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

——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2 次 更新时间:2016-11-24 1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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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关键词】台湾问题 “社会主义统一派” 蓝博洲 陈明忠 白团

  

一、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政治进入新一轮的蓝绿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就职也是2014年3月台湾学生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所谓“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当学生们冲击立法院,蔡英文、谢长廷等民进党领袖奔赴现场力挺,并非偶然。所谓“太阳花”运动,实质是台湾地区两党政治危机的内爆,无论蓝绿阵营,这一政治危机其实是共享的,即这一政治危机受制于台湾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位置,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角色,它使得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

   自2013年中美首脑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谈以来,中国与美国形成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博弈框架。事实上,正是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西进战略遏制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并实质上成为西方“普世价值”新的竞争性话语,而这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石,平衡从来都是动态的角力过程,中美关系从来如此。这一大格局需要先厘清,这也是今天进一步分析台海局势的前提。只要这一中美基本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地区分离主义的政治空间就会被压缩。这可以类比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之后,台湾地区被迫放弃军事威权体制。但是,另一方面,大格局能否锁定,却是以区域博弈为前提的,这就为区域冲突重要性的上升制造了条件,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一样——美国借此作为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以及制衡中国的砝码,却因此更加活跃。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菲律宾胜诉,否认中国“九段线”,美国率先表态要中国遵守仲裁。7月13日,韩美宣布萨德反导弹系统在韩国部署。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局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2016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关系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则是蓝绿共享的、基于冷战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国重返亚太之间的配合,和台湾地区经济事实上承受“中国崛起”强大辐射之间的悖论。这一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扭曲在台湾地区社会不断内爆,“太阳花”是这一危机的加深和表现。随着民进党新一轮上台,对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汲取会进一步加深,涸泽而渔,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会因此加剧。在世界经济陷入不稳定和动荡的历史关头,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如果不搭乘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几无可能解决困境。“太阳花”运动以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联袂的方式狙击两岸经济融合,并无前途。但是,社会的两极化和撕裂——这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加速发展的危机,却有可能如失闸列车。

   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背后,即处于剧烈变动世界的格局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和影响岛内的政治格局,因此,需要把动态的变化与结构性制衡结合在一起来测绘。

   在此视野中,作为致力于打破“台独”和“独台”困境的艰巨努力,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以下简称“统左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在海峡两岸逐渐浮出地表,值得特别重视。“统左派”包括台湾原住民部落工作队、台湾抗日志士家属联谊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湾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海峡评论》杂志、中国统一联盟、人间出版社,以及因应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而于2014年由以上8个团体发起组成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与劳动人权协会、《远望》杂志、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中华基金会等相关团体,虽然目前属于少数,或极少数力量,但却是台湾地区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继承,它的历史脉络需要新的理解,其发展潜能需要重新评估。自2014年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至2016年4月《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在三联书店出版,围绕着两书的议题,两岸都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讨论。本文以蓝博洲的历史考察和陈明忠的口述史作为左翼的阅读线索,勾勒这一拨重新崛起的历史叙述,即台湾地区“统左派”所致力于对台湾地区历史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比阅读的则是右翼《蒋介石与白团:最后的帝国军人》一书,它的中文版2015年1月由联经出版社在台湾地区出版。事实上,它们分别从左右相反的方向撬动了台湾蓝绿政党政治所共同奠基的历史叙述。

  

二、解开历史叙述的纠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统左派”致力于修正的核心历史观不是别的,正是“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它们触动的是台湾地区社会的交感神经,也是蓝绿阵营历史叙述的枢纽和关键——只有解开此结,建筑其上的意识形态才会崩解。“统左派”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抗日的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蒋介石政权来台最初被清洗迫害的恰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得到美国支持下,蒋始放胆大开杀戒,屠杀左转的台湾地区的本土精英和平民,一代人倒在血泊中,是为“白色恐怖”。这一历史被国民党刻意湮没,并被民进党蓄意曲解——这是今天的海峡两岸首先必须面对的历史大考。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应笔者邀请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寻找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讲座,通过讲述台湾地区先烈共产党人郭琇琮的人生故事,他尖锐地指出:台湾人已经成为历史的难民。

   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红色中国的周边,“白色恐怖”不仅发生在台湾地区,也发生在印尼、韩国、越南等地。大规模对共产党和倾向左翼的平民恐怖镇压和大屠杀,都是美国支持下的威权军事政府所为,一如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冷战话语霸权之下,这一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抹杀的。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而按照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其中约40%是外省人,而当时外省人占台湾地区总人数不到15%,可见“白色恐怖”并不是族群问题,而是“白色恐怖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①

  

   2002年由于台风掀开了一个埋有众多遇难者遗骸的墓葬,韩国李承晚政权对共产党和受牵连平民的大屠杀才陆续在公众面前被披露,2008年美国档案馆公布的解密档案证实了这场大屠杀,据历史学家统计,死难者高达十万之众。而印尼在美国支持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政权对共产党和平民的大屠杀至少三十万以上,却直到美国导演奥本海默2012年拍摄纪录片《杀戮演绎》、2014年拍摄《沉默之象》之后,才得以逐渐为世人所知。更不用说1950年—1975年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美国直接军事对抗红色阵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数百万的死亡。其实,如果把50年代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行动逻辑与其在拉美、中东的表现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逻辑在不同时空中的演示。

   但是,20世纪针对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的、包括上述大屠杀在内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最终被归结为民族、种族和族群问题,却是21世纪的症候。它与今天重新复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面向——这已经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打开的巨大纠结,并从中不断内爆出新的暴力和人道灾难。正如非洲学者穆罕穆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冷战与恐怖的根源》中以清晰的历史脉络所描绘出的那样,美国的中东战略正是今天世界“恐怖主义”的来源。②

   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世界主流媒体的历史叙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冷战的框架下,继续型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海峡两岸的关系。所谓台湾问题的死结其实正是这一序列的后果。在蓝博洲看来,“白色恐怖”不仅仅是杀了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摧毁了日据以来台湾地区进步思想的传统,也因此消除了台湾地区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蓝博洲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懵懂的乡下野孩子,受现代主义影响成长为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文学青年,在冥冥中,通过文学的方式,忽然与台湾地区处于地下的、被湮没的红色历史相撞,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和成长历程——这一看不见的“理想主义”顿时攫取了他的全部身心,让他立志要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祭给这一历史。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力量能够让一个60年代出生的台湾地区文学青年从此放下一切,无怨无悔,自觉地把自己的个体生命与此相连?为了这些被遮蔽与遗忘的故事能够被重新讲述,蓝博洲做了艰苦卓绝的档案调查,大量寻访当事人。对于被权力刻意掩埋的历史来说,重新挖掘的困难,以及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在今天台湾地区社会的政治生态下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蓝博洲执意用自己手中的笔去穿透既有的冷战历史叙述的铁幕。因为这样的重负和孤寂之路,他有时候也会表露出一丝怀疑,以一己之力对抗这一强大的历史霸权,究竟能否产生意义?对于解开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到底能否产生影响?也许我们今天尚无法给出答案,的确。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这一在台湾地区被隐匿和镇压的巨大存在,是必须面对的,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和伤口必须被重新打开,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是从过去生长出来的,正如蓝博洲的工作所证明的那样。撬开历史的巨石,缝隙下才会有绿草的生机,才能重新开辟出新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动力。

   通过蓝博洲展示的照片,这些死去的英灵年轻的面孔穿越时空与我们面对面。与这些澄澈的眼神对视,我们会发现他们还活在今天。守护着这些在“白色恐怖”中为理想主义而献身的英灵们,蓝博洲把自己当年所感受到的震撼如火炬般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与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心灵的对撞。历史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想,才能够传递下去。历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被激活。

  

三、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其实,蓝博洲讲述的这些故事我们既陌生又熟悉。作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共产党人的故事,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就是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血脉相连。蓝博洲用“历史的难民”来形容今天的台湾地区,批评今天不愿意当中国人的大陆人比台湾人还多,都是陷入一种历史的难民记忆里。的确,持续发烧的民国热,把民国看成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蓝博洲看来都是奇怪的谬论,这本身不就是“历史难民”的表现吗?他难掩悲愤地说,蒋介石把进步的抗日青年都抓去坐牢、枪毙,重用一些当汉奸的人,把是非、忠奸都颠倒了,社会价值和正义都破坏了。蒋一方面重用由日本关东军组成的“白团”来训练“国军”反攻大陆,另一方面用依托武力的土改逼出了旧地主阶级反共反蒋、亲美亲日的“台独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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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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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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