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有病的尼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9 次 更新时间:2012-03-20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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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进入专栏)  

少有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即使一些后来被视为天才的人物,至少在他们成名以前,多有追随前辈思想家的经历。在一些人那里,追随的形式,是直接拜师。无论在任何时代,对那些渴求获得前辈指点的年轻人而言,亲炙名师,都是他们所想望的。在古希腊,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都是人们熟悉的例子。但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令人满意。想到哲学家们都是一些很有思想的人,他们之间发生思想上的冲突,看来很难避免。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在师徒之间,也常常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是师徒二人,最终成为对方的敌人。或许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教育的成功。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者称为他自己,而非老师思想的传声筒。尽管如此,昔日的师徒成为最终的敌人,对当事者而言,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或许在两者之间,昔日老师的痛苦更大一些,因为弟子们的崛起,往往使他倍感失落,甚至有遭遗弃的感觉。但翅膀硬了的弟子们,也有其自身的痛苦,因为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老师。哲学家及其老师的关系,构成了一部爱恨交织的历史。

一如苏格拉底事件之于柏拉图哲学,在尼采哲学的背后,站着一个著名的人物:瓦格纳。众所周知,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是题献给瓦格纳的。而到尼采多病的“晚年”,瓦格纳则成为他极力炮轰的靶子,一个思想上的敌人。也就是说,在尼采的哲学中,瓦格纳既是开端,也是结尾。对这样一个人,即使到了“晚年”,尼采仍是看重的,虽然是在一种与早年相反的意义上。这从他晚期著作的激烈言辞中,可看出一二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值得我们发火的。

在写作《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等著作时,尼采已是一个病人。在哲学家与其时代的隐喻中,哲学家的任务,是扮演一位医生的角色。像一位真正的医生那样,手艺娴熟地剔除整个时代的病灶,是哲学家们喜欢的工作。但至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谦虚或低调一点的哲学家,或许会认为,治病的工作,并非哲学家的专长;但对时代之病做出基本的诊断,却是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哲学家尼采,视为时代之病的诊断者。在《瓦格纳事件》一文的“序言”中,尼采写道:“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克服“他的时代”,最终要克服的,是避免沾染时代的病毒。对哲学家而言,只有成为“无时代的”,他才能看清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为时代之病做出恰切的诊断。

吊诡之处在于,为时代诊病的人,恰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者。而这个人,就是尼采。但仔细想想,这也不奇怪。一个有病的时代,其所制造出的“健康者”,不也带着时代的病毒吗?但这不是最糟糕的。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些带着时代病毒的人们,并未认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反以为自己才是真正健康的。正如那些沉浸于瓦格纳音乐、戏剧中的青年们。有病且能意识到有病者,才有可能克服、超越疾病,达至更高的健康。尼采写道:“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兴奋剂:只不过,人们必须足够健康以消受这种兴奋剂!”于此可见,要克服疾病,仅仅意识到有病,还是不够的。“足够健康”,才能将疾病本身,转化为生命的兴奋剂。而在有病的时代里,一个“足够健康”的人,必定是一个生命力足够旺盛的人。在尼采那里,他本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证:“说到我的长年重病,难道我不是要多多地感谢它,远远超过我的健康么?我要感谢它给我一种更高的健康,它不能扼杀的一切东西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健康!——连我的哲学也要归功于这种更高的健康……”

一个有病的人,之所以是强有力的,是因为他真实。生存得真,才能透彻思想;他的生命,也才是丰盈有力的。而瓦格纳的音乐和戏剧,在尼采看来,是残忍、做作、无辜的代名词。但这种远离生命真实的东西,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犹如魔障。在音乐中,瓦格纳用那种毒药般的迷雾,引诱、勾引那些浮夸的青年们:“瓦格纳用来征服青年人的,并不是音乐,而是‘理念’:——是瓦格纳艺术中神秘莫测的东西,隐藏在千百种象征中的捉迷藏游戏,五彩缤纷的理想,正是这些东西把青年人引诱到瓦格纳身边了;瓦格纳是制造幻景的天才,他有腾云驾雾、神出鬼没的本领,这正好是黑格尔当年用来蛊惑和引诱青年人的伎俩!”而在戏剧中,瓦格纳则以败坏趣味的方式,勾引那些盲目的群众:“戏剧乃是趣味问题上的一种民众崇拜(Demolatrie)形式,戏院乃是一种大众起义,一种针对良好趣味的公民表达……瓦格纳事件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他赢得了群众,——他败坏了趣味,他甚至败坏了我们对于歌剧的趣味!——”由此可见,无论是音乐还是戏剧,在瓦格纳那里,都不是通往生存之真的媒介,而是遮蔽真相的幕布,是欺骗青年和群众的手段。

在瓦格纳那里,欺骗以艺术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歪曲艺术,更遮蔽真相。而一种更普遍的欺骗手段,是以表演的形式完成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演员,都带着生活的假面具。生活成为表演,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以虚假为荣的时代病,在视生命之真为无上价值的尼采那里,是无可忍受的。在他看来,这种病症的出现,并非瓦格纳一人的过错,他仅仅是个代表:“通过瓦格纳,现代性说出它最隐秘的语言:它既不隐瞒自己的善,也不隐瞒自己的恶,它忘掉了所有的自惭形秽。而且反过来讲:如若人们弄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人们也就差不多对现代的价值作了一次清算。”

由此可见,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实际是对现代性的清算。但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在对现代性的清算中,尼采也是一个病人。他虚弱的身体,一方面带给他更高的健康,一方面也使他的这种批判,多少显得有些夸张。而对这种夸张,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就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危险的方向。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德]尼采:《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

原载《译林书评》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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