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4-09-23 23: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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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榘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枝,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痛切地认为,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在于中国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中国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因此,要求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

   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对此,他在各种场合再三明确表示,不取宪政之意,宪政要在国家统一之后,非现在所急。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这是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 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和毛泽东谈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一,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抗战必须依靠团结,但是这样的团结不能建立在党派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根基甚浅,而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这是民族自身的基本问题,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中国的宪政在社会,社会的根基在乡村,而中国的抗战也最终必需依靠乡村。

   团体、政党与多元主义

   如何理解梁漱溟的这些具有独特声音的宪政思想?这对于理解梁漱溟思想的整体性非常关键。艾凯在《最后的儒家》中认为梁漱溟一方面投身于第三种力量的民主政治中,要求国民党结束党制,一反面却反对自由派的宪政运动,这种“非宪政化的民主制”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但其实,我们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其宪政思想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整体性的逻辑。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只有社会有权,国家才能有权,而这个社会的根本则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谓“市民社会”)。在军阀混战的时期,他谋求的是乡村建设;在抗战爆发的时期,他寻找的是政党的团结;——都是其社会理论的实践,而其指向则是国家统一,以及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国体的延续,其宪政思想正是建筑其上。

   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来讨论梁漱溟的政党、宪政与社会的关系论述。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从理论上说,西方政党合法性的获得恰恰是以克服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前提的,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追溯了政党从宗派到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指出政党这个词汇的出现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最早都背负着宗派主义的毒性。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休谟的贡献在于区分了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则,“源于原则、特别是抽象思辨的原则的政党只是现代才有的”,而政党是自由政府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政府出现的条件。这个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相区分的观点为伯克的政党定义开辟了道路,而伯克的著名定义是:

   “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

   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对于伯克来说,区分党派和宗派的动机,在于驳斥国王把所有的党派都说成是宗派,也就是说,政党需要在与王权的斗争中获得合法性,其前提是党派必须作为一种有益于公共义务的团体(connection),团体是伯克的关键词,团体在政治上“对彻底履行我们的公共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反对宪法的威胁来自于“分而治之”,来自于国王对一个充满宗派争斗、不团结因而无力的议会的操纵。“伯克明白——而这正体现了他的才华——由于议会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如果议会联合起来——也就是组织‘体面的团体’——来反对主权将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萨托利认为,“追溯到上个世纪英国的情形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可能就是政党——如果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政治理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政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这正是为什么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对政党充满怀疑和否定,反对政党正是和反对宗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派的本质是牺牲大众的利益和剥夺人民的主权。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说:产生多党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圣茹斯特(Saint-Just)说;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在1789年的告别演讲时强调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国家中政党是有用的筹码……用来维持自由精神的活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中这是一种不应鼓励的精神”,否则政府软弱得不能抵御宗派的野心,那么自由就不过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

   在伯克为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的时候,政党的实践并没有相应地获得好评。政党被接受的前提是克服对分裂的恐惧,在于“多元主义”的确立。而宪政多元主义——权力分立和制衡信条,比政党多元主义要早得多,而且是在没有政党反对政党的情况下形成的,宪政主义自亚里斯多德以来,褒扬和寻求的是混合政府而不是政党政府。就宪政而言,一个政体分成不同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部分就是政党。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宪法中,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法律上仍然是私人团体,而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只有少数例外。把自由宪政主义的世界观扩展到政党的两个障碍,一是政党作为宗派,是“反对整体的部分而不是整体的部分”,二是启蒙运动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信条,它针对的是中世纪的束缚。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政党多元主义来自多元主义首先扎根的国家,来自新教而不是反对宗教改革的国家。多元主义成长于战争和宗教迫害,其实质是宽容原则,是世俗化培养了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普及的地域之外,政党多元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没有长久存在,因为要操作一个存在很多政党的政治体系,并使得这些政党不危害这个政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萨托利强调,多元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其基础并不是共识或者冲突,而是分歧。分歧与共识和冲突相关,但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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