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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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   马戎  

   【内容提要】 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离不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民族”在鸦片战争后进入我国话语体系,由于这一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这一概念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当前,族际互动全面增强,民族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和社会分层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如果不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阐释清楚,而继续保留含混与多重含义的解读,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将始终处于争论之中。本文力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厘清“民族”这一概念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

   【关键词】 民族,国族,宗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任何人类思想体系的表述和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一符号系统。人们在社会与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认识和思想,都需要借助自身语言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来表达,特别是人类的抽象思维如哲学、伦理、科学、宗教等,更离不开一系列基础性核心概念的生产与演化。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根据认识和理解社会核心议题的客观需求,总会有人首先提出一些重要概念,用它来引导人们去理解和处理社会中的重大矛盾,并在实践中对这些概念加以修订和拓展,而这些概念在被人们理解、接受和使用的过程中,也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意涵,发生意义方面的流变。因此,“对于社会行动和实践的说明,都必须对概念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本身有详尽的分析”(卡夫雷拉,2008:162)。以具体词汇来表达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与再定义,即是人类思想的创建、发展与升华,是人类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便只能以观念史作为自己的基础。……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金观涛、刘青峰,2009:1,3)。

  

   因此,概念是构成人们认识、观念和思想的基本要素,概念的用法及其含义的流变直接影响甚至塑造社会观念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概念本身就是知识与外在世界发生关联的起点,是塑造人类经验世界的工具,是社会世界的价值观、归属感和意识形态的核心。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认识出发,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概念史研究。每个核心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与外延的确定和变化,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场景和人们思想发展过程中衍生、界定和再界定,并且是在与其他文化体系和社会的交流中不断进行着的。这些核心概念的表述及其在思想交流中的演变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思想史。社会学研究不仅仅需要对现实社会运行和各类具体现象开展系统性调查,为了真正理解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律,知其所以然并对其未来演变做出预测,研究者必须对塑造社会变迁和群体行为的思想活动,引领社会伦理秩序的文化体系的基本脉络及其历史源流进行梳理和分析。也正因此,概念史的梳理与分析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认可,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这种改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政治语言史’(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和‘政治话语史’(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的发展”(汉普歇尔-蒙克,2010:1)。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相关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讨论清楚:第一,“民族”,这个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重要汉语词汇,它的确切涵义是什么?第二,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概念,是源自中华文明传统,还是由外部引入中国?如果来自外部,它在何时及何种情境下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第三,“民族”对应的英文(或其他西方国家文字)是哪一个词,其在原来的语言系统中如何被使用?进入中国后,国人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个概念?曾围绕它出现过哪些重大争议和讨论?第四,进入21世纪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及具体使用“民族”这个概念?如何通过相关讨论引导构建全体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方向?为了厘清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对“民族”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社会的历史以及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和流变进行细致地梳理,也就是说,我国的民族研究需要引入概念史视角。如果我们在这些基础性的概念问题上思路不清,长期无法达成共识,相关的理论创新和体制政策调整就无法切实推进。

  

   一、 中国传统的群体观和西方“民族”概念的引入

  

   (一)中华文明传统的群体概念与群际交往观念

  

   世界各地的人群在其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中各自衍生,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在相互交往中变化、发展或消亡,最终演化成当今世界上的几大文明体系和各有特色的语言文字。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千年里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梁启超,1989a[1896]:5)。虽间或有北方游牧部落“入主中原”,但在中原地区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体系从未中断,不仅衍生出独特的语言文字,也发展出与之关联的一整套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持续影响。概而言之,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是以几千年文化传统为基色,由复杂行政体系相联结的政治共同体(马戎,2019a),一度被中外学者认为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金耀基,1999:614)。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则称中国“是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体国家”( a civilization-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 state)(Pye, 1992:235)。

  

   在宇宙观、人性论等许多基本问题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具有明显差异。首先,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把自然界视为外在于人类和供人类获取资源的对象。其次,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把世上所有人视为一个完整体系 ,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在理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世界政治秩序”(赵汀阳,2016:13),其最高理想境界是兼顾所有人权益的“天下大同”。“‘天下’的观念实际上是与儒家的‘道’,亦即中国自身的主要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文森,2009:84)。其三,中华文明以文明发展程度和自身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等)来判定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差异,用中国人的术语就是“夷夏之辨”。而且“夷”“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辩证关系,“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孔庆榕、张磊,1999:285)。所以中华文明自身不存在西方具有“进化论”基色的种族主义观念。中国近代有关“黑种”“白种”分类话语,主要出现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著作中。①英国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的研究指出,中国学者有关“race”(“种族”“白种人”等)的讨论主要出现在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学者的著述中(冯客,1999:62-63;梁启超,1896:77)。“‘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赵汀阳,2005:13)。最后,在看待社会中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中华文明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在人际交往中秉持“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平等交往观。这与基督教“人性本恶”的原罪论全然不同。总之,中华传统文明对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群体认同和个体间的交往规则,都有一整套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独特思想体系和概念术语。这一独特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主要脉络被记述在中华经典文献和反映朝代更替的“二十四史”等重要史籍中,一直延续至近代。厚重的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我国普通民众的群体观念,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社会以及与“民族”相关概念史演变的历史文化基础。

  

   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较,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它虽然是世俗性的,但并不排斥宗教,只要宗教组织(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不威胁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伦理秩序,就可以包容共存(马戎,2018)。“中国文明被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赵汀阳,2016:13)。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和“无外原则”无法产生宗教:“‘无外’原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被‘化’入某个总的框架,在外的总能够化入而成为在内的,于是,不存在什么事物是绝对在外的。这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框架,而且是百家思想共有的思想方法论,……它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思想,……它注定了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赵汀阳,2005:14)。在处理群体关系的价值基础和交往原则上,中华文明体系与具有强烈一神教传统,排斥“异教徒”并在群体交往中排他且持双重标准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把中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敌人”(亨廷顿,1999:361),完全是以西方文化臆测中国社会导致的对中华文明的误读。

  

   (二)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引入中国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民族”概念,并举出《南齐书》中的例子“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萧子显,1972:934)。但是《南齐书》注释指出,此处的“民”在南监本与《南史》《册府元龟》中为“氏”(萧子显,1972:950),因此,这句中的“‘民族’则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李大龙,2017:22)。在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分类和认同意识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概念,即使在古籍中偶尔出现两个连用的汉字“民族”,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

  

   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字记载(尤其是汉语典籍)中从未出现类似西方“nation”(民族)的概念。今天我们使用的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直至近代才由西方人引入中国。“民族”这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在1834年普鲁士人郭士立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黄兴涛,2017:72),以及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9月)中的一文《乔舒亚降迦南国》:“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黄兴涛,2017:70)。这个汉语词汇的原文是英文“nation”。欧洲人将之引入中国,并译为“民族”,这一译法及其现代意涵影响了当时积极吸收欧洲思想的中国学者。“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刘禾,2002:38)。在此之前,国内群体从未被称作“民族”。清朝曾区分“旗人”和“民人”,而且旗人可以“退旗”转为民人。“连‘满族’、‘汉族’这类名词也是很现代的”(孙隆基,2004:17)。

  

晚清时期的中国学者立志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甲午战争后,全面学习欧洲并“脱亚入欧”的日本成为中国人的榜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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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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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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