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权力意志批判——尼采政治思想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93 次 更新时间:2023-05-30 20:26

进入专题: 尼采   超人   权力意志   强权   政治思想  

俞可平 (进入专栏)  

 

摘要:遏制还是张扬人的动物本能,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尼采是现代世界中张扬人的兽性本能的主要思想家。作为尼采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既是其想象中的“超人”的本质要素,也成为他重估人类价值的基本标准。尼采公然主张人类是野兽、民众是“群畜”、道德是骗术、民主是劣治、平等是谎言、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尼采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企图借“权力意志”,彻底摧毁基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之上的现代政治价值。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那些为人的邪恶本能和专制独裁进行辩护的理论最终必然在实践中破产。虽然如此,尼采“权力意志”的梦魔仍会迷蒙不少人的眼睛。一旦统治者着了“权力意志”的梦魔,那就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此世人仍须有高度的警惕。

关键词:尼采;超人;权力意志;强权;政治思想

 

尼采是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争议最大、“遭人误解最深的思想家”。尼采强调“生命意志”,大声呼喊要不断超越自己和他人,争做人中之“强者”;他无情揭露道德和宗教的“虚伪”,要重估一切传统价值,从根本上颠覆旧世界的秩序。所有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共鸣和反响。另一方面,尼采大肆宣扬弱肉强食的兽性本能,竭力反对自由平等,倡导“超人”的专制独裁,这些观点遭到了人类主流思想的普遍反对。随着尼采思想的崇拜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实践中的失败,尼采的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便逐渐被世界主流文明所抛弃。与在欧洲和德国相比,尼采在中国的遭遇尤为奇特。首先,尼采的思想在中国受到了知识界特别的关注,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末,先后出现过三次“尼采热”,持续时间之久,关注热度之高,为世界各国所罕见。第一次“尼采热”出现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多数学者名流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蔡元培、胡适、茅盾等几乎都参与过尼采著作的翻译、介绍或评论;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其次,尼采的思想散乱而庞杂,几乎无所不包,政治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但中国学界对其政治思想却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国学界对尼采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美学、艺术、戏剧、伦理学等领域,除了第二次“尼采热”中少数所谓“战国策”派宣扬过尼采的“强国”和“军国”理论外,鲜有人深入地研究其政治思想。最后,特别引人注目并令人深思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外,中国知识界对尼采的思想和学说,更多的是赞赏和肯定,更少的是批评和否定。例如,在20世纪初期,尼采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其“打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等断语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流行口号。在第二次“尼采热”中,其“超人”“权力意志”和“战争”观,更被一些国家主义者当作“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理论工具而备受推崇。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尼采热”中,其“生命意志”和“超人”哲学则被当作强调个人价值、激发生命本能、不断超越自我的思想源泉,而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本文无意对尼采的整个思想体系做系统的研究,而仅从政治学的角度,围绕其“权力意志”的核心概念,对其政治思想做一批判性评论,以弥补国内尼采研究的明显缺憾。

一、绪论:动物的本能与“权力意志”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高级动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动物,具有动物的自私、残暴、贪婪和野蛮等兽性;人又是最高级的动物,除了高度的智慧,更拥有博爱、仁慈、同情、宽容等德性,以及克制、忍让、妥协、审慎等理性。无论哪一种伟大的人类文明体系,主流的观点总是主张必须运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分别通过自愿的和强制的方式规范人类的行为,使之日益脱离人类身上原有的兽性或动物本能,而不断弘扬人类的德性和理性。因此,世界上不同的文明体系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明显特征,但每一种伟大的文明体系都必然拥有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并或迟或早都会逐渐发展起一整套道德伦理和法律制度,遏制人类的自私、贪婪、残暴和野蛮,不断使人类从自相残杀与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走向协商妥协与公平竞争的文明社会。

然而,以为上述这些主张就是人类思想的全部内容,那就完全错了。至少从人类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两个正相对立的流派。一派主张通过确立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博爱、尊严等政治价值,并且依靠民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手段,遏制人类的兽性,张扬人类的理性和德性,例如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另一派则主张废除强加于人身上的道德和制度束缚,充分张扬人类身上的动物本性,使人类自身也遵循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例如韩非、马基雅维里、叔本华和尼采等。遏制还是张扬人的动物本能,成为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现代世界,后一种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权力意志”理论。

“超人”是尼采的标志性理论。尼采蔑视“上帝”和基督教,他公开宣称“上帝死掉了”,并试图以“超人”来取代被他宣称“死掉了”的上帝。不过,尼采对“超人”的论述并不多,集中论述“超人”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如下这段话:“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被超越的某种东西。”“猿猴在人的眼中是什么呢?乃是让我们感到好笑或是感到痛苦的耻辱对象。在超人眼中,人也应当是这样:一种好笑的东西或者是痛苦的耻辱”。“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你们的意志要这样说:让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吧!”从尼采对“超人”的界定中,可以发现其最本质的秉性有两个,一是超越,二是自然。超越既是人对自己的超越,但更是对他人的超越。在尼采眼中,“超人”与常人的差异之大,犹如人与猿猴的区别。尼采说“超人”就是“大地”,意即“超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超人”的秉性就是自然的秉性。

尼采说过,“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当然自认为“绝顶聪明”,因而,尼采的著述不仅散乱庞杂,而且常常前后不一,相互冲突。雅斯贝尔斯说,尼采的“任何表述看起来都可为其他表述所扬弃。自我矛盾是尼采思想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也适用于尼采的“超人”概念。从尼采对“超人”的上述简单定义中,可以引申出许多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解释。如果把尼采的“超人”理解为“更高超的人始终是更为高超的人,是生来就具有发号施令的合法性的”人,而“大众实质上是准备做任何形式的奴隶的”,那么,尼采就是“一位关于邪恶的哲学家”;并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反文化的开端”。如果把尼采的“超人”理解为“人是要被超越的,意味着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他既不做道德律的奴隶,也不做自然律的奴隶”,那么,尼采简直就是“旷世之天才”。尼采思想的憎恶者和反对者有之,赞赏者和支持者同样有之,因而,关于尼采思想,特别是关于其“超人”思想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平息。

成为“超人”,是尼采构建其“未来哲学”的根本目的,也是他对整个人类的根本愿望。与欧洲传统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在尼采眼中,人本身并不是目的,成为“超人”才是目的。他明确断定:“‘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而要成为“超人”,最本质的要素便是拥有“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权力意志”是尼采“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其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对“权力意志”进行了集中的论述。要而言之,“权力意志”在他心中就是世界的本源,生命的本质。离开了“权力意志”,世界万物和人类生命就毫无意义。“生命就是权力意志”;“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进而言之,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整个动物界,以及整个有机生命界,都不过是“权力意志”的产物,离开“权力意志”,它们便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任何意义:“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权力意志”之所以是尼采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因为它是“超人”的本质要素,而且还因为它成为尼采评估人类价值的基本标准。作为一名思想的狂人,尼采要重新评估人类的一切价值,进而建构他自己的人类价值。他用以评估和建构人类价值的基本标尺,就是“权力意志”。事实上,尼采将“权力意志”与“重估人类价值”两者视为一体的两面,在其《权力意志》手稿的“写作提纲”中,也一直将“权力意志”与“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并列放在一起。尼采说:“重估一切价值。兴趣不再放在肯定上,而是放在怀疑上;感兴趣的不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坚忍不拔的创造性;不再是自我保存的意志,而是权力意志。”不难发现,至少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尼采所称的“重估一切价值”,就是以“权力意志”来质疑和否定人类迄今所创造的先进政治价值。进而言之,尼采政治思想的实质,是借“权力意志”来从根本上质疑和否定人类为遏制自身的兽性和动物本能而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和制度体系,进而彻底摧毁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之上的现代政治价值。毫无疑问,尼采的“权力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他对“权力意识”中的“权力”做过具体的解释:“权力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但国内学术界已有的“权力意志”研究,基本上是从哲学和美学等角度将其解释为“生命意志”。鉴于尼采的“权力意志”不仅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激励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而且在当代世界依然有众多的崇拜者,仍有必要加以政治哲学的彻底批判,并从根本上给予坚决的否定。下文将围绕尼采基于“权力意志”概念之上的政治思想的八个主要观点逐一进行评析。

二、人类是野兽,“兽道”是正道

尼采首先从人类的本能着手,来建构其“权力意志”理论。他认为,人类有自己的本能,“没有本能,人类早已不存在了”。但尼采所强调的人类本能,其实是人类身上存在的原始本性,是人类作为动物种类的兽性。欧洲思想史的主流观点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人不仅有肉体的需要,更有精神的追求。与此相反,尼采认为,分析人类也要从肉体出发,这才是“根本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在他看来,人类的原始本性就是邪恶和野蛮的。他说:“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他还说,人类就是野兽,也必须承认自己是野蛮:“野蛮,也就是野兽,也为我们每个人所承认。”尼采不仅坚决反对“神道”,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也同样反对“人道”,认为人性邪恶堕落。取而代之的便只能是“兽道”,在尼采看来,“兽道”才是人类的正道。为此,尼采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人民主权”相对立的“兽性主权”概念,以及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兽道主义”概念,并且毫无掩饰地倡导“兽性主权”和“兽道主义”。他觉得“兽道主义”是“兽性主权的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沉”。

人道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大成果,它强调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人的主体性,以及自由、平等、尊严、博爱等人类权利。人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动物,脱离了动物的兽性,而具备融理性和德性为一体的人性。人道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解放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也符合已有的人类自身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已有的人类科学研究表明,人确实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人身上自然保留着动物的某些本能。但人之所以异于一般的动物,是因为人类进化的结果是使自己不断地脱离动物的本性,特别是脱离贪婪残暴的邪恶本性。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人类独有的理性和德性,从而克服和遏制兽性的过程。人类由于拥有远高于其他动物的智商,若没有理性和德性对兽性的超越,那么,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甚至比一般动物还会更加凶残和邪恶,“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因此,兽性不是人的本质,人道主义战胜兽道主义,人性克服兽性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尼采称颂人类身上邪恶的兽性本能,是对人类文明成就的最大蔑视,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彻底反动。

三、邪恶是前进的动力,“超人”就要无恶不作

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不是尼采的独创,世界思想史上众多的性恶论者都持此观点。尼采惊世骇俗的地方在于,他公然主张,人性的邪恶是人内在的动力,是成为“超人”的最强大力量,从而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尼采看来,对于个人来说,牺牲别人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一直依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尼采强调:“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出第一步。”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邪恶是驱使社会进步的无限力量,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恶是世人无上的力量”。相应地,人类社会就是由那些邪恶的人推动前行的,只有那些邪恶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功臣。他断定:“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最强大和最邪恶的天才人物是推动人类前进的首要功臣”。因而,与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性恶论者不同,尼采不仅承认人性的邪恶,而且竭力怂恿人必须充分发挥恶的力量,明目张胆教导人们说,若要成为“超人”,就要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世人必须变得更善和更恶’——这是我的教言。为了达到超人的至善,至恶是必要的”。

善与恶恰如黑与白一样,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正相对立,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类之善不断战胜人类之恶的过程。以善制恶是人类的唯一正道,以恶制善则是十足的邪道,以恶制恶常常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邪恶和邪恶者从来都是历史的破坏性力量。每一次历史的倒退,每一个文明的毁坏,无不都是恶的力量的结果。小到个人的抢劫掠夺、滥杀无辜、奸淫施暴,大到群体的穷兵黩武、攻城掠地、种族灭绝,正是人性之恶的作用。相反,人类向善的本性,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只有当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公共利益时,即当它们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时,它们才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例如核能,它既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建造发电站。当原子弹用以讹诈别国和毁灭人类时,它就是一种恶的力量,而当核电站用来造福人类时,它就是一种善的力量。只有当它成为善的力量时,它才能够推动历史的进步。尼采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是非,他所向往和追求的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一种以恶制善、恶人当道的社会状态。

四、民众是“群畜”,“群畜”只配被奴役

在尼采看来,“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超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普通的人只是芸芸众生,他们天生就应被“超人”奴役,他们甚至不配称人,而应当称“群畜”(Herd)。“群畜”是尼采对普通民众的蔑称,指的是一味安于现状的平庸之辈,他们没有任何创造性。他说:“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他们作为劣等动物,充满奴性,只配听命于“伟人”。“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尼采尤其痛恨和蔑视女性,他认为在“群畜”之中,女人的奴性更大。他屡屡强调,“男人的本性是意志,女人的本性是顺从。这就是两性的法则”。人类之半的女人是“软弱的、典型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朝三暮四的——女人需要强力,以使自身好去攀附;女人需要弱者的宗教”。他谩骂“卢梭是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尼采说,所有“群畜”都不配享受生活,只能经受苦难。在“伟人”眼中,这些“群畜”的苦难都是命该如此,根本算不得什么。“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尼采甚至认为,这些“群畜”的生命完全没有价值,他们甚至不应该拥有生存权。他们的生存就是一种不幸,因为“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

对于不同群体和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存在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者强调生命的平等和民众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主张人民的统治;鉴于妇女在现实中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他们特别强调妇女的权利,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精英主义者强调生命的不平等和精英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主张精英的统治。但即使是精英主义者,也不否认普通民众的生命权不可被随意剥夺。因此,以下这些重要原则已经成为文明社会普遍遵循的基本通则: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受到最大的尊重,人的生命权压倒一切,任何人的生命都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能被他人随意剥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即使在相互残杀、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人类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存在,也不能被无故剥夺。草菅人命的统治者和恶徒,总会受到社会的惩罚和道义的谴责。在已经废除奴隶制和男权制的现代文明社会,尼采居然还赤裸裸地宣扬普通民众不配做人,只是“群畜”,女人只配“供战士娱乐”,“群畜”的生命可以被“伟人”们随意剥夺。这是极端的反人类思想,如果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那就是典型的反人类罪。

五、道德是伪善和欺骗,善良和同情是病夫的情感

尼采发现,道德的束缚是成为“超人”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他竭尽全力抨击人类的伦理道德,企图从根本上摧毁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在他看来,“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他认为,道德是虚假的,用来骗人的。他说:“道德乃是骗术”,“用道德展示的世界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么道德就是虚假的”。如果一定要说有道德,那也只是“群畜”们用来反对和制约“超人”的“群畜道德”(Herdenmoral),是“1)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2)受难者和败类反对成功者的本能;3)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尼采甚至把他所发现的“道德的虚假性”上升到人类社会“定理”的高度:“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由此出发,尼采对千百年来人类所称颂的各种美德一一加以无情的鞭挞。例如,同情在尼采看来只是病夫的情感,是危害健康的传染病。“病夫和弱者都含有更多的同情感,因而都更有‘人情味’”;“同情是情感的混淆,是危害健康的道德寄生虫……他人的痛苦感染了我们,同情就是传染病”。又如,善良在尼采眼中纯粹是弱者和奴隶的情感,是他们无能力作恶的掩饰。他借拉图卡部族首领科莫罗的口说:“善良的人们皆是弱者:他们之所以是善良的,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作恶。”他还说:“谦虚、勤奋、和善、公允:你们就是这样希望于人的吗?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拥有道德良知。博爱、仁慈、同情、善良、谦虚、审慎、公允等道德,正是人类脱离兽性和动物本能的结果,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人类的行为因为拥有道德的约束,才能够变得更加富有理性和德性。正如康德所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之心的道德法则。”人类要是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那就不仅重新回到了原始的动物世界,而且会比其他动物恶劣和凶残千万倍。道德不仅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之一。正是因为对善与良知的追求,才使得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同时兼顾群体的公共利益,从而推动族群和社会的进步。正因为道德良知是人类公益行为的内在动力,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体系,无论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多大的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美德追求。例如,每一种文明都会颂扬和鼓励诚信、善良、奉献、博爱、仁慈、包容、同情、审慎等道德价值。当然,道德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追求和自我约束,属于应然的范畴,所有道德价值既不可能完全实现,也确实会有许多虚假的成分,但它们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目标。尼采看到了道德在现实中虚假的一面,但却据此对整个人类的道德体系加以彻底否定,认定“用道德展示的世界是虚假的”;甚至把道德与人类生命加以对立,断定“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这无异于对人类整个文明体系的彻底否定。

六、自由是奴隶的意志,平等则是登峰造极的荒唐

自由和平等是不同种族和不同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根本价值,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首先便是“重估”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没有任何悬念,其“重估价值”的唯一结果,便是极尽所能地诋毁和否定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尼采认为,自由和平等既不符合人类本性,也不是历史事实,它们只是奴隶的荒唐理论。他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在他眼中,人类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等级制最符合人类的本性。“平等的可怕后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平等是奴隶们异想天开地想与伟人平起平坐,是绝对荒唐而无法容忍的。“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相应地,自由也只是弱者和失败者的意愿,同样也是奴隶的理论。尼采说,自由只是被压迫者和失败者的诉求,是“权力意志”“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只要还没有取得权力,人们就想要自由。假如人们有了权力,人们就想建立霸权;假如人们争不到霸权,人们就要求‘正义’即平等权利”。

自由和平等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是因为自由和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普遍人权的核心内容。丧失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就是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类迄今所奋斗争取的最重要的普遍价值,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平等,因此而被称为“权利保障书”。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庄重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内容后来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被载入美国宪法。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也明确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条款后来则以“序言的形式”被载入法国宪法。中国的宪法也把人的自由和平等权界定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集中体现全人类为争取自由平等基本权利所取得的共同成果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承认人权“确系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尼采彻底否定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实质上就是否定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为摧残人性的奴隶制度和专制独裁制造新的理论依据,是一种极端反人性的理论,属于人类思想史上最反动的理论学说。

七、民主是劣治,“超人”需要专制

既然普通民众是“群畜”,不配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基本权利,只能心甘情愿地做“伟人”和“超人”的奴仆,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坚决摈弃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主权在民为根本目标的民主政治。尼采清醒地看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对其推崇的“超人”政治的根本否定:“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了‘人人平等’。”这是尼采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因而他对民主制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认为人民大众想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痴心妄想;如果真的推行民主制度,让普通人民来统治国家,那一定是最坏的“劣治”。他说:“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人民’或‘女性’出人头地的做法,都等于赞成“普遍选举权”,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民主与专制水火不相容,反对民主政治,必定鼓吹专制独裁,这也正是尼采的政治逻辑。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逻辑就是“强者要成为弱者的主人”,“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因此,“超人”天生就是统治者,人类社会完全应当由“超人”来统治,而最适合“超人”政治的制度就是专制政治。他说,“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他由衷地呼唤专制政治,并且竭力帮助人们树立对专制的信仰:“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

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它是一种保障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更具体地说,民主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尊严等基本人权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正像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人类迄今所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而言,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如丘吉尔所讲的那样,民主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天敌就是专制独裁。在专制政治下,少数统治者掌握着全部政治权力,垄断了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通过体制性的经济剥夺和政治压迫,将大量财富和特权集中于自己,从而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和政治上的特权阶层,使物质财富、政治权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呈现明显的两极化。当被统治者对社会不公表达不满并试图进行抗争时,统治者便会运用国家的暴力机器进行无情的镇压。努力反抗和消除专制,以民主政治取代专制政治,是人类政治进步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专制政治的邪恶本质暴露无遗,民主政治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尼采仍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反对民主政治而歌颂专制独裁,不仅反映了其思想的极端反动性,而且预示了其信奉者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破产。

八、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

尼采追求“超人”的统治,而“超人”政治的本质就是以强大无比的“权力意志”征服一切。与此一致,尼采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动物界自然法则来重新定义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他认为,强者征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是“权力意志”的内在逻辑,也是生命有机体的价值和乐趣。他说:“更确切地说,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尼采看来,强者在征服弱者的过程中,必定要牺牲弱者的利益和生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说:“人们一直依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出第一步”。弱者如果要生存下去,那就只有顺从并且依附于强者的统治。“弱者为了生存而趋附于强者,他们想求得安身之所,可能的话,同强者合为一体”。尼采进而将这一逻辑推至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认为并不存在人们通常所追求的正义和公理,只有胜者的正义和公理。他的结论简单明了:“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胜者有理,因为胜者就是进步”。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确实也遵循着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动物生存法则;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人类不断以人性去遏制和克服自身的兽性,公平正义的法则便逐渐取代原先的弱肉强食法则。这既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最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整体利益,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兽类的根本法则。对于文明的人类而言,正义符合自然的理性,是自然秩序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埃德蒙·柏克说:“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正义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和目标,指明了人类前进的方向。“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尼采宣扬“历史无正义”,实质上就是试图把文明的人类重新拉回到野蛮的兽类,以弱肉强食的相互残杀来取代公平正义的良性竞争。一旦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也信奉这种“胜者即公理”的原始丛林法则,那就会释放出无穷的罪恶,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九、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献给美第奇王朝用来统治意大利的,而尼采的野心大得多,他的“未来哲学”则要献给未来的“地球主人”。他不无自豪地自诩:“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不仅要征服周围的其他人,征服身边的弱者,而且最后要征服其他“劣等民族”,征服全人类,统治全世界,成为“地球的主人”。在尼采看来,不仅弱者没有生存的权利,“劣等民族”也同样没有生存的权利。为此,他公然呼喊:“铲除衰退的种族……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他急不可耐地催促道:“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迫在眉睫;应当制定必要的原则。”要征服周边的弱者,进而征服“劣等民族”,最终统治全球,唯一的途径便是斗争、战斗和战争。“大大小小的斗争全是围绕着为获得优势、发展和扩张而展开,为了获得适宜于权力意志即生存意志的权力而展开”。

于是,尼采大声呼吁: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他教唆那些想成为“超人”的统治者说,要善于发现敌人,然后以战斗和斗争去消灭他。“你们应当搜寻你们的对手,你们应当战斗,为你们的思想战斗”!“我劝你们不要去工作,而去斗争。我劝你们别追求和平,而追求胜利。你们的工作就是斗争,你们的和平就是一种胜利”。当然,要征服全世界,成为“地球的主人”,仅与周围之人斗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举国军事化,通过发动战争去征服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因此,尼采也是军国主义的坚定鼓吹者:“维护军事国家乃是最高和最后的手段,对最高的种类和最健壮的种类来说,不论是创立,还是确定伟大的传统,都少不了它。”

斗争和战争是人类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推动社会进步,消灭罪恶力量,伸张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斗争和战争常常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例如,作为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暴力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战争也一样,为了捍卫民族的利益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或者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抵抗强暴统治者的战争,便是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守护神。然而,无论是进步的斗争,还是正义的战争,虽然为历史进步所不可缺少,但却是历史发展的非常态,人类社会的常态应当是人民的团结和世界的和平。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只有在稳定与和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且还因为残酷的斗争和战争必然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大量人民群众的生命的代价。仅以无故生命的非正常死亡为例,相关研究表明,位列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而战争导致的非正常死亡远比自然灾害为多。以专门研究战争、暴力和大规模杀戮而闻名的美国政治学者鲁梅尔(R. J. Rummel)说,“战争是我们人类的灾祸,是末日灾难的四骑之一(one of the horses of the apocalypse)。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它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并给更多的人们带来心灵和身体的永久创伤”。他在详细研究导致1亿2千万民众死亡的战争和大屠杀案例后指出,这些大规模的人类屠杀,都是国家和政府这一有组织的权力的行为,是一种权力的杀戮(power’s kill)。每一次的暴力斗争和战争,都会给人类的生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即使是进步的斗争和正义的战争,人类也应当尽力避免。尼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暴力表现出特殊的偏好。正如海德格尓所看到的那样,“作为攫取权力的驱动力,权力意志同时也是对暴力的纯粹兴趣”。因此,尼采积极怂恿人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而且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实现所谓“超人”对他人的征服和对人类的统治,这是十足的恶魔思想。任何容忍和支持尼采的这种斗争和战争哲学,同样也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类的犯罪。

十、结论:“超人”的命运与“权力意志”的警示

毫无疑问,尼采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其“超人”和“权力意志”理论不仅对政治思想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欧洲和世界的现实政治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十分清醒地看到,尼采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侵略比利时,勒索巨款;杀戮妇女,防他生育,断男儿的左手,防他执兵器……统观战争时代的德国政策,几没有不与尼氏学说相应的”。尼采身后持久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真实性。尼采的思想是深刻的,他看到了人类身上存在的动物本能和兽性,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然在塑造和左右着人类的行为,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现实世界中仍然有许多所谓的“精英”人物,本能地意欲张扬自己身上固有的兽性而非人性,尼采的“权力意志”在这些“精英”中间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尼采的思想也有其很大的真实性,他所揭露的道德的“伪善”、民主的“虚假”、人性的“恶劣”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社会的现实。由于尼采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有其深刻性和真实性,这使得他的“权力意志”理论有其某种合理的价值。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提醒和警示人们,在文明和道德的面纱下面,现实世界仍然充满着邪恶的力量;人类身上的兽性并未完全消除,随时都可能成为现实的主导力量。正如培根在评论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术理论时所说,“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对罪恶一无所知,想要帮助那些邪恶的人改邪归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尼采帮助人类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到了人类之恶,从而有助于人类避免陷入恶的陷阱。

尼采是一位疯狂的和病态的政治思想家,尽管其“权力意志”理论具有某种深刻性和现实性,但其反动性和邪恶性更大。对待现实中存在的人性之邪恶、道德之伪善、民主之虚假和事实上之不平等,唯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揭露这些消极现象对人类的危害,分析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找到克服这些社会消极现象的办法,努力推动民主和文明的进步,遏制人性之恶,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包容和博爱。然而,尼采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彻底悖逆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反而系统地论证这些丑恶社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公然鼓励社会精英选择从恶。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危害程度而言,他甚至超过了韩非和马基雅维里。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只是从权术的角度劝导统治者从恶,而尼采则是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人类之恶的合理性;他不仅鼓励统治者作恶,而且鼓励所有社会精英作恶。我们不仅应当批判和清算希特勒等专制独载者的恶行,也应当揭露和批判为独裁者恶行辩护的尼采的“权力意志”观。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些为邪恶辩护和论证的理论家自身及其所效忠或崇拜的对象,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尼采在44岁时就患了偏瘫症,“成了半身不遂的牺牲品”。因梅毒导致的脑瘫使尼采痛不欲生,“甚至恨不得寻死上吊”。在极其悲惨的恶病缠身和精神错乱中,尼采不到56岁便离开了人世。病魔深深地影响了尼采的认知和价值,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凡令人致病的,同时恰恰构成了人的价值。病症本身成为某种价值载体”。无独有偶,尼采所崇拜的“超人”,以及崇拜尼采学说的统治者,虽然看起来都曾不可一世,但最终结局同样是人间悲剧。尼采心目的理想“超人”是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亚历山大被誉为西方四大军事奇才之首(另三位为汉尼拔、凯撒、拿破仑),率领马其顿军队统一希腊全境,征服埃及,消灭波斯帝国,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但不到33岁便暴亡他乡,其庞大的帝国随之顷刻瓦解,亚历山大帝国只存在13年,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短命的帝国。凯撒指挥罗马军团南征北战,大大拓展了罗马的领土,但也终结了罗马共和政治,他自己则被元老院派人暗杀,死于非命。拿破仑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几乎战无不胜,击败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缔造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但“百日王朝”后兵败滑铁卢,被流放后孤独病死于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尼采死后,其“超人”和“权力意志”理论最臭名昭著的实践者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告诉尼采妹妹伊丽莎白说:“他多年来都是她哥哥的伟大哲学的仰慕者,尼采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阅读过。”希特勒则不仅亲自关心尼采思想的传播,而且将其作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尼采妹妹充满自豪地说,希特勒就是现实世界中的“超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并且给本国人民和整个人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位尼采式的“超人”也被全人类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总而言之,尼采把“超人”视作人类追求的根本目标,而“权力意志”则是成为“超人”的本质要素。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就是人类原始的动物本能和兽性,充分张扬“权力意志”就是无限释放人的兽性本能。为此,尼采站在人类主流文明的对立面,力图彻底否定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政治文明成果,重估一切道德价值,公然宣扬兽道主义、弱肉强食、强权政治和专制独裁,坚决拒斥人道主义、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和善良美德等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历史的进步潮流无情地粉碎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梦魔,即便像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些确实具有雄才大略的专制“超人”最后也逃脱不了悲惨失败的结局,更何况那些梦想成为“超人”的平庸之辈,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和遗臭万年。虽然如此,尼采的梦魔仍会迷蒙不少人的眼睛。一旦统治者着了尼采“权力意志”的梦魔,那就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此世人仍须有高度的警惕。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作者:俞可平,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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