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3 次 更新时间:2017-01-12 2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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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摘要:在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无论是以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为基本体制的中央官僚制度,还是以皇权为中枢的郡县官僚制度,都是皇权的派生物,其职能都在于保障皇权控制社会的绝对性。官僚体制运作中的宰相制度、封驳制度、谏官制度等等,在制度设计上有着某种合理性成分,但这些制度设计的主旨都在于保障皇权体制的正常运转,而不是皇权的对立因素,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限制皇帝权力的制度化规定。判断秦至清中国社会的皇权专制主义属性,可以得到历史论据的坚实支撑。

   关 键 词:皇权专制社会 中央官僚制度 郡县制 宰相制度 封驳制度 谏官制度

   作者简介:李振宏,1952年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教授。

  

   将秦至清二千年的帝制时代定性为皇权专制社会,绝非本文的发明,但也非学界之共识;所以,如何将这一命题论证起来,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实践来证明。本文要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侧面来为这一命题做出简要论证。

   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判断,主要在于证明其是否有制度性保障,使一切政治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20世纪60年代,巩绍英先生论述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一个是以中央国家政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度”①。那么,我们的论证就循此展开,看一看这两项主要的政治制度,是否都在于保障皇权控制社会的绝对性。

  

一 中央官僚制度对皇权绝对性的保障机制

  

   中国历史上秦之后的皇帝制度,皇权的威严与绝对;围绕皇权而建制的官僚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等等,都是常识性的问题,无须赘述。我们的论述将围绕皇权绝对性的制度性保障来展开。揆之历史,官僚制度的设计,是为着延伸皇权控制社会的能力而提出的。司马光在《上神宗之体要》的奏折中,对官僚制度与帝王之关系,有很明确的体认。他说:

   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帝明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谓为政有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长、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何为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要务,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给矣。是故尊者治众,卑者治寡,治众者事不得不约,治寡者事不得不详,约则举其大,详则尽其细,此自然之势也。②

   在这段话中,司马光关于官僚之设与帝王的关系,有两点看法值得重视:

   一是他指出“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帝王对官僚臣属的驱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这就是说,臣属的作用是帝王权力的延伸,官僚是帝王权力的衍生物,这一点决定了官僚臣属对帝王的绝对臣服关系。

   二是司马光看到官僚制度的本质,是在帝王权力独断情况下,解决主体有限性与社会事务无限性的矛盾的必然性选择,即所谓“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要务,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给矣”。帝王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无论如何英明都力有不逮。司马光无意之中涉及了官僚制度设置的本质与使命。

   在中国先哲看来,治理国家,只要有一个贤圣明君,再围绕明君设置一套供其役使的官僚制度贯彻其意志,这个国家就可以得到有效而良好的治理了。这就是自古以来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治世理想寄托于明君贤相的原因。由此,中国古代所找到的最美好的政治制度,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在这套制度中,皇权是轴心,官僚是副翼。

   从本质上说,皇权与官僚的关系是“身之使臂”,但是,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事物一旦被某种原因产生出来,它也就有了自己的运行轨迹,而这轨迹却不一定完全顺从着所产生它的原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其对立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异化。官僚制度也存在这种异化。官僚制度为皇权而设,但它一旦成型之后,便产生出与皇权的直接矛盾,程度不同地超出皇权的制约和束缚,甚至在某些时候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与皇权产生某种离异或背离,与皇权争夺控制社会或政治的权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而官僚制度相对于皇权的异化,却无力改变皇权专制的绝对性。因为,在皇权与官僚制度之间,皇权占据支配地位,它始终以高度的警惕性来对待官僚制度相对于皇权的异化问题,排除或克服其对于皇权的离心因素。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制度的演变,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巩绍英先生很简要而清晰地描述过宰相制度演变的轨迹:

   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秉政。西汉有中外朝之分,东汉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魏以中书掌机密,尚书也成了外围。隋唐实行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权,翰林管理文书号为“内相”。唐末五代枢密使夺宰相之权,宋以中书、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别置三司使通领盐铁、度支和户部,号为“计相”。明废丞相,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殿阁大学士组成皇帝的办公机构,掌握了实际的权力,清又以军机处代替内阁的地位,内阁变成了空衔。这样一层一层地像剥笋一样,无非是“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逼己”,就是说,尽量把权力保持在皇帝自己手里。③

   巩绍英先生的描述,可以说是抓住了宰相制度发展演化的内在线索,即其演变是以皇权对相权的掌控为依据,每一次变革都是以皇帝之近臣控制权力为结果。从秦汉时代的三公九卿,到隋唐之后的三省六部,从秦汉开始的中央官制中一次次地内朝变外朝复又建新的内朝,复杂的官制变革,使人们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只要抓住一条主线,即一切权力向皇权集中,一切变化都是为了当下皇帝的绝对权力,问题就会变得极其明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核心即在于此。

   官僚制度源之于皇权,服务于皇权,是保障皇权绝对性、保障皇权控制社会的国家机器,这样的属性或本质,是在汉代国家法典中有明文规定的。我们知道,东汉章帝时期有一个关于经学的国家会议——白虎观会议,会议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了一部代表皇权意志的经学法典——《白虎通义》。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很多学者则并不认同《白虎通义》的经学性质,而直接将之判定为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法典或礼典。④笔者认为,《白虎通义》从简单的形式上看,是礼典,而其实质是法典,在以礼制为基本规范的社会里,礼典也同时就是法典。就是在这部国家大法中,对皇帝权力、权威的绝对性,对帝制时代的君臣关系,给出了明确的规定性表述。

   《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⑤

   《白虎通义•号》:或称天子,或称帝王何?以为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⑥

   《白虎通义》明确规定,天子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授予,他父天母地,是天地之子,是上天赋予他控制人间一切的绝对权力。它不否认天子也是肉体之身,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就其个体性存在说,每个不同的帝王,无论是德质还是才略都会有不同,有差异,甚至不排除帝王的顽劣与不才,但是它却蛮横地说,尽管“帝王之德有优劣”,但只要坐在了这个位置上,他就是天子,就应该“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为什么?就因为他“俱命于天”,是天的授命与安排,不论他是好是坏,你都得接受他,承认他,服从他。

   帝王以至尊号令臣下,所谓“至尊”,就排除了一切挑战他的可能性。普天下亿万民众,无论官宦士庶,所共尊者只能有天子一人,天子、帝王、皇权,其控制天下的权力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唯一性和独一性,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而皇帝的百官或臣僚呢?

   《白虎通义•封公侯》: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⑦

   这里的表述也是很明确的。所以要设三公九卿,那是“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的需要,是帝王伸展权力以覆盖天下的需要,三公九卿的天职就是辅佐皇权承担天地人之职,所以,从设官之本源上来讲,三公九卿是辅佐皇权“以顺天成其道”的,不是要你来平分帝王之权力的。说白了,你也就是帝王延伸自己权力的工具而已。这就是官僚制度之本质。于是,在官僚制度中,官僚们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君为臣纲……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⑧

   《白虎通义•丧服》: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明至尊臣子之义也。⑨

   《白虎通义•五行》: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⑩

   《白虎通义•丧服》:为人臣子,常怀恐惧,深思远虑,志乃全身。(11)

   《白虎通义•谏诤》: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12)

   “臣顺君”“君为臣纲”,这是硬性规定,是法地顺天之意,是根据天地运行的法则做出的规定。因为,君臣关系,也应该取法于天,取象于日月,月亮围绕太阳转是不会改变的;君臣之间,君是太阳,臣是月亮,那么君为臣纲就是天经地义的。臣之于君,就是子之于父,除了顺从没有其他选择。为人臣子,就要常怀恐惧,就要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尽忠就是臣僚的天职!《白虎通义》作为国家大法,为官僚们作出了明确的角色定位。

   本来,关于君为臣纲的思想,在先秦学说中已经发轫并有相当论述;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更是把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附会以阴阳五行思想,发挥出一套系统的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但是,不管这些思想学说如何为皇权专制制造理论根据,如果不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话,它对于皇权来说就不具有实际的意义。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开始把皇权的绝对性上升到制度层面,但如何处理皇权与官僚制度的关系,并没有在制度上给予解决。汉刘邦立国之后,终西汉之世,处理皇权与地方王侯的关系,处理皇权与官僚阶层的关系,一直在实践探索之中,而最后还是出现了王莽对刘氏皇权的直接颠覆。东汉白虎观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就最终在制度规范的层面上,把皇权的绝对权威真正确立起来。皇权与官僚制度的位置关系,在国家礼制法典中被明确规范,官僚制度被牢固地定位在皇权附庸的位置上。

  

二 郡县制度与皇权绝对性的关系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面临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政治选择,到后世围绕郡县制的一系列论争,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郡县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它对于维护皇权专制的职能。秦始皇初并天下,关于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有过一场讨论。李斯为实行郡县制找到的根据是:“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3)“皆为郡县”乃“安宁之术”,而行分封,则会再次造成春秋以来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的局面,意即只有实行郡县制,才可能保障天子对天下的绝对控制。秦始皇最后选择郡县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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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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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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