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

————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8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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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民粹主义与“五四”的激进思潮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在中国蔚然成势。中国现代史家们一直为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而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苏俄的全球战略阴谋的产物。而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先为列宁主义中的反帝国主义所吸引,然后才把马列主义当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即所谓的“救亡”)的思想武器。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中国现代史的史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事实上,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就知道了马克思这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仅熟悉马克思,而且尽取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最美好”的共同要素,热情地拥抱种种带有强烈乌托邦意识的社会革命理论。在这一激进狂潮中,民粹主义(populism,又可译为平民主义)就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它与“五四”的激进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系统地考察民粹主义在“五四”时期激进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它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关系。

  

  很少有学者对“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要素作系统的分析,只有美国历史学家马思乐(Maurice Meisner )是个例外。在马思乐的名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他强调了俄国民粹主义在李大钊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 马思乐后来又尝试着把自己在李大钊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识,扩展到关于其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从而发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粹主义的冲动。他认为,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毛对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知识”始终抱有不信任感,而对农民天生的“智慧”则抱有信任倾羡之心,毛把所谓的“人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赞赏其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主义精神。[2] 在马思乐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词中的“中国”,不仅仅是个具有地理意义的形容词,而且还包含了文化的意涵。但马思乐并未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放在整个“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也未全面综合地描述过“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主题。此外,马思乐用以分析民粹主义的概念也有局限性,虽然他正确地指出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但他对中国民粹主义思想中的非俄国因素,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则缺乏深入的探究。

  

  另外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德立克(Arif Dirlik )通过研究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幅“五四”激进思潮的图景。他指出,“五四”激进思潮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甚至化约为自由主义或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启蒙精神,“五四”时期的思潮包含了许多庞杂的思想内容,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然而,在民粹主义问题上,他的看法比较模糊。一方面,他承认其老师马思乐关于中国民粹主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怀疑民粹主义在中国激进思潮中的重要性。[3] 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许多民粹主义的主题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固有的。德立克过分强调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对民粹主义之重要性则过分贬低,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明确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五四”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谭平山、邓中夏等),也会加入皈依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实际上,知识分子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现象。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S.M. Lipset )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4] 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试图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平民),以寻找力量的源泉。这种倾向,汇同了当时人们对“德先生”的高扬,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冲击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了。

  

  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应先澄清民粹主义一词的含义。按照席尔斯(Edward Shils)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5] 这是个相当含混的辞藻,它经常被众多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评论者用来描述五花八门的现象,从瑞士的直接民主、美国1890年代的平民党、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平民倾向,到印度的甘地主义、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甚至还包括叶利钦和李登辉的问政风格。笔者采纳魏尔斯(Peter Whiles)的术语[6] ,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激进的话语以及相应的政治趋向或态度;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思潮中,甚至包含一些可能彼此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取向;其总体特征表现为道德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并采取与现行体制对立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仅在某些特殊时空中(如在俄国、印度、阿根廷),它才发展成一种社会或政治运动。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它的“人民”观,即对“人民”或“民众”的极端崇拜。正如席尔说的,“人民构成了道德和标准;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善。尊重和不敬的给予基于是否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7] 许多民粹主义者都认定,“人民”是个或多或少单一的整体,即具有同质性的民众。对许多民粹主义者来说,农夫与工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为其衣食而劳作的“人民”与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差别。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并未出现过自封为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本文中所讲的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态度或取向,它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取向和态度具有共同特征,在近代的中国,民粹主义的倾向与流行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劳动主义的兴起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同的思想起源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它们的共同取向是反对资本主义。许多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最著名的莫过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曾是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8] 依照伊赛亚·伯林的研究,民粹主义者普遍接受的三大信条就是,无政府主义、强调平等、献身于全体民众。[9] 民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智识因素甚多,但首要者当归中国无政府主义对劳动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在“五四”运动前的若干年里就已蔚成大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大多对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抱有极大的同情,自视为“平民”的代言人,欲追求一个奠基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自1910年代初期起,“平民”一词就在中国十分流行了。1913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奇利斯玛型领袖刘师复(其“师复”之名更为著名)在广州出版了《晦鸣录》,一年后改为《民声》。他称自己的杂志是“民之声”,定位于“平民之机关”,以“令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为宗旨。[10]无政府主义者们所鼓吹的“社会革命”,也被等同于他们所谓的“平民大革命”。[11]早在晚清时期,刘师培的作品就提出了劳动问题。[12]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910年代中期把人们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推向了高潮,并造就了有关劳动和劳工的道德主义形象。当时,师复鼓吹说,劳动是一种人性。他拒绝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的说法,认定“好动”才是人的基本秉赋,使人好逸恶劳的是导致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师复相信,随着公有制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人将平等,劳动也将成为快乐。在他想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劳动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13]到了1918年3 月,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梁冰铉、刘石心(师复的弟弟)等,在上海创办了《劳动》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一词命名的杂志,被誉为“在中国鼓吹劳工主义之先锋”。吴稚晖为该刊撰写了“劳动者言”一文,这篇相当于发刊词的文字把《劳动》的宗旨开列如下: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培植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普通学术,记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14]当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全系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引起,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同中国近代早期的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倡导者(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某些知识领袖)不同,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问题。虽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差别很大,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对这一差别不甚了了,他们一般都把阶级斗争理解为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以这种民粹主义式的“阶级”观为基础,从道德上强烈地谴责不劳而获者以及不尊重劳动的整个社会等级体系。

  

  《劳动》的撰稿人一面宣传劳动主义、视劳动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和最大之善行,一面宣传社会主义、号召排除不劳而获者的社会革命。这份杂志是中国最早关注并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刊物之一,它把十月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鼓吹的追求社会大同的“社会革命”。该刊的一篇文章将列宁称为“大同主义者”,文中写道,“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15],该文强调,这场俄国的革命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却为各国的富人和官僚所反对。《劳动》虽只出了五期,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所倡导的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以及它从“社会革命”的所谓“新眼光”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观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都是这份刊物的热心读者和作者。陈独秀一开始本来是反对苏联十月革命的,但后来在“社会革命”观的影响下却改变了态度。[16]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动主义便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长期激荡。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在致词中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17]一时间,“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流行于当时各种派别的舆论工具上,成为时髦。

  

  李大钊在另一次庆祝大会上则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把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和庶民的胜利。他向听众发出了典型的民粹主义式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啊!”[18]紧接着,李大钊又站在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立场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功劳独归于李大钊,过分夸大了李的这两篇文章的独特意义和影响力。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国民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已趋热烈,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是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大合唱”而已,他们既非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锋”,也非鼓吹十月革命的“主角”。更应当说明的是,当时,那些以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和认识,几乎和民粹主义者差不多,是把十月革命视为劳工主义和民粹主义式“社会革命”的胜利,他们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了解。人们在后来的理解中给早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加上了太多的“光环”。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倒不如说,“十月革命”实际上送给中国的主要是民粹主义。

  

  二、“德先生”是谁?──“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

  

  民主的理念,即所谓的“德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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