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

——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16-11-06 15: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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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恩  

   [摘要]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关 键 词 ]“常”“变”之争  “主义”之辩  保守  激进  思潮

  

   “激进”与“保守”是一对后设概念,系站在今人立场上观察和反省历史的一种范式。在这一范式下,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已有不少考察,既有明察秋毫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有高瞻远瞩的宏观总体探索。这些探究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彼此依存和转化上,虽然取得重要的共识,但在概念如何界定、如何评价它们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观察模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尚有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必要。本文所要检讨的是“保守”与“激进”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多重内涵,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目前通行的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方式提出商榷。

  

   一、三分法的由来及其语境差异

  

   “保守”与“激进”是一种两极化的说法。对其关系的理解,常常需要借助它们的中间形态来定位。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描述方式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正如有学者总结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一起被并称为近代三大思潮、三大思想文化流派”,许多有影响的著述都采取这种描述方式。

  

   这种描述当然有其根据,它来自西方学者对世界现代思潮的分法。最早将这一描述引入观察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是余英时。他在1988年所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中说道:“‘激进与保守’就是 英文 所谓的radicalismversus conservatism”;在美国,“激进与保守本来是相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system,所以如果要讲美国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它中间是一个liberal。这样,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便成为一个鼎的三足”。 余英时试图借用“激进”与“保守”的分析工具,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倾向,结果引发与姜义华在《二十一世纪》的论战,并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常用架构。

  

   其实,正如余英时已经指出的,在西方,“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已经落实为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在西方,“保守”与“激进”是“相对于现状”来讲的。如果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右派(伯克为代表)、自由主义中派(密尔为代表)、自由主义左派(卢梭为代表)的别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对经典自由主义这个中间形态的左右游移,这种游移显然是与现实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中呈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关。

  

   依此,三分法的架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运用就存在一个有效性问题。中国并没有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存在,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也一直不发达,主要在与强大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峰对峙中夹缝生存。基于这种处境,中国自由主义虽然内部分歧确实存在,却尚未达到真正内分各派的条件,其基本趋势一直有着大致的趋同性。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从总体上看,是政治向国权妥协,经济向平等倾斜;而在下半叶,政治、经济的价值认同都出现回归经典自由主义的调整。因此,西式三分法如果“所指”不变,则肯定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思潮的主脉。

  

   当然,虽与西方“所指”不同,在“能指”的意义上,中国近代确有“保守”与“激进”的问题。西方主要指有关政治秩序实现方式和目标的学说,中国则前后针对两个有区别的问题:前期主要与西学东渐的文明变迁相联系,后期则是对现代性的目标模式而论。这涉及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脉络。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出现过多种分析架构:或以“阶级属性”划界,描述为旧民主主义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或以政权归属划界,描述为晚清思想到民国思想的转进;或以关注的问题划界,描述为谋求夷务自强、改制图存、文化革新、社会动员的思想演进。这些描述各有长处,但似不足以揭示一个多世纪思想演变的内在特征。思想演变的内在特征,要看它的问题结构和运思方式。所谓问题结构,是指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背后共同关注的若干基本问题;所谓运思方式,是指他们如何寻求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这当然不是阶级属性所能概括,也非政权归属所能描述,更非具体思想现象所能代表。

  

   张灏曾经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的说法,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这里“突破性的巨变”,据张灏讲,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新的知识社群的出现,一为文化取向危机的凸显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开辟。后一方面就涉及问题结构。在转型时代里,中国思想界的问题结构和运思方式确实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追寻近代中国思想界问题结构的变化,梳理各种论战不失为一种捷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大多在论战中表达,思想界战事频仍,其荦荦大者如:宋学与汉学之争,古文与今文之争,洋务与“清流”之争,变法与洋务之争,革命与立宪之争,共和与帝制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训政”与人权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战国策派”之争,新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直到今天,还有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的混战。这一连串的论战,尽管某些论题前后有所反复,问题结构的变化趋势仍然有迹可寻。大致说来,前期体现为“常”“变”之争,后期聚焦于“主义”之辩。而“转型时代”正是“常”“变”之争走向高潮、“主义”之辩也已萌生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主题转换的关键点。

  

   基于问题意识和运思方式的不同,“激进”与“保守”自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二、近代中国“常”“变”之争下的保守与激进

  

   近代中国处在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交汇口,盛极而衰的清王朝遭遇西力东渐之后,给思想界留下的课题是双重意义的救亡图存---衰世的拯救和民族的拯救。前者固为历朝兴替之常数,后者却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应对此一“常”“变”情 境,思 想 上 遂 发 生 “常”“变”之争---祖宗之法可否变,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可以变,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变革,成为长期缠绕国人的重大问题。保守主义、调适主义和激进主义正是国人对此给出的不同答案。

  

   人类以文化的形式而存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之损益形成民族文化传统,任何有历史的民族都依赖于文化传统以维持其政治和社会秩序,历史越悠久的民族保守性越强。中国正是这种情况。孔子描述历史趋势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确实,中国社会尽管朝代更迭频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常道和古制一直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而由于科举制度,士大夫成为维护传统最突出的力量。保守性强,在民族分立的时代不一定是弱点,但在全球化的民族竞争时代就可能阻碍本民族适应时代的进程。近代前期的顽固派,基本上就是指那些无视“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空谈名教诋毁变通的迂腐士绅。在甲午战争之前,保守的力量非常强大,绝大部分的士绅“核心关切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而倭仁的言论最能代表他们的意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主张固守常道、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便是最典型、最原生态的保守主义--排外的保守主义。

  

   另一方面,既然“损益”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在传统士人内部萌发因时应变的观念也是可能的---虽然初期主变的士绅人数少,声调低,而且态度温和。一些敏锐的思想者尽力发挥“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原理,推陈而出接受异域文明的主张,如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富强之术”,到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变器发展为改制和新学。这些“师夷变易”的主张,一方面从末技到法度向道本逐层展开,另一方面主要采取借助中国传统学术内部推动,在“体”“用”范式下思考的路径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折衷调适特征。这种调适论实际上是求变思维的早期形态,如果一定要纳入调适主义,则它是一种积极的调适主义。

  

   甲午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和焦虑感,使求变的一方得以突破“以复古为解放”框架和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严复等人开始公开援引西学。同时,激进主义也开始萌芽。代表激进主义先声的,一是谭嗣同发之于内的“冲决网罗”,一是樊锥力主援引于外的“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这些言论当时都很孤立,却都发前人所未发,代表求变思维的由弱转强。由弱到强的趋势的反面,是保守声音的由强而弱。洋务派在跟“清流”派论战时,代表的是变革的声音;到与维新派论战时,已经居于保守的地位。冯桂芬的“主辅”之说旨在为变革打开一个缺口,张之洞的“体用”之论却变成维护传统制度名教的伪饰(可称为消极的调适主义或具有不排外形式的保守主义)。这都是由于风气变了。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保守思想一度回潮,但“庚子之变”重新使保守一方居于被动,至日俄战争形成朝野变革的共识。朝野对于变革预期的落差,酿成了辛亥鼎革风暴,而鼎革再次形成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落差在科举制度和帝制相继废除后出现的道统和政统的危机下,迅速激化成全面的文化激进,用陈独秀的话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文化派将中西文化之别明确转化为新旧文化之异,彰明去旧迎新的立场,掌握了言论制高点。保守主义者开始进退失据,渐趋失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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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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