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序言与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0 次 更新时间:2012-12-29 12: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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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序

  

  林春

  

  “乡村与革命”是晚近中国的经典话题。这不仅因为中国成就了一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社会革命,也不仅因为这场革命使在“现代”语境里一向被视为落后或“前政治”的农民大众成为塑造新社会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们经历了改革风云流变、全球化导向的今天,重新面对着农村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乃至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

  

  吕新雨这本书,汇集了她与秦晖论战的重要文章。她在专业影视传媒、推动诸如新纪录运动,并涉猎宏观理论的同时,也由研究梁漱溟而对农村问题产生极大兴趣,热情投身于其历史、前景及当前政策的讨论。她思路敏捷,眼界宽广,遇到相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艰深之处,亦知难而上,细细推敲,提出独到的见解。因此能在辩论中针锋相对,对主要分歧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彩的回应。

  

  这场论战的直接背景是三农危机。农村改革的成就,从扶贫减贫到免除农业税,从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到新农合等惠民政策的推行,固然不可忽视。但同时,亟待解决的、也是吕新雨关注的问题,是农地锐减,村庄衰败,都市瓶颈,城乡鸿沟;是乡镇政府的难题和债务,两代农民工的奋斗与挣扎,失地而无业群体的生存困境;是老弱病穷无奈的叹息,留守儿童失落的梦想,以及对非法卖地、占地的拼死抗争。讨论走出危机的决策,究竟是主流的城市化、现代化,还是另类的乡村建设、乡土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土地彻底私有化、农业全盘商业化,还是重建双层经营中的集体一层、创造多种劳动联合以及资金、种子、灌溉、农机、营销等方面的合作形式?是秦晖等为代表的以“依附性封建主义”之时代错误而指斥共同体、“民粹主义”并国家保护,主张大资本下乡而完成对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还是吕新雨等倡导的立足本土、革新传统、体现农民主体性和地方多样性的社会主义的“新乡土主义”?面对社会与环境的巨大压力,主义之争的不合时宜早已试错。何去何从,成为今日中国十字路口的选择。

  

  辩论的理论背景,是对一厢情愿“接轨”的反思和批评,也是对修正史学、翻案风潮的思想斗争。比如再评价中国革命,不少“学术”近年来专营土改之误,乃至常见共产党比国民党反动,地主比农民进步之说。其要点,是在世界观、历史观的层面以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替代阶级对立,同时旁置国家的阶级性。这一概念当然有着直接的政治含义和现实指向。以中国地域之广、历史之长、发展之不平衡,可供反驳的史料文献可以说浩如烟海。但其中关键的一点,正是陈翰笙、杜润生等农村政策研究的前辈反复强调的土地革命的深远意义:耕者有其田之外,它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和阶级结构,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性质和组织管理手段。农村问题之重,不仅在于人口大国必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在于乡土权力和权利关系对整个国家走向和政策的影响。改革中出现的三农问题,说到底也是政权问题,是为谁执政、为哪些利益服务的问题。20世纪中国走过的经由革命而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发展,是三座大山逼出来的,与其它时空中的民族道路不同。坚守其历史性、合理性的底线,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亦步亦趋他人的模式。

  

  吕新雨的阐发多有新意和洞见,她也仍然在继续写作和思考。例如,秦晖不断引用的马克思的论断,即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结合的、不断自我再生产的封闭经济能够有效解释停滞或专制,是有道理的。变革陈旧的生产方式也正是中国革命的本来目的。中国固然走不了美国道路,也不可能照搬任何其它既有的经验,但如何在一个后集体时代克服作为传统农耕文明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如何找到小生产社会化、开放化的非资本主义途径,使自主自治的乡土建设与由需求而不是利润主导的大工业、大市场相连,是尚未解决的难题,需要长远计议。社会主义终究要在人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化的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知识经济,造就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城乡统筹、全员覆盖的社会保障,尤其草根议政参政等直接民主的各种方法。同时,大生产又未必排斥、反而依赖于直接生产者的各类小规模自组织,从而发挥诸如地方特色产品、民间特殊工艺、民俗文化更新、社区互助网络、绿色节能生活及公共秩序福利等方面的优势。正如吕新雨等学者指出,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意见,不但轻视了发展主义的社会及环境恶果,而且错过了现代格局中蓬勃扩展而不是渐被淹没的“小生产”的潜力。对开放型小生产再生形式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场论战因其深度、水平、启发性和现实性而值得推荐。读过居高临下、霸气十足的秦晖的朋友,也一定要读清新雄辩、后生可畏的吕新雨。她探求真理、挑战权威的勇气,她理论、历史和现实研究的能力,都十分可贵。更值得赞许的,是字里行间她的本土立场和底层立场;概括为人民立场,应该是思想界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毕竟,只有以人民、以农民为本的进路,才能消除再次引发革命的根源,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分离乡村与革命。

  

  2012年5月5日

  

  后记

  

  大约在1999年前后,李陀先生主持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开始陆续问世,其志在推动本土的文化研究。蒙他不弃,我忝列为丛书的作者。当时向他报的选题为:“大众传媒与民工潮”,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为此,我已经搜集了大量媒体材料和个案,也是希望借此对大众传媒研究自我循环的格局有所突破,将其与重要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但是,在列出了详细的写作提纲之后,在着手写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发现大众传媒本身深刻地受制于中国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其报道框架既是社会思潮的博弈式体现,更受制于媒体人有意无意的认知偏好。因此,必须首先清理知识界的相关话语,才能够找出媒介话语的主导性框架来源。与此同时,我也需要寻求和确立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和视野,以避免被局限于媒体框架之内而不能自拔。大众传媒的研究必须有大众传媒之外的视角与视野,才能够破除传媒中心主义划地为牢的局限。我越来越深地体认到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都必须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的视野结合起来,——这是我开始介入“三农”问题及其论辩的缘起,也是我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缘由。之后,不断有朋友对我的写作转向表示惊讶,但其实原因很简单,我需要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搞明白,才能继续往下走。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发表在2003年和2004年《读书》杂志上的两篇短文,一篇涉及的是“民工潮”的问题意识,另一篇则是针对秦晖先生代表作品《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的读书笔记。

  

  之所以和秦晖先生展开讨论,因为他是主要影响大众传媒话语的农民问题学者之一,他的论述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历史、现实与理论问题,往往成为主流媒体的援用框架,——这自然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对其著作的阅读却成为对其话语怀疑的开始,为此,我顺着他的思路去查找他涉及的原始资料,以求实际,这也是《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一文的动机。因为涉及到大量史料,在阅读文献期间,各种疑问不断浮现,思考和写作的过程越来越长,并使得这篇读书笔记最终也不得不变得很长,最终达到八万余字。删节后于2004年3月发表在李陀和陈燕谷两位先生主编的《视界》第十三辑上(河北教育出版社),也是该杂志的最后一期,非常感谢他们给出珍贵的篇幅来容纳这篇文稿。李陀先生主编的丛书因为各种原因,后来没有能够继续出版。而我的写作也随着问题的复杂和尖锐而走远,没有来得及最终落实到大众传媒的问题上,——这会是我延迟至今天,但必须完成的下一步工作,即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城乡变革的关系。原先预告过的《书写与遮蔽》的书名,我挪用为一本个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虽然已经不是原来计划中的书稿,却是在此基础上的艰难跋涉,也是一步步求索的思想历程。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一文发表之后,曾被《天涯》杂志2004年5期在“环球笔记”栏目中以“美国农业的神话”为题做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本刊特别推荐”栏目,也以《农业资本主义与“美国式道路” 》为题做了较长的摘录;——借此一并感谢。薛毅先生主编的“热风”书系《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2008,上海书店出版社)收录了该文,也特致谢忱。

  

  六年之后,即从2010年底开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连续六期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重点是对我上述文稿的反驳。一家报纸的书评版用连载一个多月的阵势来进行大批判,可谓是创纪录。但是,很遗憾,秦先生的系列文章没有遵循最基本的学术伦理的底线,本该正常进行的学术辩论却演变成罗织罪状的诬陷。秦先生指控我犯了“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具体指证有十余处所谓“硬伤”,对此,“上海书评”刊发时没有任何对我的询证。为此,我响应了秦先生在文章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鉴于我们在一系列历史、理论与现实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些都需要从学术的立场加以辨明,我对秦先生的系列文章又做了八万余字的认真回应,以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与分野。其中部分文稿投给《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却遭到拒绝。

  

  这些严重违背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准则的操作方式,更使得大众传媒在“三农”问题上的主导性叙述框架成为一种霸权模式,窒息了真正的学术讨论,而代之以独断专行的一言堂。这正是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令人扼腕的严峻现实。我不得不在网上发布一封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并陆灏先生的公开信,指出:

  

  被批评者拥有平等的回应权利,这本是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原则;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保障被批评者的权利也是基本的职业伦理。唯此,才有可能“真相”。这个基本的操守轰然毁灭也标志着真相之死。这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理想的破产。当中国的那些打着“自由”旗号的媒体变成党同伐异的工具,当“媒体自由”的口号变成操控舆论的幌子,“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损毁论敌基本权利的霸权机制。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并非偶然,在过去的思想论争中,它已经一再发生,今后更可能发生在每一位读者和作者的身上。因此,我特别邀请所有关心中国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同事和朋友们共同思考,今天,中国的新闻事业究竟向何处去?媒体公共性的破产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学术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究竟该如何构建?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1]

  

  这本文稿正是上述理念的延伸,学术的公共性是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的前提,也是构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前提。在此,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倪为国先生和万骏先生破除困难出版此书,也感谢丁耘先生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新经世”书系。丁耘和一群年轻学人共同组建的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平台,曾使我获益良多。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对这场争论的关注与帮助,是他一再督促我在繁忙的工作与教学之余,尽快写出回应的文稿。当公开信在网络上流转时,感谢我的一些年轻同事如马凌、张志安、邓建国、贾敏、朱春阳等,以及众多朋友与网友在微博上转发支持并参与辩论,——它表明,传媒的公共性正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一文,节本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年1期,真诚感谢这家优秀的学术刊物给予的发表空间。关于“亚细亚专制主义”论述的不同部分曾于2011年7月,分别参加由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美国塔夫兹大学、《现代中文学刊》主办的“文化与社会转型:近三十年的理论和实践”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结构性变化的理论阐释”学术研讨会。感谢上述会议的邀请,通过讨论使得我的研究获得了进一步深化的机会。

  

  本书稿的《民工潮的问题意识》一篇,曾刊登于《读书》2003年10期,收入《改革:反思与推进》(《读书》精选(1996-2005),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年);《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发表于《读书》2004年4期。感谢《读书》杂志。

  

  此次本书出版,对2004年发表的长文增补了少数脚注,修订了个别错讹。当时写作时引用的主要研究数据,不再更新,也予以说明。

  

  本书的写作过程跨越十余年,代表了自己读书与思考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与《乡村与国家》(北京三联,2013)是姊妹篇。《乡村与革命》试图把“乡村”问题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脉络里去考察,革命与战争、市场与民主、国家与道路这些关键词,——在世界史意义上,它们与乡村的复杂联系。在这本书稿中,我努力描述的正是理论与现实辩证互动的历史展开,在二十世纪的欧亚大陆,这个展开的过程做革命,——乡村的革命。《乡村与国家》则希望回到中国自己一百多年的发展脉络,借助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构建一个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视野。这两本小书在内容上互相呼应,逻辑上彼此支持,也希望有心的读者垂注。它们是我对作为问题的“乡村”,这一巨大的地理、人文与政治的历史空间努力探问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追问的生命旅程。对此,我无怨无悔。

  

  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的短序,林春和她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对社会主义理想虽百折而不移的不懈追求,一直是我追慕的榜样。她在序言中最后提出的重要命题,即中国的小农经济如何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在努力保持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获得社会化、开放化的发展之路,与人民的真正需求接轨,即建立城乡互哺的市场关系,而不是由大资本操控的霸权与垄断的市场,寻求生产方式与社会方式的有机结合,并由此回归中国的民主实践,——这正应该是所有理论和历史探讨的归结点。《乡村与国家》试图通过倡导“新乡土主义”来开启这样的讨论。今天,中国大地正在涌现出新的乡村建设与知识青年返乡运动,如春潮拍岸,它们正以不同的方式重构城乡互哺的社会实验,不断丰富着“新乡土主义”的内涵,并希冀以此破解城乡分裂的历史悖论,——我想这才是自己的工作真正具有意义之所在。鉴往开来,为大地而写的文章,与写在大地上的文章,都是打探通向未来的路径,即便它现在看起来还是曲折晦暗。但是,只要时代的浪潮已经开始奔腾,希望就不远了。

  

  最后,期待读者的批评,也期待这样的批评推动学术公共性的建设,推动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与实践。

  

  吕新雨

  

  2012年7月25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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