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罗尔斯对宗教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21-01-16 09:45:13

进入专题: 罗尔斯   宗教  

李文倩  

  


  

   【摘  要】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罗尔斯思想的主题之一即宗教,因此,考察罗尔斯的宗教思想,或可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从早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到《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以后,罗尔斯对宗教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思考。本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罗尔斯对宗教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罗尔斯  宗教信仰  《正义论》  公共理性

  

   在马克思·韦伯著名的表述中,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演进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去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无论是神话、宗教还是历史,都面临理性的裁决。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相信,现代性是一项带有普遍性的系统工程,它将在全球范围内演进,并且是不可逆的。

  

   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的乐观信念不断遭遇现实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复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引发了种种政治及经济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问题尤其引人注目,并激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英国伦理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说:“某些力量,尤其是伊斯兰力量,现在要努力反转这个进程——如果这的确是他们的意图所在——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去魅过程是地方性的或可逆的,而只是意味着这个过程有可能产生绝望。”[1]威廉斯的这一评论表明他在一个弱的意义上仍持一种启蒙的立场,也就是说,现代性不断展开的过程尽管并不像我们原来所以为的那样一帆风顺,并且在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刻可能会造就“绝望”的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观念与实践只适用于一些地区而对其他一些地区则完全不适用,也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可逆的。

  

   关于伊斯兰尤其是欧洲当下所面临的移民问题,有中国学者持与伯纳德·威廉斯不同的看法。崇明认为,“欧洲的自由主义不仅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为极端主义的组织和行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2]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实行政教分离,并对不同的宗教持宽容态度,不主张政府支持或打击某一特定的宗教。崇明认为,欧洲自由主义政策长期实施的结果是助长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挑战了欧洲自身的自由秩序,并由此指出:“现代性和世俗启蒙的自我摧毁的倾向在这里暴露无遗。”[3]针对这一问题,崇明认为欧洲文明的前途在于基督教的复兴,而这与世俗启蒙的方案是背道而驰的。

  

   宗教在现代社会应扮演何种角色,尤其是如何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不仅出现在关于欧洲移民问题的讨论中,也出现在对美国政治的讨论中。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之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在美国本土引发争议,也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笔者并非美国政治问题专家,也没有打算介入时政评论,只想以这一现实背景为出发点,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罗尔斯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

  

   事实上,罗尔斯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如有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简单地将宗教排除出了公共领域。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和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指出,“与许多对宗教一无所知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不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建立在对宗教信仰之重要性的真切感受,以及对真正的宗教与习俗宗教之区别的理解之上。”[4]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也早就认识到,“公共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或隐或显地是他[罗尔斯]的关注中心。”[5]由此可见,那种指责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不关心基督教的说法没有依据。

  

   关于罗尔斯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做了一些工作[6],但总体来说,就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言,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偏少,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和探讨。本文将集中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早期信仰及论述;二,《正义论》与宗教;三,公共理性与信仰。

  

   一、早期信仰及论述

  

   1997年,罗尔斯在《我的宗教观》一文中回顾自己的宗教信仰时说:“我开始是一个信仰正统圣公会教的教徒,而在1945年6月我却完全放弃了它。”[7]罗尔斯和大多数出生于宗教家庭的孩子一样,先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宗教信徒,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最终于1945年完全放弃了宗教信仰。

  

   对于20世纪的人类历史而言,194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二战”即在这一年结束。这一宏观的历史事件对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哈贝马斯在《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一文中回顾道:“1945年的巨变才增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阅历。……那个社会和稀松平常的生活的统治,一夜之间却被揭穿为是病态的和罪恶的。因此,正视纳粹往事,成为了我成年后政治生活的基本课题。”[8]

  

   和哈贝马斯一样,纳粹屠犹事件也对罗尔斯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罗尔斯质问道:“当上帝都不能从希特勒的手中拯救数百万犹太人时,我如何还能祈祷上帝帮助我、我的家人、我的国家,或者其他任何我所珍视的事情?”[9]而且,对于那种企图将大屠杀解读为上帝对犹太人之罪恶的惩罚的观点,罗尔斯认为是“丑陋而恶毒的”。

  

   在纳粹屠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两件生活中的“小事”,促使罗尔斯最终放弃了宗教信仰。“二战”期间,罗尔斯曾作为士兵参加对日作战,一次,一位牧师在战前布道中说:“上帝把我们的子弹瞄准日本人而保护我们免受他们的子弹。”[10]或许在牧师那里,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错,但对置身于战争之中的罗尔斯而言,这样的布道是荒谬的。

  

   在写于1997年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罗尔斯对宗教提出了两点反思:一,他认为多数信徒并不理解宗教教义,对他们而言,“宗教纯粹是一种习俗,并能在困难时期给予他们安慰和慰藉”。[11]这就是说,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出生于宗教家庭或社会的人而言,宗教是作为一种习俗而存在的,并未经过理智的反思。二,罗尔斯认为,宗教并非总是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能改善人的品质,“在严肃对待基督教的意义上,我开始认为它有可能对人的品质产生有害的影响”。[12]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督教徒真正所关心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而这与更为宽广的公共生活几乎是不相干的。罗尔斯指出:“我们个人的灵魂和它的拯救对一个更宏大的公民生活图景而言很难说是重要的”[13],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好教徒并不等于一个好公民。如果我们着眼于公共领域,基督教徒那种强烈的、寻求个人灵魂得救的愿望,甚至有可能损害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良好品质。

  

   如上所述,罗尔斯后来对宗教的反思性意见,主要见于他1997年写的《我的宗教观》。其实,在未放弃宗教信仰之前,青年罗尔斯即对神学伦理学问题有了相当多的思考,这些思考主要记录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中。1942年12月,罗尔斯向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提交了毕业论文,题为《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基于共同体概念的一种阐释》。罗尔斯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托马斯·内格尔编辑出版了这篇论文。本节以下的内容将主要以这篇论文为依据,简要讨论青年罗尔斯的宗教思想。

  

   正如此文的标题所显示的,罗尔斯在其中将“共同体”概念放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借以阐释“罪”与“信”的涵义。关于这一阐释路径,有研究者指出,青年罗尔斯作为一名虔敬的宗教信徒,“他只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阐释而不是完全地抛弃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14]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多有争论。对此问题,简单说来,大致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个体是优先于共同体的,所谓共同体不过是个体的集合。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共同体是在先的,所谓个体即共同体之中的个体。青年罗尔斯无疑更接近后一种主张,只是在他那里,“共同体”这一概念带有深厚的神学意蕴。

  

   青年罗尔斯认为,“个体只有生存于共同体之中才能成为人”[15],离开了共同体的个体是不能称其为人的。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持有一种共同体优先的思想,提出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等著名的主张。青年罗尔斯的思想在强调共同体优先这一点上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对“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二者有不同的理解。

  

   青年罗尔斯还认为,是否为共同体而受造,是人与其他受造物的本质区别,他就此指出:“人区别于世间其他受造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为共同体而造的,并且是与共同体相连的一种人格。”[16]在罗尔斯的理解中,人格是人的本质,只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离开了共同体的个体,也就无所谓人了。

  

   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讨论中,有一种主张认为,强调共同体的优先性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即有可能对个体造成压制、进而取消个体的独立性。在一般的讨论中这一主张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在青年罗尔斯那里,他对此问题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即在上帝之下因信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不会消解一个人反而会为他提供支撑”[17]。个体只有因信仰而进入上帝的共同体,他才是一个人并且是有保障的。

  

   个体在共同体之中的关系是平等的,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一角度看,真正的共同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什么精英俱乐部,凭某种成绩或成就才能进入。青年罗尔斯指出,“真正的共同体不会计算其成员的功绩。功绩是一个根植于罪并应彻底舍弃的概念”。[18]在笔者的理解中,“功绩”这一概念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它极易诱使“优秀者”陷入某种自负或骄傲之中,从而做出背离共同体的决断。

  

   在青年罗尔斯那里,个体之自我中心主义即一种罪,他说:“自我中心主义指的是,异常地追逐至高无上并罪恶地渴望自我崇拜。”[19]自我本是共同体之中的一员,却异乎寻常地追逐至高无上,但那本应是上帝的位置;过于强烈地渴望自我崇拜,事实上也是将自我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由此,自我中心主义是一种僭越,一种根植于人性之中的罪。

  

自我中心主义者背离了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从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独状态。青年罗尔斯写道:“孤独是人类有可能陷入其中的最可怕的、灵魂痛苦不堪的状态。这种孤独(封闭性)把个体的人禁闭在自身之中,使他与同伴隔离,并将他遗弃在共同体狂乱的废墟中,它是罪的直接结果和不可避免的下场。”[20]也即是说,自我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严重的罪,它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筑起了高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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