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鲁迅与节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 次 更新时间:2012-02-03 23: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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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兴云  

  

  一、

  

  两年前,即2006年,在纪念鲁迅诞生125周年、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有媒体披露过这样一段话:

  “在周海婴的记忆里,他的出生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他说:‘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1)

  

  此前,别的纸媒已刊登过大意相同的口述文字:

  

  “母亲告诉我(按:指周海婴),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所以一直没要孩子。”(2)

  

  其实,早在2001年9月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周海婴先生就已说过类似的话: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3)

  

  如上所引,周海婴先生反复述说的,有关他意外出生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

  众所周知,鲁迅结过两次婚。——准确说,应为:先是在1906年,“夏秋间 奉母命回国与绍兴府山阴县朱安女士完婚”(4),自称是为母亲娶儿媳妇,有夫妻之名而无其实;后因爱而结合,于1927年10月8日,“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5),终于建立起一个充满温馨的小家庭。

  

  鲁迅和朱女士结婚二十余年,与许女士同居近十载,却只有一子,就是1929年(民国十八年)出生的海婴。这非常符合五六十年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这是为什么?

  

  当然不是鲁迅有先见之明,要为后人做榜样。也不是他的生育能力不强,想多要子女而不可得。——试比较他的胞弟周建人,就有子嗣六人:与日籍妻子羽太芳子生育三子女(长女周鞠子,即马理,长子周丰二,次子周丰三),又和王蕴华结合,生育三女(周晔、周瑾、周蕖)。

  

  究其实,鲁迅之于子女,原本一个也不想要。正如周海婴先生所言,鲁迅确实视生孩子为拖累和苦恼之事。海婴的出世,是因“偶失注意”而来。

  中国人历来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积谷防饥,养儿防老”……鲁迅不认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家庭观。他为什么要违背传统和古训,想使自己“断子绝孙”?

  对此,鲁迅作过阐述。他在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回答了对方有关生子的询问。他说:

  “孩子(按:指海婴)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6)

  

  这是说,基于自身理念(不求后继有人),和个人追求(轻身前进,解除后顾之忧),而不想要孩子。

  

  一个多月后,在写给同一朋友的另一复信中,他进一步谈了这个问题(对方于来信中有所询问和讨论,故而作答),言称: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赘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务,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7)

  

  从这一番议论可以看出,鲁迅还把个人的生育,放在时代(“今之世”)和社会(“国无常经”的“国”)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他认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宜多生孩子。因为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开支之外,教育是一更大问题。对此(如何教育孩子),国家、社会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个人也就“无所措手”。 当然,鲁迅是现实主义者,既因一时疏忽(可见鲁迅是讲究避孕的)而有了孩子,不管怎样“忧”,怎样“常惆怅”和“无奈何”,也要把养育,特别是教育孩子的责任承担起来。这很合于古人的观点,“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并不一味反对传统。

  对于社会生育问题,鲁迅主张“节育法”: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就已足矣,不要“更有增益”。在上引第二封信中,他说:“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唯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在对青年人谆谆告诫,提示方法和经验(失败的教训)之后,他接着感慨道:“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可以看出,在这两种苦恼中,他尝受了 “稍不经意而辄妊”的苦恼。

  

  

  二、

  

  关于生育孩子的问题,除了在上述两信,鲁迅对同一位友人,比较集中的谈论了自己的观点外,在致其他友人的书信中,也有所涉及。在杂文中,更有专门论述。

  说到生子负担,他在写给另一友人的信中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8)此信所谓“负担”,应主要指经济负担,可和上引之信互相参看。

  在杂文中,鲁迅对中国有人以“人口众多”自傲,以及对中国家庭多生孩子而忽视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指出: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9)

  

  在拷问“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指明如不反对复古守旧,“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时,鲁迅又随手捻来“人口众多”论,予以否定: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10)

  

  在书信、杂文之外,鲁迅有关生育、家庭的理念,也融入他的小说之中,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社会现实。

  

  旧时社会里的,什么“多子多福”,什么“弄璋”之喜、“弄瓦”之乐,什么“含饴弄孙”的快慰,这些所谓“天伦之乐”,全和他小说中的人物无缘。

  

  读他的小说,显现于眼前的,要么是鳏夫,如潦倒士子孔乙己(《孔乙己》),发疯的读书人“狂人”(《狂人日记》)、陈士成(《白光》),社会奋斗失败者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破产农夫兼游民阿Q(《阿Q正传》), 以及《长明灯》中的“疯子”……要么是孤儿寡母,如夏四奶奶和夏瑜(《药》),单四嫂子和宝儿(《明天》),祥林嫂和阿毛(《祝福》)。而且,这些寡母,最终都失掉了宝贝一样的独子(夏瑜被砍头,宝儿病夭,阿毛被狼吃),真够可怜的。作为与夏四奶奶和夏瑜母子的对照家庭,《药》中的华老栓和华大妈夫妻,精心呵护着他们唯一的患病孩子小栓。可是,这孩子吃了人血(夏瑜之血)馒头后,还是被痨病夺去了性命。两代人合力“栓”(“老栓”、“小栓”),最终没能“栓”住一条命。就连鲁四老爷(《祝福》)、赵太爷和钱太爷(《阿Q正传》)这样的乡绅,也不见有儿孙满堂的幸福。《故乡》中的庄稼汉闰土,是鲁迅小说所写唯一多子的人物,其家境却是:尽管“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也还是“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这因为,“多子”正是他贫穷的首要根源,其次才是“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鲁迅的理性思考和他在小说中的艺术表现,可谓相得益彰,互相印证。

  

  三、

  

  鲁迅生育观、家庭观是怎样形成的?这种理念的形成,自然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观察,以及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同时,不排除受到《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发。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是明恩溥)所著《中国人气质》,是一部很受鲁迅推崇的书。(鲁迅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有人能将此书译介到中国,借以引起国人的自省和变革。直至去世前14日,还提出此希望。)在这本书中,多处写到了中国的“人口众多”现象。如:

  

  “旅行者从中国生活现象中得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是人。”

  

  “在这个广阔帝国,足迹所至之处,都可以使人口过剩的最初印象得到证实。”

  

  “在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

  

  “必须牢记中国人口是稠密的。”……

  

  书中写到了“人多”与“贫穷”的关系:

  

  “像在中国这样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中,人口众多的家庭挤住在狭窄的住所里……”

  

  “最贫穷的人家也要继续让孩子早年成婚,只要能够勉强维生,这些孩子也要抚养一个大家庭。由于这种或它种原因,结果是造成大部分人生活艰难,从最字面的意思解释,就是做一日吃一日,仅够糊口。”

  

  著者对原因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如此不可抑制,根据财力,应该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其它许多国家都这样做了,中国却效果较差。”(11)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出版于1894年,所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据著者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大约两亿五千万”(12)。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在还只有两亿五千万人时,史密斯就看出中国的人口问题,指出中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这不能不说是:观察敏锐而精细,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应该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节制生育的人,比山格夫人(即 玛格丽特·桑格, Sanger Margaret,1883-1966 ,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 )来华(1922年4月)宣传节制生育,早20多年。(13)

  

  据《中国人气质》中文本译者研究:“我们有充分把握得出如下结论:鲁迅1902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细读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按:指日译本)……。以后也仍以极大兴趣思考此书,受到了重要影响。”(14)因此,有理由相信,鲁迅对中国人生育、家庭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受到了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可从两人著作的文字、细节上看出来。如:读鲁迅杂文中“(中国)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等句,再读史密斯所写“在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就有似曾相识之感。《中国人气质》关于贫穷人家早婚、人口多、生活艰难的描述,正可以《故乡》中人物闰土的家境为例证。如果大胆推测:鲁迅在塑造闰土形象时,想到了史密斯有关中国贫穷人家的描述,“受到了重要影响”。这推测,也许并不荒唐,因为两者是如此契合。只不过,史氏是对普遍现象的泛泛评说,鲁迅则是对典型人物作艺术描写。

  

  

  ( 2008.10)

  

  注释:

  

  1、霍燕妮:《周海婴回忆鲁迅日常趣事》,《扬子晚报》2006年10月14日,A31版。

  

  2、周海婴口述、李菁整理:《周海婴:还父亲一个真面目》,《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

  

  3、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1页,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9月第1版。

  

  4、据《鲁迅著译年表》,《鲁迅全集》(以下省作《全集》)第16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同上,第21页。

  

  6、1931年3月6日《致李秉中》,《全集》第12卷第41-42页。

  

  7、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全集》第12卷第43页。

  

  8、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全集》第12卷第89页。

  

  9、《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全集》第1卷第295页。

  

  10、《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全集》第3卷第18页。

  

  11、以上引文,见【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 王丽娟译《中国人气质》第103页、104页、143页、160页、143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2、同上书,第104页。

  

  13、参看《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注释7,《全集》第3卷第295页。

  

  14、《中国人气质》 第283-284页。

  

  

  (刊《上海鲁迅研究》09年春季号,题作《鲁迅的生育观》。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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