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鹰:“史沫特莱难题”:两部美国传记的比较阅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 次 更新时间:2021-09-18 08: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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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鹰  

   【内容提要】 著名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战后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斯蒂芬·麦金农夫妇在他们的学术传记中矢口否认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而露丝·普莱斯则在她的传记中揭示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共产国际及美国共产党的隶属与合作关系。在这表面看似截然相反的论断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即对史沫特莱苏联经验的拒绝。经历越南战争后的麦金农更强调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认识,普莱斯则通过以加缪的《反抗者》为原型树立起来的个人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形象在形而上的普遍主义中拒斥了具体的革命经验。这两部史沫特莱传记不仅体现了近几十年来美国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更揭示了战后两代美国左翼学者重估中国革命经验时所遇到的根本困境。

   【关键词】 史沫特莱,冷战,共产国际,美国左翼,激进主义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著名的美国左翼作家、记者,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华生活和工作近十三年。①她是第一个在自己的著作里向西方介绍中国红军状况的作家,也是她率先用英文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史沫特莱先后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五部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另有大量有关中国的论文,向美国和世界热情地介绍中国革命。然而,史沫特莱逝世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中美两国有一些回忆和纪念她的文章,却无专门传记。第一部史沫特莱的学术传记《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以下简称《一个美国激进分子》)出版于史沫特莱逝世37年后,即1988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珍妮斯·麦金农(Janice R. MacKinnon)、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夫妇撰写。②又过了十七年,美国作家露丝·普莱斯(Ruth Price)才出版了第二部史沫特莱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对于二战前如此有影响力的作家,研究情况的寡淡一方面体现了史沫特莱生命历程的复杂性——她跨越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旅程涉及的资料和档案数量庞大,研究非一日可就;另一方面自然也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封杀有关。正如下文将要详述的那样,冷战的痕迹也清晰地反映在冷战结束以后上述两部史沫特莱传记的写作上,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传记中回应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指控。

   虽然麦金农夫妇和普莱斯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中将史沫特莱当作美国传统中业已消失的一种可能性予以重新发现,但在史沫特莱是否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颇有争议的问题上针锋相对。麦金农夫妇强调史沫特莱与共产主义事业的亲缘性,但矢口否认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而普莱斯则通过大量的档案考证了史沫特莱曾与共产国际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她甚至沿用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指控,认为她确实曾为苏联从事过“谍报”活动。对于史沫特莱是否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活动并因此破坏了美国的安全而构成“间谍”罪是一个在冷战格局中且仅在美国国内政治框架内才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率先用“间谍”罪名指控史沫特莱的正是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对于中国而言,史沫特莱是否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自身并不构成任何问题。史沫特莱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无疑的。早在上海期间,她就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国民党软禁的丁玲。③她亦在中共党组织遭到重创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向地下党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④史沫特莱逝世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其举办了追悼仪式,并遵其遗愿将其遗体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⑤因而,本文无意考证史沫特莱是否是共产国际“间谍”这一美国史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而是将两部美国传记中都试图回答的史沫特莱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一问题,作为美国对华态度问题框架中的历史叙述表征,来探讨这两部传记的叙述逻辑,美国学者如何在后冷战的时代格局里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以及传记中所蕴含的美国对华态度的时代特征等问题。

   本文认为,虽然麦金农夫妇否认史沫特莱卷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谍报活动,而普莱斯则强调史沫特莱的“谍报”活动,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有其一致性。虽然皆可被视为美国左翼学者,学术生涯开始于越南战争之后的麦金农夫妇和主要写作于20世纪末的普莱斯都拒绝了苏联经验。他们都是在对苏联经验以及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全球性的拒绝中重新理解了史沫特莱的经历、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这种既有差别又有一致性的传记写作一方面源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学科历史,它们分别从历史和文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出发丰富了对于史沫特莱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叙述,也分别体现了战后美国史学和传记研究的范式转换,即从整体历史叙述向情感研究的转换。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差别和联系凸显了自一战开始近百年的历史中,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三代美国左翼学者复杂而曲折的中国认识。“史沫特莱难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战后20世纪下半叶由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因此,对战后两代美国左翼学者所书写的史沫特莱传记的阅读也隐含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如何评价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

  

   一、“史沫特莱难题”的形成

  

   史沫特莱逝世后,她在中美两国一连沉寂了二十余载。这一现象部分与全球冷战的国际局势有关。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未能达成全面一致。就在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奥尔巴尼外地办事处开启了对于史沫特莱的调查。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美国陆军情报局、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院外援华集团”、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泰丁斯委员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相继展开了对于史沫特莱的调查。麦克阿瑟及其美军远东司令部利用日本特别高等警察对1942年破获的佐尔格谍报小组的审讯报告及前共产党员的揭发材料,声称史沫特莱多年来一直“在著作、美国外交和军事阵营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并为斯大林在远东的秘密情报工作服务。⑥他们声称,正是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叛徒”要为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战斗失利负责。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在提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一并指控了史沫特莱、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官方期刊《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同情中国革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及包括所有原美国共产党干将在内的180名美国进步人士。

   杜鲁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于1949年8月发布后,冷战局势愈演愈烈,史沫特莱成了直接受害者。她未能像拉铁摩尔那样挺过冷战的浪潮,也未能像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那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及时转赴新中国。史沫特莱被逼走他乡,1950年5月客死于英国的一家疗养院。然而,即便在史沫特莱死后,对于她的调查与封杀依然没有停止。1953年,麦卡锡在美国新闻署海外图书馆所开展的“清洗运动”中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中国战歌》列入了销毁著作清单。首先是美国之外,然后是在美国,史沫特莱的著作从图书馆中消失了。出版商默许她的著作绝版。其遗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也无法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国际新闻和政治第一线的史沫特莱就这样突然而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史沫特莱及其著作再一次回到美国公众的视线是尼克松访华之后。1973年,女权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重版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美国民权斗争和越南战争、再次兴起的对华兴趣以及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让史沫特莱生前的热情和理想又重新具有了吸引力。1972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农了解到史沫特莱,并在此之后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研究早已被美国历史遗忘的史沫特莱的生平和思想。斯蒂芬·麦金农与其妻子的著作,也即第一部史沫特莱的学术传记《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于1988年出版。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沫特莱传记。

   十七年后,美国作家露丝·普莱斯出版了第二部史沫特莱特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普莱斯与麦金农夫妇的传记在史沫特莱是否为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的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一书中坚决地表明,史沫特莱同共产国际有共同的反帝目标,她有意识地同左派人士培育友谊,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她不属于共产国际,也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根据已知的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制度,除非史沫特莱是某个国家共产党的党员或至少是可以被接受为党员的,她就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⑦麦金农夫妇称,并未找到史沫特莱同美国、德国或印度共产党员有这种关系的证明,“就连英国情报人员也常把她归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之列”。⑧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第八章的注释里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之行是由她的情人大卫·弗莱戴(David Friday)——银行家及后来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理事会的理事长、主席和主任资助的。麦金农夫妇不满地说道:“从20世纪40年代起,都把这事实改为是由第三国际派遣史沫特莱去中国的;这真是最大的讽刺”。⑨

   麦金农夫妇的这些观点得到不少材料的支持。史沫特莱的中国好朋友、著名作家丁玲曾在史沫特莱逝世时表示,是美国政府用“苏联间谍”的罪名构陷并逼死了史沫特莱。⑩史沫特莱在纽约结识的好友、日本作家石垣绫子也曾在其1967年的回忆录里声称,所谓“史沫特莱间谍案”完全是因为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意欲对抗美国陆军总部的欧洲优先主义政策而炮制的阴谋。11在爱泼斯坦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宋庆龄传记里,曾自诩是宋庆龄“秘书”的史沫特莱仿佛从未在上海生活过。自身也曾深深卷入中国革命复杂历史网络的宋庆龄和爱泼斯坦或许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正如当时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陈翰笙所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12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革命史的禁区、参与者的缄默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革命者的逝去,这一切都让史沫特莱的生平及其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变得扑朔迷离。当然上述“证言”大部分也是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的结构以及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可能导致叙述过于简单,从而没有充分展现史沫特莱对于中国革命以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近年来,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又重新引起了有关史沫特莱的研究,并对麦金农夫妇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普莱斯说自己的工作证明了长久以来美国右派一直想证明却从未成功,而左翼一直都想回避的问题。她坚决地表示,冷战以及之前的一战期间,日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官员在其生前对史沫特莱的指控至少部分是属实的,史沫特莱确实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13

普莱斯声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报告曾推测史沫特莱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来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曾与苏联红军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派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上海有密切的合作,“为他招募助手,将自己的住处提供为会面场所,以他重要助手的身份活动”,并为他介绍了谍报网中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尾崎秀实。14但是,无论是美军远东司令部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搞不清“她是否像佐尔格一样已从共产国际转移到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或者是否通过一些特殊的安排,与佐尔格一起工作时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工作”。15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曾写过一份书面供述,坦言史沫特莱对他的谍报活动有所帮助,但他也坚称史沫特莱并非由莫斯科派往上海。但是,从现有的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供述中都无法找到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连接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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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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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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