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近代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5-12-25 18:59:59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中日关系  

王柯 (进入专栏)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統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却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海军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9.18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1年的9.18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陸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剤等特種資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民族主义。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9.18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中日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601.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