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9 次 更新时间:2012-09-08 08: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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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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