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4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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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中,“四夷”被看作“天下”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部分,而且可以进入“华夏”,变成“华夏”。先秦时代(1)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观。而这种民族观,毫无疑问,又是解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之所以形成并能够延续至今的关键。

  与虚构的“五服说”中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不同,事实上,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周围居住着大量的异民族。例如,仅《尚书》禹贡篇中就记载着:青州住有“隅夷”,徐州 (淮河流域) 住有“淮夷”,扬州住有“岛夷”,今天的莱阳地区住有莱夷等等。另外,《诗经》中也出现了 狁(小雅·六月)、蛮、荆(小雅·采芑)、貊(大雅·桑柔)、戎狄、荆舒、南夷(鲁颂·閟宫)、淮夷(商颂·泮水)、氐、羌(商颂·殷武)等大量少数民族的名字,呈现出一派“百蛮”(大雅·桑柔)的景象。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可以知道,当时“中国”的人们与这些异民族有着频繁的接触与交往。在这些接触交往中,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华”、“夷”之差。但是,这种“华”、“夷”之差,因为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实质上具有并非用民族歧视一词就可以概括的复杂的思维构造与精深的思想内容。

  

  一、“华夏”与“蛮夷戎狄”--是民族还是文明共同体

  

  所谓“六经皆史”一说,值得商榷,但从中华文化的原典--古代经典中可以找到中国思想的起源,这也是事实。通过对文献的通读,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春秋时代,有许多的“中国”人以“蛮”、“夷”、“戎”等为字或为名。例如,郑的太子叫“夷”(2),郑灵公的字是“子蛮”(3),齐侯的儿子叫“戎子”(4)。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并未将“蛮”,“夷”、“戎”等字看成是带有民族差别意识的表现。

  据《说文解字》解释,“蛮,南蛮蛇种,从虫”。但“蛇”并非“蛮”字原意的可能性极大。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没有相当于“蛮”的字。甲骨文之后的金文中,“蛮”字写为“亦”,**下面并没有虫字的部首。而关于“亦”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从言丝”,说的是语言的繁杂纷乱。也就是说“蛮”原来所指的不过是没有听惯的其他民族语言的特征,与今天所说的“野蛮”的意思相去甚远。

  “夷”字“从大从弓”,看上去好似表示狩猎民族的生产方式,其实“夷”是后来出现的汉字,甲骨文中的“夷”字为 ,形状是直蹲之人,意思是与“中国”人的跪坐形式不同,“夷”人是蹲坐,这是一个表示狩猎民族生活方式的汉字。关于“狄”字,《说文解字》解释道:“狄,从犬从亦”。而在甲骨文中,“亦”则是一个人的正面形象,所以“狄”表示的是人与犬共同生活的游牧民族的特征。关于“戎”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戎,兵也,从戈从甲”。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诂篇中说“戎,大也”,它所表示的是狩猎民族的特征。另外,“戎”的一支为“羌”。“羌”字也出现在殷墟卜辞的甲骨文中,它“从羊从人”,是羊与人的组合,《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羌,西域牧羊人”,取义于游牧民族的特征。总之,“戎”、“夷”、“狄”、“羌”原来不过是表示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文字。换句话说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四夷”的注意力,首先或主要是集中于对方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上。

  对当时的“华夏”来说,在名字里使用“戎”、“夷”、“狄”等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为子女命名是家长的一种权利,也是家长表达爱情、寄托美好意愿的一种形式。如果游牧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的强悍,家长为孩子取名蛮、夷、戎,就是寄托了企盼孩子健壮成长的意愿。这种推测当然不能作为一种定论,但是通过命名的事例可以断定,“戎”、“夷”、“狄”等,当时并没有民族歧视的意思。周天子之所以将“中国”周边那些不受自己统治的集团为“蛮夷戎狄”,其原因也主要是在于这些集团具有与构成周王朝的集团不同的文化,而并不仅仅是因为周王朝对他们不拥有主权。

  有一种说法称,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最初是从夏朝开始形成的。《尚书正义》对“华夏”的解释是,“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不过从各种文献中,关于“华夏”,还可以领会到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华夏”从很早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华、夏、周,最初实际上都是被用来表示农业特征的词汇。

  在《国语》周语下里有:“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一文,很明确地指出了“夏”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成书于东汉时代的词典《释名》释天篇的解释是,“夏,假也,宽假万物使成长也”,《广雅疏正》的解释是“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上述诸“夏”,应该说的是夏季能够促使农作物的成长,因此,郑玄说:“假,大也”。而《方言》则更加直接了当地指出:“夏,大也”,在《礼记》乐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述。总之,“夏”即是“大”,这个意义来源于夏季能够促使农作物的成长的事实,是一个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词汇。

  贝塚茂树先生曾经提出过似乎不同的观点。他说:“小川琢治很早就以《楚辞》天问篇为基础,提出了从禹开始,因为夏朝的诸王们都是接受了天神之命,降临地上成为后土即地之神的,所以被称为夏后氏的解释。杨宽就夏的字义的解释是,夏后即下后,相对于上帝,是后土即社神的意思”。(5)可以说,贝塚茂树先生实际上是在通过其他的侧面论证“夏”是一个与农业有关的词汇,与本文的意见可谓异工同曲。

  《左传》襄公四年中有如下记述:“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我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 “华”,作为与“戎”相对应的人类共同体的名称出现于中国古典文献中,这是第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魏绛在向晋襄公的进言中进而指出,“戎”采取的是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轻视土地,所以“和戎”有五大好处(五利)--扩大领土(土地可贾);边境安宁(边鄙不耸);增大国威 (诸侯威怀);削减军费(甲兵不顿);实现霸业(远至迩安)。换句话说就是,“华”与“戎”不同,是重视土地的农业民族。“华”的原意就是草木繁茂、果实成熟(《尔雅》),是与农业民族的生产方式有关的语言词汇。

  从周原――周王朝的发祥地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得知,“周”也是一个与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的字。“周”原来写作“田”或“ ”,象征界限分明的农田和稻谷。“周”是从其先祖后稷的时代开始就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

  关于“中国”与夷、蛮、戎、狄的差异,《礼记》王制篇的记述如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蛮,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正如文献中也有“狄”、“戎”不分的情况一样,用“四夷”这一并不具体的名称来称呼异民族,以“方”来指“中国”以外的人类共同体,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只是按照不同方位,想象各个人类共同体采用各不相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拥有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很显然,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在将夷、蛮、戎、狄与“中国”加以区别时,并非像当代的形体人类学那样,以人的形体、毛发,肤色等身体条件为标准进行区分;更没有能够像当代的文化人类学那样,认识到“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共同体意识”是构成民族集团的重要条件。他们所注重的只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和价值观,把着眼点完全放在了文化方式上。

  

  二、“四夷”和“礼”--民族歧视的构造

  

  在先秦时期,并不是没有歧视“蛮夷戎狄”的现象,但是如果以春秋时代为例,可以知道这种歧视主要限于两种场合。首先是当出现“中国”以与周王朝的血缘关系为标准强调阶级等级关系的情况时;其次是当在“中国”与“蛮夷戎狄”的关系上军事问题变成突出的、紧急的问题时。

  公元前637年,周襄王打算利用“狄”来讨伐郑国,大臣富辰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郑在天子,兄弟也。……弃亲即狄,不祥”。(6) 就是说,郑是周宣王封给其弟恒公的诸侯国,郑国的诸侯对周襄王来说是同为姬姓的弟兄。富辰主张,与“狄”相比,更加重视兄弟间的关系才能够取得“吉祥”。

  公元前591年,晋景公打算将在对齐国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贡献给周定王,但是周定王甚至连晋景公的面都不见,他通过大臣单襄公用以下的理由拒绝了晋景公的贡献。“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俘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巳,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7) 虽然周定王的用意可能主要在于强调战争发动权在周的“天子”,但是,战争的对象,是与周天子有着血缘关系的诸侯国,还是“蛮夷戎狄”?也同样是评价或强调战争为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的一条正当的标准。

  《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 如果“兄弟甥舅”的“甥舅”,指的是非姬姓异姓诸侯国的话,那么,“兄弟”指的就是与周天子同为姬姓的诸侯国。齐国是太公望(吕尚)的封国,而太公望是周文王(武王之父)的老师。后人说周文王如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太公望,但是从周王族姓“姬”,“姬”从女字部首上就可以看出,周人曾经经过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母系社会,而母系社会组织的特征之一就是以“舅”作为最尊敬、最亲近的异姓长辈,所以周文王可能是将太公望视为“舅”,因此齐国与所有的姬姓诸侯国都是甥舅关系。“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若之何其虐之也”,(8) 这种反对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想法,其实是出于一种对血缘关系的认识。

  “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9)。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春秋时代,实际上整个“中国”所有的诸侯国,都可以从血缘关系上区别于“四夷”。这也许是出于到了春秋时代,居于“外服”的各诸侯国基本上都已通过联姻关系联结在一起,甥舅关系在“中国”内部广泛蔓延的现实。

  “中国”之国对“四夷”之国,这种区别方法看上去是来源于血缘的关系,实质上却是一种基于与周天子之间血缘关系的阶级关系。例如《左传》记载,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邾和莒的使节向“中国”的强国晋国诉说他们为鲁国所欺之事。而针对晋国的指责,鲁国的使节子服惠伯反驳道:“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鲁,兄弟也。”

  鲁国是封给周公(旦)的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作为周武王之弟,曾帮助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奠定了周王朝的基础。而晋国则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尽管晋国与鲁国是同属姬姓的诸侯国,却相信了“蛮夷之诉”。值得注意的是,鲁国在对晋国的责难中,使用了“夷之小国”一词,可见“外服”的诸侯国对“四夷”的歧视中包含着阶级等级的意识。

  据《礼记》曲礼篇记载,周的制度是:“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者,虽大曰子”。也就是说这种“中国”对于“四夷”在阶级等级制上的歧视,实际上来自于周王朝的秩序和制度--“礼”。

  “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也属于“礼”的范围,这是一个在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源流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例如,大臣富辰指周襄王利用“狄”讨伐郑国的行为是“不祥”,也就是违背了神的意志的行为。而周定王一方面以“敬亲昵,禁淫慝”为理由拒绝了晋景公贡献对齐国战争的战利品,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对“蛮夷戎狄”进行讨伐的正当性,应该是在于对方“不式王命,淫湎毁常”,即破坏了礼制。

  以是否合乎“礼”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思想,还可以从“中国”对“蛮夷戎狄”挑起战争的评价中看出。“ 狁孔炽,我是用急”,“薄戎 狁,至于太原”(10),“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11)。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这种“蛮夷戎狄”不受礼法,对“中国”发动战争的事实。

  在古代,对于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来说,从农业民族中掠夺农产品,事实上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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