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

——以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6 次 更新时间:2016-09-30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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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工农联盟/城乡关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实践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构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础。本文梳理和检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各自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历史影响。中、俄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这一历史逻辑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阐述和辨析,正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托洛茨基 布哈林 “一国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 城乡关系


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辩护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过完整的叙述。①这也是因为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军国主义化,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变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初其实是战时经济的必然体现。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宁赞赏的《共产主义ABC》中,特别讨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军事任务,“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须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而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这就是国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②这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重访这一历史,即一战之后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年头,俄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关闭,粮食价格飙升,饥荒爆发,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无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对他缉捕的动荡过程中,写下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特别指出,在规模空前的饥荒逼近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是应对大饥荒的唯一选择。③但是,问题在于俄国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的地主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并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损害他们高额的利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④因而,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⑥,由此,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

这也是因为在1917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历史关口,“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超过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国家。”列宁呼吁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处于一战危机中的俄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提请大家注意,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是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执政时期,当时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⑦他一再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西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明。

但是,当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农手中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条件。⑧而这个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首先落实在对农民的政策上,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用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列宁回顾这一转变时,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⑨而粮食税是走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包括租让制和合作制,都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923年1月和2月,病重的列宁在最后一段日子请人给他读的书刊则关乎国际关系、合作社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等内容,⑩他最后的思考正在于如何通过合作社使得社会主义能够在农村中得以建立。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战时措施,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其中,粮食税与农村的合作社是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

布哈林早年在国外怀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后来在列宁的影响下转变,在列宁身后则成为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最重要的阐述者和捍卫者。他既通过与考茨基、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论战来展开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阐释,又通过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战,最后是与斯大林的斗争,来展开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深入。通过两边的论战,布哈林坚持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在中国的城乡关系再次进入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

1924年列宁去世,此时,苏联在战后被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列宁反对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11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能依赖市场与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12

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这个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的。布哈林批评说,如果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作为苏联发展的标杆,那么在达到美国的水准之前的很长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列入“原始积累栏”,原始就成为永久性的,这样,奥氏就是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一般的社会主义积累,把“原始的”规律变成普遍的规律,“这一切为的是把工业靠农业为生时期的政策拖长到电气化为止”。13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就会蜕变为真正的剥削阶级,而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都会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事实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它(殖民地)是剥削的对象,在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在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宗主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此等等。”14

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笔者愿意把它称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1924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演讲中,总结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处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所以着重的是工人阶级,“在它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15,但这却是列宁主义的贡献。“这首先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成长,并活动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不使人对农民问题给予巨大注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因此,列宁“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自己这一边应该有一个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去分析土地问题”。

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这两个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做的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同时,在这里指出下列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即这个学说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制定的,一方面是与民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16

布哈林认为列宁坚持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与农民的结合这一道路,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杰出的“土地问题理论家”,把总体的“土地问题”放在巨大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它还特别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关联,以下布哈林的论述尤为关键:

我们如果能俯视我们今日这座行星,看一看国际规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个欧洲,看一看美洲的工业地区,如果把整个西欧与所有的殖民地,与中国、印度,其余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对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如果在世界经济的总范围内西欧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么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就代表一个大农村。……因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归结到另一个我已提到的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问题。17

而这些阐述,布哈林把它归结为列宁的独创,但是加以独创性的发展则是布哈林的历史贡献。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提出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是其固有的经济形态的体现者。如果我们把农民当作一种社会阶级的范畴来看待,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农民是某种生产单位的形态的体现者,这种形态有可能战胜我们,沿着我们所不愿意的道路发展,也有可能沿着我们想要引导它走的道路前进。因此,社会阶级观点在这里具有其纯经济的意义和原因,而阶级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就是经济形态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8

在同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一文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工农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的角度是倾向于从农民中得到更多攫取和积累,农民的角度是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工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要为农业市场服务,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就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崩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内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予以补救。谁专从争取抬高价格,争取瓜分既有的国民收入的观点看待生产以及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就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甚至还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19真正的问题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是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因此,注意农业市场容量的扩大,并不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是相反,只有这样才符合无产阶级共同和长远的利益。“工联主义者、行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仅仅把农业看作国内的殖民地市场,并且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王国将是永存的。这种‘观点’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20这些针对的正是苏联开始日益严重的城乡对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21但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不能。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再生产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22

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23

布哈林阐述道,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为其政治领导权奠定经济领导权的话,其政治领导权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经济领导权只有唯一的道路:工业适应农业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靠工业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方法,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网,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速度奠定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布哈林批评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着旧“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截然分开,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某种“自在之物”,可以撇开它,没有它也可以本着“社会主义积累”的精神“办事”。24

布哈林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工农联盟是过渡时期全部政策的实质。“因为过渡时期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两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等问题表现了主要的阶级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而且是全面地分割开,回避政治——这意味着不理解整个问题,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忽略了对之无法回避、远离和躲藏的主要的东西”。25

针对托洛茨基把一切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不够,并由此主张对农民采取严厉的措施,布哈林则强调农业中小生产的大量而长期存在的现实,托氏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工农联盟。问题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也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而在于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市场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对农民经济估计不足在这里表现为对市场力量估计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神经,即货币体系的全部意义,孤立地对工业做片面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不懂得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结合,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是必不可少的。其不断革命论是用形式逻辑代替了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忽略了革命的中间环节,即善于看到独特的关系,善于看到从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的过渡,善于抓住把握整个链条的那个基本环节,即俄国的农民问题。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不过是重复一种公式化的非现实的论断:

或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取得稳固的胜利;或者是虎头蛇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死亡。或者是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样就会得救;或者是没有这种援助——那时就无救了。

而实际上生活完全推翻了这些公式并给予全然不同的答案。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革命过渡到另一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既来自无产阶级,也来自殖民地的援助(还有来自资本家的“援助”,他们以自己的内杠援助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是死亡,而是生存。等等。现实要比仔细描画出来的干巴巴的“不断革命”图式远为丰富多彩。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看不见现实,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无力的。26

布哈林从世界经济视野出发,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精彩的批判,指出其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为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懂得农民问题的意义,不给予注意,不提出对我们很有意义的那种问题,那么事情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农业国,他们是工业国。他们那里也有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只是它不是位于宗主国,而是位于遥远的殖民地外围。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够重视农业问题,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同它轻视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提法这一点直接联系着的。在社会民主党那里,要么是直接敌视殖民地运动的路线(社会帝国主义),要么是表现为一字不提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醉心于自己的“欧洲主义”,不止一次地强调“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亚洲农民性(他正是这样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这说明在这种“欧洲主义”中有某种社会民主党人轻视农民和殖民地运动的东西,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还是相当注意殖民地问题的。

关于阶级的这种提法,对阶级的作用所做的“欧式”估计使托洛茨基同志得出这样一种具体的看法:如果得不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予的国家支持,俄国革命就必然要灭亡。27

这样就用“抽象的图式代替了具体的分析”,只有典型的革命才能成功,非典型就注定灭亡,“在这种革命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人民’阶级。换句话说,只有在没有农民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理想的革命”。

然而,这种理想与现实完全背离。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国家,都是由一小撮人口稠密的无产阶级化的宗主国与大量的农民的殖民地构成的。法国的绝大多数在非洲,英国的绝大多数在亚洲。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如果不依靠印度和埃及农民的同情,如果不引导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战斗,如果不能领导这类人的大多数,不拥有领导权,那么它能做什么呢?布哈林质疑的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只关心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丧失了关注殖民地人民的能力和视野,沦为对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戴。但是,农民是世界居民的大多数,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有不懂经济的世界联系的人,才会忽略他们。“因此必须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不得不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28

针对托洛茨基的逻辑,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内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而且是国家的援助,无产阶级政权一定垮台。布哈林反驳道:

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防止的,等等,那么就是无产阶级取得世界胜利,这种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防止的。农民在我们地球上占绝大多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办法使这多数跟自己走,那么,或者国际革命也注定要破产,或者它应推迟(按照库诺夫的看法)到地球上形成无产阶级的多数之后。不能设想,要炸毁“地球之界”,等待天上的纯无产阶级力量的援助,而且还是“国家形式”的援助。

这其实是推开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是不能理解列宁对民粹主义具有历史现实性和进步性的历史内容的判断。而托洛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动的一面在于居然想建立一个庄稼汉(即小私有者)与无产阶级共同参政的制度,这种反革命性质在革命胜利时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在关于俄国革命各种力量的对比问题上,在关于从达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的观点看俄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性问题上,基本完全一致”,29即如果没有胜利的国际工人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不是由于被推翻就是由于自己蜕化而将遭到毁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由于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蜕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则认为这样的立场不过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鲍威尔的俄国翻版。

布哈林在1926年《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一篇重要长文中,全面回应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苏联的反对力量对苏联的批评。他批判了考茨基等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向专制的判断,就在于苏联的多数居民其实都是“庄稼汉”。他发现了一本由“研究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同盟总书记处”出版的小册子,其标题很特别,叫作《欧洲的亚洲化》,其作者保尔•施曼博士赞扬道:从社会政治观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写得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呢?施曼论证说:“精神上的死亡,许多世纪以来亚洲各民族所固有的人类的内部僵化,现在像幽灵一样,裹着用欧洲思想的碎片做成的外衣,站在欧洲的大门前。而这些碎片使变得盲目的文明世界受到欺骗。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带来欧洲的亚洲化”。30他引用了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少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民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31

历史地看,欧洲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具有农民(亚细亚)的性质,是共产民粹主义,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官僚主义的蜕化,由此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在20世纪之后的历史中,作为西方左翼社会民主派别和托派对苏联和中国主要指控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翻炒,极左与极右恰恰在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这是极有意味的现象。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与西方关于今天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其渊源也正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撞与回响,并强烈地投射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论辩中。


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辩论

如果对比一下托洛茨基从另一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批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托洛茨基认为列宁从土地革命为俄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所设想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

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32

托洛茨基以中国为例证,古代中国革命曾使农民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次革命都会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尔后历史就重演了。土地重新集中、新贵族,再就是新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20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33这些“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演绎,何其相识,这样的话语不仅在20世纪革命史中震荡不已,而且在今天仍然不断被撞响。34

托洛茨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解释列宁和民粹主义者的斗争,认为民粹派把工人和农民都看成是劳动者和被剥夺者,而在同样关心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对农民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民占据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主要引述的都是列宁在1905年—1906年期间的话语,并辩白说,列宁有时指责“我”对农民估计过低,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到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政权的能力,有因此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托洛茨基认为只是在列宁患病和逝世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35

1924年,其实正是布哈林从理论上迎击托洛茨基,并与斯大林共同站在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边的时期。但是历史的诡秘在于:正是托洛茨基的敌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激进策略来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而作为托洛茨基派的波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中,基本上没有正面叙述布哈林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其实,真正从理论上挑战和批判托洛茨基的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

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反驳说,俄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并依靠农民而取得的,而不是空等客观条件的实现。列宁革命的辩证法使得俄国能够利用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即工农联盟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必然如此。区别的核心正在于对农民的理解,以及对工农联盟的理解。1925年,苏联国家处于全面转折关头,列宁逝世之后,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坚持列宁主义,坚持工农联盟,是所有问题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布哈林竭力捍卫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着力点。

这一年,布哈林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关系,也是建立城市和乡村的商业联系,是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其最深刻的含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力量互相繁荣的可能性,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农民经济的积累意味着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它能够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能够使工业对农业有良好的反作用。

布哈林区分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计划。第一种战略计划是联合大资本同盟:租让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战胜它,这是在1921年列宁《论粮食税》里阐发的观点;但是列宁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已经改变了这一说法,重新评价了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合作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会议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的发展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现实的变化:首先是并没有国外资本愿意来投资,所以租让合同很少,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空想;第二,确立了我们自己内部的发展力量,即工农联盟;第三,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国家财政体系正在整顿,工业发展了,银行组织起来了。如果没有自己的银行,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就会压垮我们,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但是现在新的对比力量,使得开放经济周转是可行的,是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的。现在应该鼓励农民的积累,“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36这成为布哈林的标志性话语。

在分析民粹派关于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布哈林指出民粹派中也有派别是赞成用机器来拯救农业的,“他们断言,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农民的农业要通过一条完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大经济,而他们正好提出合作社作为这样一条道路。”37布哈林通过考察西欧的“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在德国、法国、芬兰等阶级对抗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是如何长入“资本主义”的这一惊人事实,从而断言:

如果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地主和资本家能够用巧妙的政策联合农民来反对工人,并且能够使农业无产阶级的一半人与男爵、公爵和伯爵们合作,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同比起男爵来与我们无比亲切的农民建立联盟,我们就是大傻瓜。如果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能逐渐进入工业的和银行的资本体系,那么在我国的专政下,在我们国家政权和农业机关的相互关系下,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民就能够通过合作社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38

农民作为一个基本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阶级,而是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封建成分。封建成分保留得越多,农民就越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苏联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因此留下了农民的大量中间阶层:中农。由于进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中农成长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合作社和税收制度,而不是掠夺性分配,使得工人专政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从经济和文化上帮助农民,最终使工农之间的差别消失,农民作为阶级消失。用工农联盟来对抗地主与资本家联盟,这是十月革命取得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布哈林用工农联盟以及建诸其上的合作社来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一切国家中,也包括我国在内,城市对于农村来说都是吸血鬼。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一切文化成果首先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农业过去和现在都被摆在第二位。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把一切优秀的力量,把那些最精明能干的人都吸引过去了。农村始终是荒芜的,它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都贡献给城市了。现代社会的全部文明,全部教育都集中在城市。关于世界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切情报都集中在城市。国家机构的基本枢纽、政府机关、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工具,过去和现在都设在城市。农村必然处于闭塞的状态,多少世纪以来,乡村就其知识、文明来说,都落后于城市。

这个基本差别一方面给工人,另一方面也给农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39

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意味着增加全体劳动者的财富,即用一个总的计划把全部工业统一起来,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但是这样一种工业的独立的计划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为了制定一个精确的工业计划,必须知道农民经济将消费多少,必须准确地估计这些农民经济向国营工业要求多少产品和哪些产品。要使工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要使农民经济本身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还必须使这种农民经济本身越来越有组织,成为这样一种经济,在那里,单个的农户和单个的小农经济越来越走上彼此互相联系的道路。”40如果农民合作社能够整个地长入国家的经济体系,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也意味着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进。当分散的、零散的、在经济上相互没有关联的农户,在采购、供销和信贷的基础上日益互相联系起来,农民就会从一般的信贷组织过渡到组织自己的农业合作加工厂,并且向电气化过渡,变成一个整体的组织,与国营工业相结合,这样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经济链条,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国家将用一切办法支持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

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劳动的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合作社。合作社正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连接点,它首先体现个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结合,而加强这种结合是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国家在合作社内部给贫民和中农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反对富农和农业小资本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合作社的增长就意味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经常不断地增长。41

在这个意义上,布哈林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首先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基本杠杆,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在农村内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除了向两极分化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就是由资本家和富裕农民把持,所以社会主义就要力图促使中农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靠拢,这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布哈林坚信,在一国之内,通过构建工农联盟,就可以破解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典难题,使苏联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断言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与农民联盟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力量。若是相反,把农民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那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的结论。

必须这样解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同某些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可以提到一件事。早在1923年的争论中,我们就说过,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是正确的,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会同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就要使我们得出一些非常重大的结论。要知道,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就会得到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因为,当无产阶级将来在英国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要同印度以及其他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世界无产阶级势必要解决怎样同世界农民和睦共处的问题。如果这里的对比关系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话,那么,在根据没有外部援助就必然走向灭亡的理论做出相应结论之后,不管是否愿意,就会得出库诺的问题提法,说什么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农民,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们“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光是在中国就有四亿农民,所以革命“必然”注定要失败:要知道根本得不到来自外部的“国家援助”。这就是反对派的理论所得出的结果。……从而表现出自己的道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42

这些论述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语境下重读具有特别的含义。布哈林强调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相反,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建设性的”学说,对社会主义国家却是“破坏性”的,因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无区别。作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笛声起舞的共产主义“极左派”,不过是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43社会民主党把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冒充为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缺乏一点“经济民主”,否则就是最真实的、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事实上,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它最终导向的是战争,国家间的战争。44

1925年,布哈林出版了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并在1926年、1927年两度再版,1930年被翻译到中国。45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通过把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使得布尔什维克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官方看法都来自于布哈林。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46


三、1929年斯大林的大转变与全盘集体化:托洛茨基派的历史困境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由于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苏联遭受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做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47

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48有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本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年—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二三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49

在多伊彻的描述中,向农村进攻在开始时使城市出身的无产者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但是农村出身的工人却极为愤怒,他们在城市传播发生在农村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托派反对派认为,正是斯大林时代使得数百万新工人来自农村,导致工人阶级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新工人阶级处于涣散和缺乏政治意识的状态中。而农村中,富农领导着社区,当富农看到自己丧失了一切,决定让这国家失去粮食,他们屠宰牲畜,把自己的库房装满肉,以饿死敌人,“集体化”工作队被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吓退了,惊讶地看着中农和贫农也加入到屠宰牲口的行列中,直到整个俄国农村都变成屠宰场。50“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

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至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000万激增到6000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年—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51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52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一直批判布哈林没有看到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使自己富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社会画面的各个阶级互相补充与和谐的关系,忽略了互相倾轧的阶级斗争。53只是后来这个指控的主体从托洛茨基变成了斯大林,内容并没有改变。

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社会主义中,农民市场只是从属作用,国有工业产品的出路在于工业本身,而工业却生活在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必须尽快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托洛茨基认为布哈林的根本困境在于他反对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因为他暗示说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这是用准民粹主义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中搭救出来。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这种想法更多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54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

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政策。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55

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56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57

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登基对于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既是对它的肯定,也是对它的否定,是一党统治向一派统治的转变,一派统治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力图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在一起,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应当的,并且也确实捍卫了它;而“斯大林主义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他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58这是一个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表述。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59

托洛茨基把布哈林称为“新民粹派”的思想家,是潜在的“社会革命党”,偏爱农民,不肯对农民做任何阶级区分,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与社会主义相悖,“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的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60问题正在于,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它能够和应该靠武力摧毁吗?暴力的来源究竟为何?这已经是绵延了一个世纪的共运史中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

这就涉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当时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四、“民粹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决战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我国,由于有社会主义专政,有崭新的社会关系,工业化不是使农业破产,而是使之繁荣,它不是意味着农业市场的缩小,而相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因此,发展速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由于有崭新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农业——这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决定着更快发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生产机构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建立,我们将很难摆脱所谓的商品荒,这一切都完全正确。还生产了一系列社会困难。我同意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61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是抱着使自己得到最高份额收入的本位立场,而是交出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是作为整个大工业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就必须关注同小农经济的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将取决于在最快的城乡流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取决于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托洛茨基主义不懂得消灭城乡对立,是要使得工业面向农业,使农业实现工业化,使之从历史的后台转到历史的前台。而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懂得农业的发展是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拖拉机、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会注定陷入停滞状态。工业是迅速改变农业的杠杆。因此,整个经济政策和计划的核心就是对国家工业化的关怀,党将同任何企图使之离开这条道路的人进行斗争。工业化是苏联的法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目的而实现的,它对农民经济产生另一种影响,它对整个农业抱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使农业受轻视,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就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做了准备。62这些论述已经是直接与斯大林主义短兵相接了。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在《论合作制》中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这里,列宁是把工业化计划与居民的合作化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人人都参加合作社,这就是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苏联国内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其社会制度是以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歧,分裂就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密切注视和预防这种分裂。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63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多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二十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被认为是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64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无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65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66“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年—1933年的大饥荒。”67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促使他在不断地左右摇摆之后,最终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正是出自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68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

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

到即将到来的1930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幻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69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30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呢?

在农业集体化和国营化运动的同时,是重工业投资的不断加速,在《大转变的一年》中,斯大林论述说:“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就不能实行任何工业化。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70因此,斯大林宣布1929年苏联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16亿多卢布,其中约13亿投入了重工业,1930年大工业基本投资是34亿多卢布,其中25亿多将投向重工业。71

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丘吉尔这句著名的评论正是从一个军事强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最高标准来衡量的,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完成了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正是18世纪以来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它本身就包含了暴力与残酷。它也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逻辑。


五、欧洲革命的幽灵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义的失败

从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出发,多伊彻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视野上努力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立场,使得多伊彻也对托洛茨基做了应有的批评和反思,并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对俄国“欧洲化”的理解和诉求所导致的问题和错误,而在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家,是站在俄罗斯自己的土地上。72在三卷本最后的跋中,多伊彻总结说,托洛茨基的力量和弱点都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即“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于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多数人的意志去包围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和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和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73

当欧洲的革命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出现,这个革命的幽灵就一直没有能够从漫漫长夜中显形。多伊彻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像理论那样分明,历史的发展更接近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已经传播到了其他国家,“既然在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相冲突的,因此高举胜利旗帜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苏联的持久力也远比托洛茨基曾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与他希望的相反,并不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使俄国革命免除了孤立。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不管斯大林主义愿意不愿意,正是它自己冲突了它的国家甲壳”。74这里,多伊彻自己也陷入了悖论中,应该说,正是苏联转向第三世界的新国际主义才是苏联突破西方对其封锁的孤立主义。

1924年苏联开始对黄埔军校给予援助,1925年开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部办学费用,都是巨额款项。由于苏联当时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其经费来源和数目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75为了援助中国等各国革命力量,苏联本身在经济极度严峻的情况下,把没收的沙皇和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偷偷运到欧洲市场上换回货币,然后交给共产国际去使用。比如,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1927年一年给予中国的财政援助,总数就不少于100万卢布,76如果特别考虑到1927年正是苏联遭受严重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刻,这就很难从狭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而更应该看到“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必然联系。

事实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在它面对西方工人阶级的期待失败之后。苏联对革命的传播是在东方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被期望的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解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源源不断的巨大财政支持。但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恰恰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主义内部的“一国社会主义”,因为它期望的是欧洲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一战之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领袖号召本国的工人阶级为国家而战,揭开了这个欧洲社会主义的底色不过是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二战之后,欧洲内部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工党都转型为“去阶级化”的“人民”议会党,即全民党,不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著名和典型的代表就是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因为“一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对象的无产者,现在已居于享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公民的地位”,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欧洲的古典哲学成为其“多元化”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来源,而不再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德国社民党的转型带动了欧洲社民党纷纷转型,以适应选举政治的需求。而早在1921年10月的社民党卡塞尔代表大会上,布劳恩就认为:“今天我们的党已变成一个包括遍布在工业、商业、农业、航海等行业的职员和公务员在内的党,我们是各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层阶级是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的力量,77这正是布哈林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固有的欧洲(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批判,布哈林批判的有效性在今天特别值得重申——从亚洲的立场上重申,从苏联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重申。

对于多伊彻来说,托洛茨基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作为理论与实践,或者说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严重脱节,是当革命不断涌离先进的、工业主义的西方,而在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发生和生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的困境。这尤其体现在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1920年,共产国际已经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亚洲各国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运动的同盟军。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1926年之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并无异议。1926年4月,托洛茨基开始抗议将国民党吸收到共产国际中,认为孙中山是主张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荒唐的玩笑,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和反帝任务之中,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的主张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是合二为一,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引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78有意味的是,正是在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围绕中国革命的论辩中,毛泽东得到了布哈林的高度重视。192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先后转载、译载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印的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共产国际能够享此殊荣的,毛泽东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这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9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极大地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解释和检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既是托派内部的争论交锋,更是苏联党内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进行生死斗争的重要内容,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党关于革命性质大辩论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重演。

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通过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留下的启示是: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而应该建立苏维埃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向国民党一连串投降后挽回面子,是鲁莽冒险,广州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没有反映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拉狄克断言,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间歇。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别给共产国际大会写信,“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成为大会公开的论题。当时大会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主管下的共产国际的局面表示失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而那些受到信任的外国代表团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80但是,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判断却更多是从其理论预设推导出来的,他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多伊彻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理睬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1945年至1948年还谋求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搞交易,毛坚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遵循不断革命的逻辑完成了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这个判断非常具有喜剧色彩,因为再没有比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更远离托洛茨基的理论预设了。“继续革命”的确是毛泽东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是另一个话题。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却依然是界定在以欧洲革命为前提的,“他期待西方工人阶级起义,正如它在1848年、1871年、1905年和1917年—1918年的起义一样。他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运用于中国,因而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担心它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军队一样变成反动的国家而去反对工人阶级,倘若后者未能将革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尽管有陈独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条公理:现代一切阶级斗争,主导权都属于城市。革命运动可以在农村发生并领导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和落后的。托洛茨基坚持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革命或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81托洛茨基曾断言,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代替城市工人,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这些军队长久被限制在农村,他们就会被农民同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反动派,就如过去的农民起义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点如何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自始至终就相互联系和影响,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俄这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社会危机深重,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其巨大的历史漩涡所吞噬的历史意义,一直到今天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被阐述和辨析,也正因此,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主义实践对世界共运史的贡献也并没有真正被阐述。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注释】

①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111页。

③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载《列宁选集》第3卷,第131页。

④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⑤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载《列宁选集》第3卷,第150页。

⑥同上,第168页。

⑦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511页。

⑧同上,第508页。

⑨同上,第517页。

⑩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11郑异凡:《布哈林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12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1页。

13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载《布哈林文选》上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14同上,第220—221页。

15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82页。

16同上,第190—191页。

17同上,第191—192页。

18同上,第198页。

19布哈林:《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05页。

20同上,第208页。

21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15页。

22同上,第220页。

23同上,第223页。

24同上,第240页。

25同上,第242页。

26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64页。

27同上,第266页。

28同上,第266—267页。

29布哈林:《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载《布哈林文选》中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30同上注,第146页;另参见注①。关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以来中、苏(俄)革命的辩论与影响,请参见吕新雨:《乡村与革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251页)中的相关讨论。

31布哈林:《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47—148页。

32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597页。

33同上,第597页。

34参见吕新雨:《“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载吕新雨:《乡村与革命》,第187—251页。

35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601页。

36布哈林:《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369页。

37同上,第372—373、601—603页。

38同上,第375页。

39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载《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98—399页。

40同上,第414页。

41同上,第435—436页。

42布哈林:《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73—174页。

43布哈林:《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6—207页。

44布哈林:《资本主义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问题的看法》,载《布哈林文选》下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409页。

45当时译为《社会主义之路》,上海垦新书店1930年版。参见郑异凡:《布哈林研究在中国》,载郑异凡:《布哈林论》,第432页。

46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册,何宏江等译,第197—198页。

47同上,第229页。

48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8页。

49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册,第228—235页。

50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施用勤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91页。

51同上,第83—84页。

52除了对农村的清洗,1929年—1930年期间,斯大林整批地改组工厂中的工会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乌拉尔等主要的工业中心,工会委员被撤换的比例高达78%—85%之多。参见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册,第218页。

53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第222页。

54同上,第227页。

55同上,第368—369页。

56同上,第374—376页。

57同上,第379—380页。

58同上,第414页。

59同上,第96—97页。

60同上,第220页。

61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85—186页。

62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9—291页。

63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载《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38—360页。

64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册,第210—211页。

65同上,第212页。

66同上,第268页。

67A•B•舒宾:《俄罗斯学者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新见解》,更详细的解释见同书同一作者的《斯大林为什么“制造饥荒”?》,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14、238页。

68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69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载《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2—120页。

70同上,第109页。

71同上,第109—110页。

72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王国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73同上,第466页。

74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第467页。

75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1页。据他的记载,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总是会被市民带有敌意地询问留学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第34页)而且苏联当局还故意宣传说中大的办学经费中,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经费。(第61页)可见办学经费来源之敏感。

7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2页。

77参见刘玉安、蒋锐:《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78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00—301页。1927年前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就中国革命而与托洛茨基派产生斗争的详尽描述,参见第291—308页。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相关文献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index.htm。

79丁晓平:《揭秘:共产国际到底赏不赏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199663.html。

80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第380—383、397页。

81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第381页。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Lu Xiny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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