄,难得确当,真诚地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

  

   一 何谓“中国历史哲学”

  

   何谓“中国历史哲学”,或曰我们要建设一门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哲学学科,是一个需要有所讨论的问题。检阅该课题研究的学术史,较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呼唤将之作为一个学科去建设的,是陈忠平在1987年发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中国历史哲学》一文。而陈忠平所倡导建立的“中国历史哲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呢?他说:

   我们所谓的中国历史哲学应该称之为中国史学哲学。就其性质而言,它与研究具体历史过程的史学相比,具有抽象的特点;而与研究一般世界观的哲学相比,它又有具体的特点。所以,它既应该对中国史学范围内高层次的史学理论展开阐述,又应该对低层次的治史方法作出概括。就其对象而言,它既不等同于一般的哲学体系,需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普遍规律作出探讨,也不等同于实证的中国史学,需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阐述。它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换言之,一般哲学体系所要探讨的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中国历史科学所要阐述的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认识内容,而中国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则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般历史认识形式。

   ……中国历史哲学就是以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关系作为基本问题的,并围绕由此产生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关于作为客体的历史能否为主体所认识?作为主体的史学家如何去认识客体?从而展开其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的。[1]32

   陈忠平的说法有些含混。其所言“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阐述”、“要研究的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说法,和本文的观点几乎一致,但他却又将其转换成了认识论问题,说中国历史哲学所要阐述的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般历史认识形式问题,是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关系问题,还要展开其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所以,我们将陈忠平所论归之于一般的史学理论,包括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本体论,内容有点驳杂。这种中国历史哲学,实际上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没有明晰的区分①,在史学理论被作为一个学科有所建树的今天,这样的中国历史哲学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1999年3月,《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一组“历史文化与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笔谈”,其“编者按”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历史、哲学以及文学就密切关联,各类文献典籍中载有大量的历史思想和学说,并且漫长而曲折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待深入理论探讨的题材可谓不胜枚举。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历史哲学自有其丰厚底蕴和开拓前景,而不应简单地被视为西方历史观点理论的仿效和沿用。随着国内历史哲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中国历史哲学必将成为一个广受重视的研究方向。”[2]7显然,笔谈的组织者是把中国历史哲学理解为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哲学思想,认为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挖掘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历史理论思想。参与笔谈的几位作者,大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者之一的何兆武先生在文章中说:“就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而论,古代儒家向往着三代以上的圣人之治,古代道家向往着归真返朴,要求返于太古的自然状态;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更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历史哲学,他们的‘德’的观念虽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人格神那种意志论的内涵……历史哲学中的五德终始说,正如自然哲学中的五行说一样,就以其客观演替的规律性而取代了超自然的天意论。这应该看作是历史哲学观念的一大进步。”[3]8何兆武先生显然是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看作是中国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对象。笔谈作者张文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加强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明确表明了他讨论中国历史哲学问题的思想取向。另一位笔谈作者默父则把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首先应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为主线;第二,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第三,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不能不关注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关于第一个问题,默父写道:“中华民族具有二千余年的优秀史学传统,不但造就出像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样的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而且造就出像刘知几、郑樵、王夫之、章学诚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历史理论家。他们不但对历史编纂学,而且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学价值论等都做出过独特的阐释与说明。认真挖掘和整理这些传统史学理论财富,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4]10显然,从何兆武、张文杰到默父,他们对中国历史哲学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都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历史哲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把挖掘这方面的史学理论财富当作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笔者还看到一篇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历史哲学的文章,但该文只是在用大量篇幅说明什么是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与哲学历史观的联系与区别,说明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至于什么是“中国历史哲学”,作者王杰则一句明确的话也没讲。从他所讲历史哲学要考察的一般问题看,他讲的历史哲学似乎是偏向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或曰中国史学界讲的“历史认识论”。比如他说:“历史哲学一般所要考察的问题,如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什么?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历史认识活动规律的关系问题怎样,一定历史时期思想家的观念体系是如何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这种观念体系是反映了时代精神,还是与时代精神相违背?历史存在的东西怎样通过个体——社会心理的影响反射积淀为一种稳固恒常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的来源、生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的行为与价值趋向能否影响历史的进程?”[5]11这些问题的分析历史哲学属性是比较鲜明的。作者在文章最后说:“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和论著,如先秦之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汉代之司马迁、董仲舒、班固、王充、王符、仲长统,唐之刘知几、韩愈、李翱、柳宗元,宋明之周敦颐、张载、司马光,程朱、陆王,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唐甄、傅山、杨慎,清代之王夫之、颜元、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晚清民初之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可以说,先秦以来几乎所有的著名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我们完全可以像写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法制史那样写一部揭示中国历史哲学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的《中国历史哲学史》。”[5]12很显然,这位作者所理解的历史哲学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他所提倡的中国历史哲学,其实际含义是中国的历史哲学,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哲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他所真正关注的其实并不是历史哲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哲学思想遗产,真正要建立的,是要写出属于中国人所有的历史哲学理论,叙述一部丰富的中国历史哲学发展史。

   而这与笔者对中国历史哲学的理解相去甚远。笔者所理解的历史哲学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所主张建树的中国历史哲学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思考。它既不属于一般的史学理论范畴,不是对历史学的理论透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有所不同。这样一种想法,早在3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将近30年前,我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第一版第四章“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中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哲学的性质或任务,可以作三点归纳:(1)历史哲学是以正确的哲学做指导,其抽象程度低于哲学的一种理论形态;(2)历史哲学不应该完全脱离史学的实证性特征,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它对历史过程的理论论证,是结合着一些具体事实的阐释进行的,这一点也使它和哲学相区别;(3)历史哲学对记述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离开历史哲学的深入发展,不可能写出真正反映历史内在联系的通史性著作。以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进程为对象,研究其复杂的内在联系并揭示论证它们的特殊历史规律,把人们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历史过程的认识升华到理论知识的水平,这便是历史哲学学科的任务。我们这样规定历史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就使它既不同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包含在历史科学内部的、历史科学实现自身任务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我们就赋予了历史哲学以新的理解。根据这样的理解写成的历史哲学著作,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不同于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它应该取名《中国历史哲学》、《欧洲历史哲学》等等。”[6]68这段话在学界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中国历史哲学这个概念也没有流行开来。特别是对历史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三点归纳,并没有在学界引起讨论。所以,该书出版至今,还很少看到有人从这样的角度去讨论过历史哲学、进而讨论中国历史哲学的问题。

   1997年,刘修明发表过一篇题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历史哲学问题:“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坐标。”[7]104该文第三部分标题是建立中国的历史哲学体系,但具体什么是中国历史哲学、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他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中国历史哲学”还是“中国的历史哲学”,文中都没有做出任何论证。不过,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希望的中国历史哲学应该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解读,和笔者提出的概念比较接近。但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作者却再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作者似乎并没有对中国历史哲学问题形成清晰的个人见解。

2013年,李杰出版了一本历史哲学著作《历史观念——实践历史哲学的建构》。有评论者谈到李杰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似乎非常类似于笔者对历史哲学的看法。评论者说:“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李杰先生希望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尤其是能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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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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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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