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在中华与“乌玛”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统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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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民族与国家”,是一个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这个主题之所以形成,首先是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的民族思想以及国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与历代的王朝相比,清王朝统治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数众多的民族集团,它的版图也大大地超过前朝的明王朝。在传统的专制王朝体制被推翻以后,清王朝的版图,基本上被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出现民族问题的根源。然而事实上,民族问题,从形式上来看可能会发生在领土的层次上,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都与此有关。因为今天的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任何一个纯粹单一民族的国家,许多国家都继承了国民国家时代以前的“国家”的版图,或以此为根据来主张本国的领土范围,可是民族问题却并没有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就近现代中国国家与清朝的继承关系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况。虽然同样是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西部与北部的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地区,在一旦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之后,就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而在清朝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中国西南地区,不仅没有出现民族独立的运动,而且涌现出许多挚爱中国甚至为之撒热血献生命的汉族以外民族出身的人士。清朝之所以坚决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它要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中华王朝,它的结果是使中国西南部的民族问题从政治的层面集中到了经济的层面。可以看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在前国民国家时代中被造就的国家意识,可能影响到它在进入国民国家时代以后对于所属国家的认同。

  清王朝最后征服的,是居住于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的突厥语系居民。为了方便起见,今天人们即使在追溯历史时也习惯于称呼这些突厥语系居民为维吾尔人。[1]实际上,“维吾尔”这一统一的民族名称,是他们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才开始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此以前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名称出现的时期,也正是独立思潮开始出现的时期。为什么一个在此以前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意识的集团中,能够突如其来地开始出现民族独立的倾向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有必要审视和检验清王朝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的,或者说向他们灌输了什么样的国家意识。

  

  一、从“招服”到“征服”

  

  1755年(乾隆二十年),位于天山北部的游牧民的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清王朝趁此机会攻破了准噶尔汗国。很早以前,准噶尔汗国就开始不断攻击清王朝的盟友喀尔喀蒙古,中国内地也时常受到准噶尔汗国的威胁,从康熙年代开始,清王朝就一直有征服准噶尔汗国以根除威胁的愿望。但是,正象乾隆皇帝在一首题为〈西陲〉的诗中所写到的那样:“勤远非初意”,清王朝进攻准噶尔汗国的初意并非是为了占领领土。随着准噶尔的征服,准噶尔汗国自身进入了清朝的版图。但是对于曾经受到准噶尔统治的周围其他民族,清王朝最初的政策只是“招服”――让对方主动承认清王朝为宗主国而已。这从乾隆任命准噶尔征服军指挥官为“定边将军”一事上也可以看出。

  “我屏藩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二部落而已”。清王朝将“要求称臣,遣使朝贡”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看作是“外藩”、“疆外屏翰”,也就是领土之外的藩国。[2]但对同为突厥语系穆斯林、居住于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清王朝却通过军事征服的手段,使之进入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实际上,这也并非清王朝的原意。

  在被清王朝占领之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实际上被伊斯兰教那合西班底教团的白山党和黑山党所统治。那合西班底教团是一个发祥于中亚布哈拉汗国、鼓吹神秘主义的苏非主义教团。十六世纪末期,教团的伊斯哈克派进入了维吾尔社会。当时的维吾尔社会正处于叶尔羌汗国时代,在汗(国王)的支持下,伊斯哈克派以叶尔羌地区为中心形成了“黑山党”。十七世纪中叶,与伊斯哈克派同为一个祖先的伊沙尼亚派也进入维吾尔社会。在当时正与父亲阿卜杜拉合汗争夺汗国权力的尤勒巴尔斯汗的支持下,以喀什噶尔地区为中心形成了“白山党”。黑山党和白山党的信徒们头上分别缠有黑色或白色的头巾,黑山党和白山党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其领导人都自称和卓(预言家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黑山党和白山党又分别被人称为叶尔羌和卓家族及喀什噶尔和卓家族。这两个和卓家族不仅争夺一般民众,同时围绕政治权力也进行了激烈的抗争。

  白山党的势力在尤勒巴尔斯汗时代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到了尤勒巴尔斯汗的弟弟伊斯玛依尔为汗的时候,白山党却成了迫害的对象。为了改变现状,白山党领袖阿伯克和卓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请求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给予援助。1678年噶尔丹汗出兵天山南部,灭了叶尔羌汗国,作为傀儡,阿伯克和卓被立为维吾尔王。噶尔丹汗死后,其外甥策妄阿拉布坦成为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为了达到完全控制维吾尔社会的目的,又利用起黑山党来,而将白山党的和卓全部强行押送到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拘禁了起来。

  清王朝进攻准噶尔以后,曾被准噶尔汗国囚禁的白山党的和卓兄弟,即阿伯克和卓的孙子马哈默德和卓在被囚禁期间所生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亲自前往清军大本营,向清军表明了归顺之意。最初并未打算直接统治维吾尔社会的清王朝,把维吾尔社会也看成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决定利用归顺了的和卓兄弟 “招服” 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所以送波罗尼都先返回天山南部。[3]定边将军兆惠并派副都统阿敏道跟随波罗尼都一同前往,给他规定的任务是“招抚”、[4]“会盟”,[5]另据〈高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记载,其使命中还有“议事”一项。清王朝的想法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希望利用和卓兄弟间接统治维吾尔社会。

  然而,被清王朝暂时留在伊犁、以便于帮助清朝统制当地穆斯林社会的霍集占,参加了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并在叛乱被镇压之后逃往天山南部,说服其兄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杀害了阿敏道及其随行清军一百余人,向清王朝公然举起了反旗。《高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记载,这件事给了乾隆皇帝以极大的刺激,他愤怒地谴责和卓兄弟,指出是清朝军队从如狼似虎般残忍的准噶尔人手中,解救了被长期监禁和虐待的和卓兄弟,不仅送他们重返维吾尔社会,并且委托给他们以领土和对人民的统治权。和卓兄弟杀害阿敏道和清军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恩将仇报。

  1758年5月,乾隆任命“靖逆将军”率领“讨逆”之军,前往天山南部清剿和卓抵抗势力,至1859年7月完全征服了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6]从“招服”到“征服”,不仅意味着清王朝与维吾尔社会之间的从属关系在成立形式上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从属关系性质的转换。这种转换,自然影响到日后清王朝对新疆、特别是对维吾尔社会的统治政策。

  

  二、分割统治和伯克制

  

  清王朝取“新辟疆围”之意,将天山北部的准噶尔人地区和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地区并称“新疆”。“新疆”原是清王朝新得疆土之意,后来作为这一地区特有的名称被固定下来了。[7]清王朝将准噶尔人地区称为伊犁、准部或北路;将维吾尔人称为“回子”,或为了区别于其他的伊斯兰民族而称维吾尔人为“缠头回”,将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地区,在领土的意义上称为“回疆”、 在民族意义上称为“回部”、 在地理意义上称为“南路”。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任命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称“伊犁将军”),建立了以“军府制度”即军事自治领的形式对新疆实行统治的统治体制。伊犁将军在管辖北路、南路和东路(即以前就已经进入清王朝统治领域的新疆东部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驻屯清军的同时,还是新疆地区的最高民政长官。伊犁将军之下,按照南北两路主要城市的大小,分别设置了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在乌鲁木齐设置了都统,由他们各自率领驻留清军负责各地的防卫。清王朝在新疆的驻屯军的总人数为39726人,其中驻屯南路的仅有5185人,其余的全部驻屯于天山北路和乌鲁木齐地区。[8]北路是准噶尔势力的中心地区,同时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与周围的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的冲突,清王朝才作出了如此安排。[9]在这一点上,清王朝与历代中国的王朝以南路为中心的西域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民政方面,清王朝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了三种行政制度。第一,在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东路,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设置了道、府、州、县,导入了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导入州县制的主要理由是,一、这一地区在唐朝曾实施过州县制;二、从地理上看,这里距中国内地较近,以前就有大量的汉族人及讲汉语的回族移民定居于此地;三、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里是南北两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要冲。清朝实行州县制的结果,使得后来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的移民活动更加活跃,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汉族、回族的移民已占到住民总数的70%以上。

  第二,在北路的哈萨克、蒙古游牧民社会与东路的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社会,施行了札萨克制。满清与蒙古确立了盟友关系之后,将蒙古族以“旗”为单位进行了细分。所谓“札萨克”就是“旗长”。札萨克制实际上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它是王朝最大限度地承认被统治民族自治权利的制度。清王朝早在康熙和雍正时代就已册封表明归顺之意的哈密的额贝都拉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为札萨克,因为他们积极地支援了清王朝征服南路的维吾尔社会,乾隆皇帝再次确认了他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南路的维吾尔社会――回疆实施伯克制。“伯克”(Bek、Beg)为突厥语“头目”的意思,是表示统治阶级身份的称号。清王朝以“伯克”为“官”,在“伯克”一词前边分别冠以各种维吾尔社会原有的官职,并规定了各种“伯克”从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将维吾尔社会原来的官僚体制改造成了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社会的官僚体制。这就是所谓的“齐其俗,不易其宜”的政策。

  阿奇木伯克是统管整个地域社会民政官位最高的伯克,副长官是依什罕伯克,负责税收的是嘎杂纳齐伯克,负责水利的是米拉甫伯克,伊斯兰法裁判官是哈孜伯克,等等。这些维吾尔人伯克,除了不管对外的军事防卫以外,分别代表清朝政府管理维吾尔社会的地方行政、社会治安、司法、税收、农业、工商业、教育、和宗教事务,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还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回兵”。除了给于他们以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作为俸禄,清王朝还按照不同官秩分给伯克一定的职分田和专属佃户――“燕齐”(如三品给土地二百亩,佃户一百家)。另外还从国库中以“养廉”的名目,每年发给阿奇木伯克八百铜币,依什罕伯克三百铜币。[10]

  清王朝征服南路的维吾尔社会以后,除了优先录用那些先前就已归顺了的维吾尔人,特别是哈密和吐鲁番出身的维吾尔人为天山南部各处的伯克外,还采用了许多以前就在当地有势力的维吾尔人。清王朝原来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设立了二十种左右的伯克,[11]后来增加到三十二种,它将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分为四大城、四中城、二十三小城共计三十一个地区,按照规模大小,分别设置五、六人到三十几人不等的伯克。[12]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目的,原来并不在于经济方面。所以,维持统治的经费自始就依赖于内地的支援。在新疆地区,除了驻扎的士兵之外,还有1400名行政官僚分驻于各地。驻军将士和官僚的俸禄,以及各种经费每年需要688900两银子,大约610000两左右由中央政府支付,另外的81790两则是来自于官营的旅舍和向士兵贩卖茶叶的收入。[13]的确,清王朝在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之后立即调整了租税制度,新设置的与征税有关的伯克也为数不少,但是当时的征税――从维吾尔人自耕农那里每年征收60万石左右的谷物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解决清王朝驻军的粮食补给。即使在财政困难的清朝后期,也并没有怎么增加向维吾尔人的征税数量。[14]

  维吾尔人的人口,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为200277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282619人。[15]除了商业和手工业以外,当时的维吾尔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是传统的绿洲农业。在被清王朝征服后的维吾尔农村,至少有三种农民存在。即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在清王朝政府所有的“入官地”(被清王朝政府没收的和卓及逃亡者的土地)上耕作的佃农、作为俸禄与职分田一起被分给伯克的专属佃户(燕齐)。清王朝政府不向“燕齐”征收税金,向自耕农征收相当于农作物收获量十分之一的税,向佃农征收约占收获量的一半的税。[16]

  对于清王朝政府采取以上的统治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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