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在“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

——中国近代国家建设进程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8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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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一般说来,“近代国家”大都采用了Nation State的形态。这里固然有一个如何翻译和理解nation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能够实现Nation State的形式。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中国国民有了一个共同的民族名称——中华民族,中国也越来越凸显出民族国家的性质,然而从一个近代国家必须具有领土、主权和国民三个要素的意义上来看,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不能够不一定就是起源于民族国家建设。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进程究竟开始于何时、何人、何种契机?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民族国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价100年前中国那场革命的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首先从分析革命派的民族国家思想入手,考察他们究竟追求了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形式,以及致使他们追求这种民族国家形式的原因;之后在梳理促使革命派接受民族国家思想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追溯出中国近代国家建设进程的起源,并进一步探讨这个起源与其后中国逐渐走上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为中国自己有着“天下国家”的传统,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进程、即开始明确自己的“疆界”和“主权”范围的行动,其实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开始的。关于在中国从走向“天下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际社会所起到的作用,笔者将有另文详细述及。[1]然而,“天下国家”的历史传统,是不是也在中国最终选择了走以建设民族国家来确认主权范围之路的问题上起到了影响作用,或者说是不是影响到了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性质和内容,也是一个必须搞清的问题。

  

  1,为“汉奸”正名

  

  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具有革命思想的清国留学生们,通过他们在东京创办的中文杂志和出版的书籍,掀起了一场为“汉奸”正名的运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当是发表于1903年的《汉奸辨》。[2]关于写《汉奸辨》一文的动机,作者这样写道:“汉人为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集之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实堪痛矣。”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因为“汉奸”一词两千年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所以,既有“汉人”出卖“汉人”的民族利益成为“汉奸”者,也有被“外人”称为“汉奸”的“汉人”。而最为痛心的就是,一些热爱自己民族的“汉人”反而被“外人”说成为“汉奸”,“满洲人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3]汉族中为了热爱同类而不惜牺牲者,反被满族说成是“汉奸”,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才写下了《汉奸辨》。

  那么,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汉奸”呢?《汉奸辨》如此说道:“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之张之洞,为满清阻止游学生进步之蔡鈞,助满清官吏搜刮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承抽各行之巨商劣绅等,今日之活汉奸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当时已经不在人世的“死汉奸”,还是仍然活着的“活汉奸”,被《汉奸辨》视为“汉奸”的,第一必须是“汉人”,第二必须是帮助建立或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汉人”。乍看起来,两条标准中似乎有重复之处,其实不然。因为革命家之所以要为“汉奸”正名,是为了告诫中国民众必须搞清楚什么人才是自己的“同类”,所以正名运动的力点必须首先放在说明“汉奸”的民族属性上面。

  “汉奸”一词出现在康熙末年,开始流行是在雍正年间,到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时期变成了“叛国者”、“卖国贼”的代名词,直到1900年时慈禧太后还将反对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满人大臣联元斥为“满族汉奸”。[4]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国民众大多已经从主观上将自身利益与清王朝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汉奸”中原有的民族属性已经不再被人注意,“汉奸”已经不再是“汉人”的专利,成为一个强调清王朝与中国民众同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语。所以,要想粉碎这种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形成的“话语”,就必须让人们明白“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满洲人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5]而这一点只有从强调“汉奸”的民族属性做起。

  孙中山也亲自加入了这场为“汉奸”正名的论战。他在1903年说道:“今汉人之所谓士大夫甘为虏朝之臣妾者,大多入此利祿之牢中,蹈于奸邪而不自觉者也。间有聪明才智之士其识未尝不足以窥之,而犹死心于虏朝者,则其人必忘本性、昧天良者也。今之枢府忠臣、封疆大吏殆其流亚,而支那爱国志士、忠义之民,则多以汉奸目之。”[6]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段有关“汉奸”的论述,不仅严格了“汉奸”的民族属性,而且还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忠”与“奸”的问题。很明显,他在说这句话时,意识到了如何从忠奸观上说服中国民众的问题。因为中国民众在看待历史和有关“朝廷”的问题时,往往只有谁忠、谁奸的意识。

  1907年1月,由清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杂志《汉帜》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文章。[7]这篇文章提出:“驱满酋而不杀汉奸,是犹隔靴挠痒,靴不启而痒不止也”,对于汉奸摆出一幅必欲杀之而才后快的姿态,并且把“必先杀之”的“汉奸”具体分为了以下六类。即:“倡伪维新之论,保皇之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残汉媚胡”的张之洞等清王朝朝廷中汉人大臣;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立宪党”;“非多杀民命,多削民脂,不足以博虏廷之欢”的“官吏之暴者”;压制“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与兵士的“监督、兵官”;“今日遇革命党,则力主驱胡;明日遇立宪党,则又主不分满汉矣。留东则演说场唱民族,归国则保和殿颂圣神矣”的“假新党”。

  为什么对“汉奸”如此深恶痛绝呢?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乱中国者满人,亡中国者非满人,汉人也。盖汉奸者,引入满人之媒介也”,“狼无狈不立,狈无狼不行。满酋非汉奸无以至今日,汉奸非满酋无以终余生。”[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之“亡”,并不是将要亡于外国列强之手,而是已经亡在了“满人”手上。也就是说,在这个革命派的“汉奸”理论中,“满人”是不被当做中国人看待的。换言之,革命派的“汉奸论”的最终目的其实在于证明“满人”不是“中国人”上。搞清汉奸的民族属性,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道必要通过手续。

  革命派何以急于证明“满人”不是中国人?无非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思想:既然满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就没有合法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满洲人的中国”。[9]那么,什么人才具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所谓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谁是中国人,是汉人种。中国的历史是汉人的历史”,[10]“中国,是汉族的中国”。[11]按照这一依照民族属性甚至是人种异同判断统治者合法性的逻辑,自然就能引申出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而发动革命运动完全是一种正义行为,因此可以动员更多的民众参加或者支持他们的革命运动。

  为了证明满族不是“中国人”,章太炎明言:“纵令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从而否定了中国有接受中华文化即承认其为中国人的历史传统。[12]革命派甚至对“华”、“中华”的意义也进行了重新阐释。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写道:“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就是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才是“中国人”。章太炎在其《中华民国解》中也指出,华、夏、汉为同一意思。他说,汉人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雍州和梁州,因那里有华山,“就华山而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合,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3]

  革命派对“中华”的阐释,目的在证明存在一个“中华=中国人=汉民族”的公式。然而,在此以前,包括在革命派的文献中,“中华”一词并不具有民族属性上的意义。例如,在火努鲁鲁制定的《兴中会章程》,除了“中华”外,还使用了“中国”、“华夏”、“中夏”等词,但它们都不是被用来表示一个作为民族的存在。陶成章也说过:“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事实上,在这些革命家之前,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过将“中华”作为民族的名称而使用的例子。

  对“中华”的重新阐释,是导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名词诞生的直接原因。但1905年梁启超在他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如此说道:“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14]梁启超仍然没有将“中华民族”直接等同于“汉”,而是看作为拥有中华文化各个民族集团的意义。当然,梁启超的这种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详细追究起来,也是一种将民族的疆界与国家的疆界相等同的例子。但是对比起革命家对“中华”的解释来说,无疑还是一种坚持多民族国家形式的思想。而如果按照革命家们的中华=汉族的话语逻辑,民族的疆界与国家的疆界虽然仍然相同,但是因为完全否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传统,宣布放弃多民族国家形态,必将大幅度缩小中国的国家领土面积。

  关于“汉奸”的这场争论,最终确立了中文中“汉族”、“民族”和“中华民族”等词汇的地位和意义,同时也造成了认准“民族”为“国民”,认准“民族”的疆界等同于“Nation State”的疆界的结果。从这种单纯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做法中可以看出,支持革命家的“汉奸论”对抗清王朝“汉奸”话语的思想基础,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思想。这一点,可以通过《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得以确认: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所以被认定为“汉奸”,那是因为他们“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国家形态与国家领土范围,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革命家们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从革命家坚持追求在中国实现民族国家的行动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动机。这就是,教育中国民众通过民族国家思想的视点来观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教育中国民众懂得“满族”统治“汉族”国家“中国”的非合法性,从而号召中国民众跟着他们一起进行以“民族”为单位的革命,在建设一个纯粹“汉人”的“民族国家”的旗帜下一起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2,“多元型天下”与藩部体制

  

  20世纪初年为“汉奸”正名的运动,发生在留学或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社会中。通过这场运动对“汉”、“汉族”、“中华”、“中华民族”等名词、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阐释,我们可以再次确认,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受到了日本近代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强烈影响。[15]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中对血缘、共同文化的强调和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对力图否定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正当性的革命家们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于是,确认“汉”的疆界=“中华”的疆界=“中国”的疆界的公式成为革命家们的主要工作,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Nation 也与日语一样,变成了“民族” 而沒有被理解为“国民”。

  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不能不思考的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为什么会在遇到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时,就能够很快与之发生共鸣,并且认准它可以成为号召中国民众跟随他们一起推翻清王朝的旗帜?其理由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清王朝尽管统治中国达两个半世纪以上之久,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彻底放弃自己同时还是一个满族民族政权的一面,这就留下了让革命家认定是清朝歧视或敌视汉人,并且从而能够以此唤起各地汉人的民族仇恨、使之响应推翻清王朝的口实。

  清王朝的确具有许多作为一个中华王朝的特质。然而清代所采用的许多政策,都让人不能不经常意识到清王朝同时还是一个非汉民族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尤其是由北方民族当初在中华文明地域之外建立起政权,之后再进入“中国”的各个王朝之间,可以看见许多共同的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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