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误读革命,抑或创造革命? ——《惨世界》内外的思想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6 次 更新时间:2020-06-23 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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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革命,抑或创造革命?

——《惨世界》内外的思想与政治

尤小立


   雨果1861年完成、18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四十多年后由两位笃信革命的中国知识青年译介到中国,两位青年都不本分,他们尽其想像,大胆添加,以致一百多年后,围绕这一《悲惨世界》中文节译本的争论仍未停息。

   1903年10月当苏曼殊着手为《国民日日报》翻译《悲惨世界》(其时名为《惨社会》)时,文稿中混乱的汉语语法和文字经过陈独秀一一改正并且润色,这本叫《惨社会》的“译著”才得以完成。陈独秀后来对柳亚子说,他的润色其实非常“马虎”,并非用心而为。但此话出自陈独秀之口,多少有些自谦和随性的成分。因为彼时二十岁的苏曼殊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而辅导并提升其中文水平的正是陈由己(独秀)。

  

   近代中国知识人以舆论鼓吹政治变革的方式,大量出现于维新运动时期。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流亡地日本继续办报宣传其主张。另一批崇尚革命的知识人也开始以此为榜样,以舆论干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舆论唤醒大众。“苏报案”后,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于上海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在当时即被称为“苏报第二”。章、陈的革命意识并不逊于《苏报》撰稿人,只是迫于“苏报”前鉴,文字上稍稍有些“舒缓”。

   在近代中国,雨果(时译为嚣俄)之名最早出现于由梁启超、马君武等创办,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小说》1902年12月第2号上,以后《新民丛报》复有提及,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第五期所刊鲁迅(署名庚辰)译《哀尘》实乃雨果《见闻录》中之随笔,此随笔中的妓女“芳梯”的际遇随后被雨果写入《悲惨世界》之中,但鲁迅似并未察知。依此看,雨果《悲惨世界》的第一个节译本,只能是1903年10月8日—12月1日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后结集出版,改名为《惨世界》)了。署名译者苏子谷(曼殊)其时正在《国民日日报》社当译员。顺着报社办刊的思路,他也先后发表过两篇时文,其中《女杰郭耳缦》介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的事迹,明显是受当时革命者所崇尚的“刺杀”活动的启发;《呜呼广东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近代广东人的崇洋媚外。除去诗歌外,《惨社会》是苏曼殊第三次直接为《国民日日报》撰文。

   据说,译介《悲惨世界》前,苏曼殊有意译拜伦诗歌。不过,这一意愿的实现要到几年之后了。1908年(一说1909年)苏曼殊所译《拜伦诗选》才得以出版。本来苏曼殊既喜拜伦的诗,亦喜雪莱的诗,对二人的评价相当贴切,其本人也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可谓天作之合。对于拜伦和雪莱的诗,陈独秀也同样喜欢。由苏译,再由陈润色,亦可谓珠联璧合。但拜伦、雪莱毕竟不合报社的编辑方针,所以舍拜伦、雪莱而取雨果也顺理成章。

   翻译《惨社会》虽是苏曼殊作为译员的本职工作,却具有特殊性。因为他们起初选译雨果名作《悲惨世界》,期望的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译者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见解。可《悲惨世界》的内容似乎无法满足译者和润色者的意愿,于是翻译便成了改写。后来小说未连载完,《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苏曼殊又不辞而别,接续的内容就更谈不上“译”而主要是“作”了。至于那“创作”的部分是苏曼殊手痒,还是陈独秀所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近代中国崇尚革命的知识人,多以法国大革命为模板。《惨社会》问世前的1903年 6月22日,章士钊在《苏报》上撰《杀人主义》,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日断头台上,黄旗已招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后,凡提法国大革命,均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如《说君》一文写道:“法国革命时代,举法国之人,挟其勇往义侠之气,与各国君主宣战,蹂躏大陆,拯各国国民于涂炭,播自由之种子,各国民谢之。”[1]《国民日日报》转录上海《字西林报》之《革命魂》一文更是说:“法国大革命炫耀数千秋之历史,震动五大洲之人物,凡接踵而起者,不胜枚举。……夫革命之成败早不可知,而要为民族中所不能免,一国中不能逃之一级。”

   [2]可是,雨果并非革命时代的人物,他本人也不赞同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面陈独秀、苏曼殊对雨果的误解是明显存在的。

   有研究者因此推测,《国民日日报》决定译介雨果作品很可能与雨果诞辰一百周年,日本思想界和文学界大加庆祝有关。但除此之外,《悲惨世界》是否也为近代中国的革命知识人提供了某种可获启发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呢?

   研究雨果的法国学者以为,《悲惨世界》给法国左翼知识人提供的主要是书中所显示出的“道德意义”。尽管在近代中国,《悲惨世界》基本被看作是“社会小说”,而1903年的陈独秀、苏曼殊也谈不上“左”,他们不过是崇尚自由和革命的知识青年而已。不过,在近代中国知识人那里,“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并非相互排斥,他们追求的恰恰是“道德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统一。

   但在接受雨果及其《悲惨世界》时,至少陈独秀和苏曼殊对雨果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反而成就了一个不自觉的淘洗过程,淘洗的结果是屏蔽障碍,取得共识,因而直接引发出了彼此的一些共鸣。像雨果对君主立宪的赞赏本来是可以成为接受障碍的,但可能陈、苏对此并不了解,故障碍并未形成,反倒是《悲惨世界》的“下层情结”成了具有调动革命情绪的道德指标。正像法兰西诗人、评论家拉马丁所说的,“不仅因为它(指《悲惨世界》——引者)使幸福的人过于害怕,而是因为它使不幸的人期望过多。”[3]

   此时的陈独秀、苏曼殊以及《国民日日报》的同人虽没有行动上的“下层关怀”,却已经有了关怀“国民”的意识。这个崭新的意识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写得很明确。文中说:三千年来,中国在长期专制之下,国人对“国民”之意无法理解。中国只有“蚁民”或“乡民”而无“国民”。国民者,建立国家的基础,国家不过是“民之集合体”,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国民及其自觉。作为“第四种族”(即相对于贵族、教徒和平民)的新闻记者因为是“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故“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及“多数平民之志望”。

   将“平民”理解成“下层百姓”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的一个通识。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观,还是卢梭的“主权在民”说都在讲“民”,这个“民”既然与“官”对立,故在名词上就与中国传统的“民”对应了起来。只不过,按《国民日日报》作者的说法,“民”不再是单纯的“百姓”,它是与“奴隶”相对举的,即只有摆脱奴隶心态、思想和地位的“百姓”才能称其为“民”(参见《箴奴隶》,此文在《国民日日报》作为“社说”栏刊出时未署名,作者或说是陈独秀,或说为章士钊)。从这个意义上看,此处的“民”与今日之所谓公民大致相类却又与当时现实中的“百姓”相去甚远,因而在近代知识人意识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即理论上的“民”与现实中的“百姓”无法等同。而由于距离相当的远,故在“百姓”无法达到“民”之期望时,便容易成为“一盘散沙”(孙中山语),于是,精英人物就很自然地成了拯救“百姓”的英雄或侠客。

   陈独秀、苏曼殊,包括民国建立前的章士钊这批革命青年,一方面讲“民”,一方面又鼓吹革命,同时努力与康有为、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或强调革命代价过大的保守自由的一派争论。但实际上,革命与“民”之间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关联性。革命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刺杀”或“暗杀”的个别行为之上,希望以此唤醒恰恰是那个道德上非常神圣的“民”。这种思想反映到翻译上,便是在《惨世界》里硬加上一个侠客式的主角“明男德”(意为明白难得)。这个侠客周围,自然不会有多少组织,依据多少理论。他只是“圣人”,以个人的方式揭竿而起,打抱不平或除恶扬善,形成偶然的革命星火。这种“侠客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对于革命的想像。当然,偶然擦出的革命星火有时候也会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雨果那里,人道主义是高于革命的,他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语见《九三年》)已经被后人当成了至理名言,但在陈、苏这里,人道主义不仅被革命性地改造,也被中国式地改造了。以侠义精神拯救他人,这是革命者的追求,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侠义精神的近代轮回,似乎也是人道主义最充分的体现。

   《惨社会》(《惨世界》)既然打着“翻译”的旗号,就不可能展现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景,没有具体情景,译作者就只有通过片言只语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对于革命的认同。小说中的侠客男德便成了译作者的代言人。他不仅愤世嫉俗,而且也知晓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伯党”(今译雅各宾派)。只是小说中所列出的“雅各伯党”的诸如“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里居住,和占夺他财产的权利”、“法国的土地,应当为法国的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等五条“规矩”[4],如果去除“法国”以及“自由”、“权利”之类的现代性字眼,差不多与“等贵贱”、“均贫富”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理想相类似,倒更像是译作者认知中的“革命”理念。

   不过,革命被简化成个人的行为后,并没有削弱革命的崇高和对于革命的热情,至少在陈、苏心目中是如此。但作为革命的当事人,陈独秀和苏曼珠对于现实中革命大潮所席卷的人和事,却远没有对于革命本身那么乐观。章士钊后来回忆说,《惨社会》(《惨世界》)中有一个情节惹怒了一位革命的参与者。此人名朱茂芸(菱溪),曾与秦力山组织自立军,是时务学堂头班生,但“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使派已充代表,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说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经调停始无事。”[5]

   朱茂芸的对号入座是有道理的,他参加组建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他办过出版社,他又性好“狎邪”,这些都能从《惨世界》里找到踪迹。如“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甚么书局,甚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6]再如译作者描述男德的刚强时,又借机讽刺说:“那晓得那男德是一个天生的刚强男子,不像尚海那班自称甚么志士的,平日说的是不怕艰难,不愁贫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气起来,再到了荷包空的时候,更免不得冤张怪李,无事生端,做出些无理的事情,也顾不得大家耻笑,这就到了小人穷斯滥矣的地步。”[7]

其实,但凡提及“尚海”(上海之谐音)的假革命志士,《惨世界》均没有好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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