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5月22日(晚)

　　 地点：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

　　 主持人：席天扬

　　 主办方：中信改革发展基金研究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杂志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国事论坛联合举办

　　 作者简介：韩毓海，男，1965年11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2008年)、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2005年)、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2000年)。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8年)。

　　 韩毓海：

　　 今天演讲这个题目，我现在想不好是用治理，还是用改革或者革命来描述这个问题。这也是受到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信圆桌讨论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更深的启发来自于我们今天知道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民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治理说法是某某人说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势必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我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治理就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从这几个遗产当中去理解。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一个治理能力就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阳明学。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来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总书记在北大跟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他说“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总书记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与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使中国在近代落伍。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历史的时候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一点，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点。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他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他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改革与革命，而是治理。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

　　 前面的第一部分我要说的就是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

　　 孔丹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说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后面将会说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上。

　　 孔总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是用这样一个线索来观察历史，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呢?我想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孟子的回答说：“诈人也，圣人恶主”，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确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因此，王夫之说他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为什么呢?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他们不知道先王之道是什么。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同时，他还说到一个真正的好改革家，他不能从于俗礼，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铁面无私的包拯。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能够做到像谢安与王坦之抗击桓温那样，他们迅速地把桓温击溃。正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被诽谤一样，而众不畏身。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明，搞得天摇地动，要以社稷为重。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因为讨论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第一的问题，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不然，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在回答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是，秦朝以及后来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