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论美》之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2 次 更新时间:2011-12-03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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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 (进入专栏)  

一九五五年,我十九岁,被分配在西北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

兰州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个起飞,无数人付出了自由做代价并将继续支付,因此我无法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做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也无法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着惟一的真理。?

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我感到孤独。每周五天,在食堂吃过晚饭,骑两个小时自行车进城,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夜校去学俄语。夜深回到学校,就蒙头大睡。许多想法没处说,憋得慌,总想找个什么人谈谈。以前读过罗曼·罗兰的三部传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很感动,以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给他的译者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寄请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转。?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艺,信能写达,也属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比如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道德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说得很明白,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怎么还要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

像支书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没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没处发泄,就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开始是点点滴滴,杂七杂八。文化的价值,道释儒优劣乃至时空有无等等都有。后来把有些问题的想法集中起来,弄成个系统,就像写文章了。知识无多,没专业训练,更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想就怎么写,体验到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意义。

业余时间很少,都耗在这里面了。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有了《论美》。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望着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写出来很得意,用有格稿纸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份想找几个懂得的人给看看。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舒连景先生第一个看了此文,说题目太大。他说文章题目越小越好作,要是只谈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或者一件文物的美,容易深入也容易展开,言之有物读来也亲切。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我唯唯,但并不赞同。有一种“地老天荒无人识”的感觉。?

后来听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是个大学问家,原先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赫赫有名。我喜欢“褐夫”这个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没准儿这个人能支持我的文章,就带着文稿去找他。师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黄河上游,很远。那天风沙弥漫,搭班车到那里时,已是下午。浑身上下扑满尘土。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去敲院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说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谈。我说我是校外的。他说校外的?“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再敲,他再开、再关。我又再敲。出来一个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的矮小老人。说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说请你看一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吗?没等他回答就把稿子捧上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题目,又看了一下我,说,好的,我看看,两个礼拜以后,礼拜五,你再来,好吗?两周后再去,还是那人开门,满面笑容,说请进。老人心情极好,问我哪里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还说我有才华,能写,但观点是错误的,是“十足的马赫主义”,早就被列宁批倒了。问我看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叫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然后从桌上推过来一叠字纸,说,具体意见我都写在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这个八千多字的意见写得棒极了。其对信念的执著,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和艺术史知识,都使我十分敬佩,虽然它也和其他文章一样,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但我没有那种权力意志的感觉。我感激先生的关爱,但没有接受批评,也没有再争辩。我觉得在给定的前提下讨论,说什么都没了意义。后来洪毅然先生(西北师院教授,徐褐夫介绍的朋友)告诉我,我拒绝帮助,徐老很伤心。真想不到,他后来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已是一介平民,缠绵病榻,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刊出。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我的文章,“希读者注意”。转来一封朱光潜先生的信,是给我个人的,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对我有好处。接着,同年三月,该杂志发表了宗白华先生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和侯敏泽先生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评〈论美〉》。随之《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相继刊登了对我的批评。一致说我是唯心主义。先是说五星红旗的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后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再后来的说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五十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有一个特点,即互相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的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经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叶障目,得跟上时代才行。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

在绝对的孤独中,我有时也怀疑起自己来了。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于宇宙、生命、历史、科学、宗教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了。?

当然,接受质疑,与对方辩论,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许可那样的学习了。很快地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隐藏着许多陷阱,一答复就要掉进去。比如有人说,共同的社会标准,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标准不等于美,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又如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国的美好生活所决定的。我回答说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地位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

我的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七月号。主要是说,事物不等于经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相对地固定和持久。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可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于社会。把这些都混为一谈,光贴个唯心唯物的标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此文发表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这些都不再有人理睬,对我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类,已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陇花》杂志写道:“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到这份儿上,还能再说什么呢?别无选择,以沉默面对围剿,有一种局外人看戏的感觉。后来我重读《论美》,发现问题很多。以人为本,却没有区别个体和整体,文中的“人”字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概念不清造成逻辑混乱(整体的主观可以是个体的客观)。虽然批评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仍感十分遗憾,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再拿出去,痛心自己的轻率。现在回想起来,那轻率倒也值得,否则此文不但永无问世之日,还会和我那时的其他文稿一样,被人告发,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如同不曾有过。?

现在重读《论美》,感到政治上也确有问题。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却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人们的这种忽略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这要严重得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这是一句套话,报纸上天天都有,是说右派的。我自知在劫难逃,倒也不怎么害怕。因为不知道厉害,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对于这个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不在乎改变。?

不再写作,一有时间,就出去散步。风景没有看头,不过是消磨时间,等待风暴的来临。出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处平旷的广场,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

他们给那些桀骜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缰绳同时一扬,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摔,再摔再骑,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从地上翻腾起来,颠倒跳跃不肯就范,鬃毛飞扬如黑色火。一旦甩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立起来,颤巍巍一阵哀叫。?

看着它,我想,到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肯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你别无选择。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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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 200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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