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今天的遗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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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过去经常这样聚会谈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文学是很难谈的,现在回头看看,留下了太多的文字并不让我高兴。因为一个主要从事虚构作品的人,其他文字再多也难以说得明白,反而让他自己担心。当然可以有话直说,有什么观点就说出来,但有时候因为语境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还有每一个时期面对的客观现实的不同,他会有自己的侧重点,包括一些盲区和误解,还有片面性等等。总之非常容易说许多废话和错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说话的欲望确是降低了。但是写作的欲望并没有降低,仍然非常愿意写作,想用一枝笔去表达,特别是用虚构的文字去表达。因为现在感到需要表述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不能用简单的、逻辑的、直接的言说能够说得清楚。虚构作品是依靠细节、故事、人物,所以它可以得到不断的、一再的诠释,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不是一种聪明,不是回避矛盾和问题,而是一个写作者到了中年的觉悟。

的确,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宽泛、复杂,常常纠缠不清,于是越来越需要依赖虚构,用形象说话。我今天以一个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双重身份,随便谈一些感想,可能非常散漫。


文学能否消亡


今天许多的文学会议上都要谈到文学的消亡――文学阅读、文学创作能不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能不能终结。我听说很多的提问――像在南方、北方的文学场合,都有人问这个问题。一谈到这个,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雨果在《论莎士比亚》中所说的一段话:

“今天,有许多人甘愿充当交易所的经纪人,或者往往甘愿充当公证人,而一再反复地说:诗歌消亡了。这几乎等于说:再没有玫瑰花了,春天已经逝去了,太阳也不像平日那样从东方升起,即使你跑遍大地上所有的草原,你也找不到一只蝴蝶,再没有月光了,夜莺不再歌唱,狮子不再吼叫,苍鹰不再飞翔,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美丽的姑娘、英俊的少年,没有人再想到坟墓,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

这是雨果的回答。

我还想到另一位大作家左拉,他有一篇文章叫《我的憎恨》,其中说道:“我憎恨那些高傲和无能的蠢人,他们叫嚷说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文学已濒临死亡。这些人头脑十分空虚,心灵极其枯竭,他们是埋头于过去的人,而对我们当代的生动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是轻蔑地翻两页就宣布它们浅薄而没有价值。我呢,我的看法迥然不同。”

这是左拉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引这两段话?因为这两个作家说这番话的时候,离现在已经接近二百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忧虑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反复地被人提过了,这原来不是一个新问题。而两位杰出的西方作家,已经做出了回答――时间更是证明了他们的回答是正确的。

有新的论点可能认为,我们今天的情况跟十九世纪完全不同――可是十九世纪的读者会说,我们十九世纪的读者面临的全部问题和十八世纪、十七十六世纪的完全不同!不言而喻,每个时期的文学都将面临着崭新的艺术形式、娱乐形式的挑战,于是每个时期都有人以为文学的完结是必然的。虽然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有了网络,有了电视,有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和场所,什么时装展啊各种各样的戏剧啊,什么立体投影――昨天在同济大学就看了一场现代立体设计演示,漂亮极了――可是今天的人不要忘记,在过去,即便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仿佛比文字更有吸引力的娱乐场所艺术形式仍然很多,他们也面临着像我们一样的一个花花世界。有很多人被那些场所给吸引了,被那些艺术的形式给征服了,一度离开了文字和阅读。所以,当年也有那么多的人十分担心文学的命运,不断地提出文学死亡的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和他们当年在比例和强度上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不要误解,以为只有今天的文学才面对了一个绝对强大、强大得不可战胜的对手,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在未来我看也不会有。因为文字的魅力,文学阅读的魅力,是不可取代的,永远不可取代。

在真正的读书人那儿,如果找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最幸福的一个开始,打开这本书,生活中的其他仿佛都给驱逐了。好像再也没有其他乐趣,所有的陶醉和幸福尽在这本书里了。当看到书的一半时,兴奋和幸福也达到了顶点,他不断地被这些文字所营造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吸引,这些文字引起了他的无数想象――那种幸福和快感,远远不是其他艺术形式所能取代的。那是一种巨大的快感。当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阅读者甚至还会产生出一种忧虑、害怕的感觉――担心这本书眼看就要读完了,他也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了――再到哪儿去呢?

就是这样的情形。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和经历,这就是文学阅读。你们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本书和这样的一次阅读?

人这一生的文学阅读,就是一本又一本地着迷地寻找这一本书的过程。

如果说文学的终结问题是不存在的,那么非文学的阅读是存在的:许多人把不同的阅读给混淆了,分不清哪些是文学阅读,其基本要求和条件是什么。有人常常问:我不是不愿读小说,但现在各种报纸电视传媒上有好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信息和故事太多了,我为什么还要读小说,为什么还要读文学作品呢?这种设问乍一听也有道理,实际上肯定不对。但要回答,就要指出何为文学阅读。

我们知道,其他渠道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信息,它对人构成的刺激,与文学完全不同。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首先给人以独特的语言的享受。其他方式的关于各种千奇百怪的事件和信息的传递,要以最明快便捷的语言,把事情传达清楚。而文学作品所要告诉读者的,无论是方式还是效果,都要复杂得多。每一段话、每一个意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一直到整个的故事,都被一个极有意思的生命重新抚育过了,所有的文字都与一个独特的灵魂、独特的性格携手而来,是使用“他”的语言讲叙和完成的。

我们从第一个层面获得的快感,即来自语言,包括每一个标点的使用、词序的调度,于文字中蕴藏了无限意趣。它叙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它的整个形成方式,是非常迷人和有魅力的,并且让不同的人参与创造和想象。这种独特的审美快感,是惟有文学阅读才具备的。

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之相类似的故事在不停地发生,无论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难以杜绝这一类的故事。可是由于托尔斯泰用他自己的方式述说出来,就产生了特别的意味,这意味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街头上、小报上的故事可能比它曲折十倍,但仍然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魅力。因为这里边包含了托尔斯泰本人的生命秘密。

好的阅读者如果有能力去捕捉文字当中的隐秘,就要从文字中还原一些东西,从词汇和标点符号开始,进入一个作家在那个特殊时刻的激动、喜悦、幽默、微笑,还有愤怒等等。一个真正的文学阅读者能够通过文字,去接近一个作家在创作那一刻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多多少少回到写作者的位置上去。现在有的人之所以越是好的文学作品越是读不进去,就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和还原力,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了普通的文字制品去读,所以才会觉得文学作品还没有其他来得更刺激更直接。这样的阅读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关于文学消亡的问题也就产生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这种能力――和十九世纪提出文学要完结的那批人一样,他们是没有悟想能力,没有进入文学阅读的一批人。

文学的阅读和文学的写作是一样的,它的确需要先天的某种能力。比如说我们上大学,老师在不停地讲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教学当然是有用的,这有助于文学研究工作、文学入门。但因为文学阅读关系到文学的感悟力,而这种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又是生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并非全靠教学能够完成。我们经常说到评判事物的“三七开”“四六开”之类,那么文学创作的能力、文学阅读和感悟的能力,如果要“三七开”的话,也许七分是天生的,另外的三分才是学习得来的――可是不要说三分,就是零点三分都很重要――学习的目的是把你生命的潜能、生命里固有的全部可能,都挖掘和开发出来。


作家的两种遗憾


现在的作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践和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几乎文学史上的多种流派都得到了综合实验。但是粗略看一下,又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创作――不同的遗憾。

我们常常谈到,有的作家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有无法消除的道德义愤,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格外敏感,对底层的苦难极为牵念,始终关注弱者――这一部分作家的精神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可是对于创作的分析,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某些时候,那种立场、那种批判的理念,那种强大的责任感,也会把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给压迫了。作家本来是必须保留广阔的感性空间的,这个空间越大,飞扬的想像就越多,千姿百态无拘无束的可能性就越大,生命的绚丽爆发才有可能。

所以对艺术家来说,无论具有多么强烈的关怀,多么坚定的立场,多么美好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愿望,也还是有一个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忧国忧民、苦难感,这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心灵质地,但不能是全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理念,让其压迫和局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感觉的世界无限丰富无限开阔,一经压迫又会变得窄而又窄。在一个生活非常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活得没有尊严,不同阶层斗争激烈,社会不平等现象异常严重,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个创作个体,他跟客观世界的对应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常紧张的。只要身处这样的国度,只要还有一点良知,他的作品必然包含呼喊、反对、揭露的声音,有时难免会写出那种强有力的、像报告文学一样的小说。这种作家当然让人尊重和感动,他们有强大的动力源。但是,这种动力源也应是飞扬不羁的想像的源头,而不是相反。

另一种作家生活在安逸的第一第二世界,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痛苦。从翻译过来的很多作品中可见,他们用尽了文学探索的各种各样的技巧和办法,写得千奇百怪,形式上的追求无穷无尽,总之非常精致――但那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的生存处境决定的,而这对于艰难发展着的第三世界的不少读者来说,看了以后总觉得没有什么内容,苍白,打动不了他们的心。

这可能就是文学写作的两极,两种遗憾。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匿名信更不是表扬信,也不是批判稿――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无论有多么强大的道德感,无论面对着多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无论具有多么旺盛的用文学发言的欲望,也还是面临着一个最为重大的任务,就是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有魅力的文学作品。物质生活社会环境非常舒服之地,真的会有百无聊赖,真的会有杯水风波,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强烈的故事刺激他,人的呼喊的欲望,反抗的欲望,也就大幅度减少下来。他们做的更多的一件事,就是技法上的革命,就是催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主义。

所以在第三世界,作家回归到一个真正的文学立场之后,会出现了不起的创作。回头看拉美的文学爆炸,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些国家经济落后,贪污腐败、专制,军人统治,黑暗,毒品,一应俱全。他们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文学写作的黑夜,但毕竟走过来了。他们在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在勇气方面,也完全抵得上欧美的一流作家――可是他们又多出了更了不起的一些东西,即更多的道德义愤,更多的忧虑不安,更多的苦难和憎恨。

许多人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写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强苦难意识太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其实这些东西越多越好,这才是才华的真正组成部分――这些东西不但不嫌其多,相反它在作家身上永远是缺少的。问题是怎样将其转化为你的杰出的艺术,这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写出好的作品。一个优秀的杰出的小说家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写出自己最好的虚构作品。在小说家那儿,只有小说的魅力,才能够把所有的愤怒、忧虑、揭发、呼喊,更有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伦理把握,尽收其中――小说那张虚构的网,可以把一切网罗在里面,囊括在里面。


鲁迅当年的慨叹


再谈一个感想,这个感想因为我们在上海,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我想起了一篇鲁迅先生的杂文,题目叫《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是当年鲁迅先生对上海文艺现状发出的慨叹。那个文章比较长,它其中写到:在那个年代上海有一份画报,叫《点石斋画报》。“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厉害。”“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先生接着说:“小说上的绣像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图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幅流氓气。”“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折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可见当年上海的这一份画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鲁迅先生那一刻是愤怒远多于幽默的。

今天看,出现几个歪戴帽子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不可以,但问题是这样的孩子不能是标准,更不能是前提――不歪戴帽子连做个孩子的资格都没有了,这就荒唐可怕了。

鲁迅先生当年的慨叹、郁闷,今天看又是如何?

鲁迅当年其实把今天的许多奥秘都说尽了。鲁迅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书三四十年前印得跟“宝书”一样多,结果引起了后来的反弹,有人反而不想再读了。其实这与鲁迅先生无关。不读鲁迅的书可是个了不得的遗憾,因为鲁迅谈到的好多文坛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是从人性的幽暗切入的,大多都能言中今日,人性中的许多问题过去和今天都差不多,表现出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他深入了人性的大层。今天流行的文学读物又是什么?今天歪戴着帽子已经不算什么了,已经远不够刺激了,今天还不知要把帽子戴在什么位置上呢。

下流,无聊,何止是无厘头,何止是幼稚浅薄,更何止是苍白。不可忍受的是如此肮脏――有时候,许多时候,这些竟然变成了文学的前提。

中国在走向所谓的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两个东西长成了无所不能的可怕的妖怪: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性。这种欲望是人性中的合理部分,它属于每一个人,是人性构成中的基本部分。但是当它公然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全部理由,作为精神游戏的规则和标准去强化,并成为评判是非的法则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暴力,很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人欲统领一切,作为一个硬道理放在那个地方,这个世界就危险了。

《西游记》塑造了一个力大无边的猴子,他由石头里边蹦出来,拿了一个棒子,无论是何等神圣权威,更不要说权力金钱,只要不顺眼,挥棒就揍。可就是这样的一位齐天大圣,他有一次遇到一个妖怪,还是要仰面长叹――因为这个妖怪法力之大,可以让“土地佬”们“轮流当值”――七十二变的大英雄此刻痛苦郁闷极了,把那一张毛脸仰望天空,说苍天啊,怎么还有这样的妖怪?

“土地佬”本来是一个命官,用现在的话说该是“守土有责”,却转而去给妖怪“当值”了。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妖怪非同寻常,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一个无所不能的巨大妖怪,它已经让许多的“土地佬”轮流当值了。说到文学,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更不堪言而已。

文学文化人士,专家,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区别作品,因为他有可能把一般读者感受不到的、文字缝隙里边的奥秘挖掘出来,有可能把作家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给扩大出来,以抵达输送到最偏僻的角落――可是一旦为妖怪“轮流当值”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非常绝望。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东方的鱼肚白。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可以非常乐观――种种情形古已有之,乱七八糟的向下的东西,对人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非常好的文学、非常好的文学家仍然在产生,并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人性里边还有另外一种有力量的东西,这就是向善和追求完美。

毁坏的痛快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一个瓷器店里摆满了很多精美的瓷器,制作这些艺术品的人不一定受到推崇,不一定总能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和理解;而且,他整个制作的过程是晦涩的、艰苦的,制作者可能光着膀子,还由于常年的焦思苦虑,弄到头发枯白面目狰狞:汗流浃背,满脸是泥,让人讨厌。因为他要劳动,他要制作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精美艺术,其过程看上去不一定是迷人的。制作者是很痛苦的,有时候看上去甚至既疲惫又丑陋。但是有一天磁器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小丑,这家伙生得逢时,生在一个以毁坏为荣的年代,于是他拿着棒子,歪戴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帽子进来,噼噼啪啪砸了一通――有人会痛心疾首,但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这家伙真了不起,干得真痛快,开始大声叫好!

我们这个时代,砸瓷器的太多,辛苦制作的太少,保护精美瓷器的太少。我们真的进入了如此荒谬的时代。有一个日本学者惊叹,说日本正在迅速走入“一个下流的社会”,我听了以后非常震动,被他对世界的忧虑和警醒所感动。

日本有日本的问题,世界上各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呢?防盗窗都安到五楼了,人与人的关系怎样自不必说,活得有没有尊严自不必说。强者和弱者各是怎样生存的,大家都知道。

这些天正为足球疯狂。足球我也喜欢,力与美、英雄主义、浪漫和艺术,都在里边了。但毕竟就那么一个牛皮缝的东西,让好多人哭坏了眼睛,有的跳楼,有的往下扔东西――输了球就说是输掉了国威,踢赢了就说踢出了国威,也太“牛皮”了!花那么多钱搞竞技体育,就是为了全民健康吗?为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可是一些城市里连块像样的草地都没有,市民想健身散步都没地方,每天被噪音、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折磨得没法过,大多数人想打个羽毛球乒乓球,门都没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噪音污染尾气弥漫烟囱林立的大破城里苟活,在人与人之间那种冷漠、残酷、压榨中,在一个不知书不达礼的社会里生活,还有多少形像可言?多少尊严可言?

批判的力度,忧虑的灵魂,它本身就是才华。我们还没有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任何文学大师,会是一个一谈起理想和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的人。当然,他的理想应该是消过毒的,他的崇高也不是伪崇高,他的理想主义和追求完美的意志,正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永远不能够灭亡的元素,只有这些才能够支持我们的艺术和未来一块儿生存下去,让我们多少还能谈谈明天。


个体的坚持


我想起阅读《托尔斯泰传》的感受。我看的这一本是英国人莫德写的,读了多遍。它其中有一段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在莫斯科的时候,晚上出来,看到这个欧洲城市的灯火像蜂巢一片――那时候灯光不会像现在这么亮――他说在茫茫的夜色里边,想起托尔斯泰就在这其中,心里感到了一种安慰和安全感。因为当年托尔斯泰就住在莫斯科,没有住在郊区那个庄园,他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子。莫德回忆那个夜晚的感受时写道:“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莫斯科至少有一家住宅(托尔斯泰家),那里各种类型各种状况的人们在一个人的影响下汇聚一起,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卑鄙的东西,他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保持着一颗充满希望的心和一个燃烧着的信念,即邪恶的事物决不能持久,当前的罪恶不过是暂时的。”

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里边,茫茫的夜色里边,有那么一户人家,有那么一个人(托尔斯泰)――好多的文化人就团结在这间房子周围,经常到他那里去。因为有了他,大家不觉得绝望――莫德说:“这种状况决不是一件小事”。这最后一句议论特别让我感动。是的,一座城市,一个时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种状况可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啊!

他说得多好。我们现在好多的个体面临着巨大的黑夜,无能为力。我们不免软弱,没有办法。我们不得不时时妥协。作为一个人,一个坚持下来的个体,原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再一想,如果坚持下来了,那些默默的、像莫德当年在夜色中行走的人,又会怎样?这些沉默者大有人在。是的,那一部分孤傲的人,有时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宁可选择沉默。他们常常是用沉默来反抗、来孕育自己生命里的很多东西的。那些动不动就在媒体上大喊大叫的人,不能说全都是浅薄的人,但里边的确充斥着大量无足轻重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边,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作为一个个体,他还在顽强地坚持――这坚持将来可能会得到回报,更可能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直到从这个世界上离去的那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沉默者因为你的存在而得到了安慰,获得了安全感。所以你虽然死去了,默默的死去了,但是你存在过。

我们不免也鼓励过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个体――不是为了让别人赞扬和崇敬,不是为了被记住,而只因为曾经看到了莫德的这句话。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当我们站在郊区的山上向下一看,或走在城区――那可不是莫斯科的茫茫黑夜了,那是污染成一片浓雾的黑夜,这黑夜即使比莫斯科的灯火明亮十倍也刺不透射不穿――在这个黑暗的污浊的夜色里,我们不由得会想:完了啊,可惜啊,这么大的一片城市之中,我们没有那么一个或半个类似的老人,也没有那样的一栋房子,没有一个人在那房子里边居住――我们知道这座城市没有那么一个人,这人身上连一点卑鄙的东西都没有,他在关怀和关切,他存在着……想来想去,真的没有――我们实在不敢说有,我们多么希望有,可是,但是――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一种安全感,没有得到生存的鼓励。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年人、中年人,但那是一般意义上的。他们也常常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说一些假话,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没有一点卑鄙的东西”这句话,当然不是说托尔斯泰没有缺点,没有做过错事。当你深入他的世界的时候,看他的日记和真实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并非是神,他仍然是人。但他是大写的人。他那巨大的关怀,灵魂的性质,驱逐了卑鄙。

附:几个小问题


关于批评


说到对我的批评,我自己是很少去回应的。因为批评者自有理由。对方的作品和言论,我也并没有来得及读全,不能确切地得知他全面的想法,所以简单回应会片面化。在90年代,有的报刊以很大篇幅批评我,我从来没有指名道姓批评过对方,一次也没有,没有回应。因为我在做别的事情,暂时没有时间研究这些,没有完整的判断。

还有就是,一些非学术非艺术的争执、没有高度的话题,参与进去没有意义。


一些大词


刚才说到一些理想、崇高、文化大旗、反抗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大词,要慎重,尤其要使其有具体内容才能谈。有时候我对这些词汇的使用有些反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把它具体地填充上自己的内容,就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恐惧。有时人们也会走向了另一极端:见了大词就反对,无论这个大词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具体内容如何。

文学尤其是具体和个性的,它不能是走到大词为止的东西。即便是极其激烈的情怀,也还需要文学的表达。昨天我在华东师大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有人在社会上遭遇了不幸、压迫和苦难,如果说很大很大,还能比屈原当年更甚吗?谁比他的牢骚更多?屈原是一个贵族,一个重臣,可以和国王经常在一块儿无所不谈,但由于后来小人离间,权力斗争,他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最后是流放。他当年痛不欲生,最后投江――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看他的《离骚》《天问》《招魂》,写的却是何等绚丽、灿烂。他那么多情地写到了女人,想像奇异,写到了无数美丽的花,他是一个永远的、多情的浪漫的生命。他是如此丰富。所以他才杰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可忍受的命运的捉弄,而把自己的作品用大词填满。他的作品美得不得了,千古绝唱。再说到鲁迅,我们很容易一谈到鲁迅就是匕首、投枪,横眉冷对,但实际上他是非常多趣、多么幽默、多么有意思的一个人。


符号化的危险


我们今天谈五四以后的小说,把过去一度忽略过的作家作品当成了经典中的经典,视为最伟大的作家。这不冷静也不实际。他们是了不起的作家,现代文学史曾经不公平地对待了他们。整天讲“百花齐放”,开得那么好的一束花,那么香那么美,却完全无视其存在,甚至不让它开放,实在没有道理。但是一定说他们远超鲁迅,那么伟大,或者说唯一唯二的,那也不让人同意。

有人说他们才幽默,而鲁迅不幽默――奇怪的是我却觉得鲁迅的作品太幽默了,而有人一再以幽默列举的作品,在我看来更多的却是诙谐和滑稽。幽默和滑稽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很多的人喜欢滑稽,不喜欢幽默,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幽默。鲁迅的所有小说,包括他的杂文和散文,都非常幽默,鲁迅仅此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鲁迅首先是一个多趣的、丰富的人。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读鲁迅的作品了,自以为已经十分了解他了,其实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概念化的鲁迅,与真正的鲁迅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常常满足于作家的符号化、简单化,这多么危险。

当代作家同样面临着被符号化简单化的危险。一到谈到某些人就什么“道德理想主义”,“二元对立”――也不知谁在对立。所以我们一再地强调:强烈的道德义愤,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渴望――一个作家在这方面有多么强烈、多么有力,就应该有多么绚丽的想象。它们应该是一致的。


世外桃源


有人说《九月寓言》等作品写了一个世外桃源,真是让我不解。很多场合人们说它的优美和诗意,仿佛美化了粉饰了生活似的。可就是没有注意它写到的黑暗、血淋淋的生活。比如《古船》、《家族》,我每每想起其中的鲜血、黑颜色,至今还要惊惧――生活如此,我是不得不写;奇怪的是今天的部分读者觉得它们都大不过瘾了。

怎样才够血腥?时代给人的可怕趣味……


沉默者


有人说,对社会的黑暗用沉默的方法对待不如反抗,当然。

但是,有时沉默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现实。很多人是出于无奈,或更复杂的一种思想――一时没法表达,无从表达,是那么一种生存境遇。不是提倡沉默。不停的写作和宣讲,就是为了打破沉默。我们歌颂行动,但行动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好好学习,努力思考,爱着美好的文学或写作,都是行动。


城市的骄傲


有人说,他在浦东新区那儿走时,感觉这灯光已经成为骄傲和象征,成了一种被建构的强悍的文化真实,并希望我能谈谈“葡萄园”的意义。

我作品中写到的“葡萄园”既是一个实在,也是一个意象。对应城市,的确已经构成了“一道强悍的文化真实”的浦东,葡萄园是另一片大地。不光是上海,中国的很多大都市,比如一些省会城市,近几年建设上都在飞速发展、膨胀,市区越来越大,楼盖得越来越高,玻璃幕墙越来越亮,极像西方。除了比那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脏了一点之外,楼房盖得一点都不差。回忆一下87年第一次到欧洲去,当时十分惊异: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我说的是波恩、慕尼黑、莱茵河两岸。美得不得了,特别是到了秋天和夏天。还有纽约那些高楼,如同大山排排而来。昨天在“文新大厦”顶部,特别高处,往下看20几层的楼就在脚下,换一个角度望一下,很像纽约曼哈顿的某个区。城市发生了多么快的变化,它终于让知识分子慌了,读书越多越慌,说中国简直不得了啊。

可是我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对于“发展”可没有这种五体投地的情状,因为我在更大的地方走了多遍。中国的土地太大,穷困的地方太多,整个农村,山区和平原,都可以详细地走走看看再说。我想说,这些年来对环境的破坏太严重了。两个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一个是自然环境。我们现在很注意自然环境。是的,许多地方你很难找到一条像样的河流,很难找到一片可以游泳的海滩。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当你不管不顾地去破坏自然,那么要盖一幢像样的大楼不是太简单了吗,你要治理一条河流,你要改造一片土地,兴建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把整个的土地改造成当年的大寨田,那要花费不知多少生命和金钱――只是不太显眼,因为它没有从土地上高高地挺立起来,不是40层50层,不是立交桥。但是,那种建设是真正的花费我们的精力、金钱和时间的。有些农民现在贫困得不得了,土地被破坏了,林区被破坏了,我们的农村、贫困的地区,是多么广阔,我们把它的一点力气集中起来,盖一个上海,盖100个上海,这有什么难?根本就不难。

最难的是改造我们这片广漠的荒原,这片贫瘠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靠你的想象都找不到边界的苦难和贫穷。

再说这个人文环境。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何曾生活得这么恐惧?杀人,恐怖,大面积的无道德无人性,忍受的欺辱,各种各样的难言处境……总之生活得非常危险。把我们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破坏到这个程度,盖一座城市,一片拔地而起的楼房之类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对比起来,建几座高楼城市比一个安全的、知书达理的社会环境来,是太容易了。因为把大地上的钱集中起来,不管不顾,不管人的心情,不管社会秩序,不管自然环境,只管盖房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非常容易而且让人不安,让人痛苦。

真正难做的是怎样保护大地。是的,还是大地、葡萄园,说我有“大地情结”是不错的,我对保护大地爱护大地,对大地所寄托的无限希望,会是永远的。因为只有这个大地才能支撑万物,才会有各种各样生长的可能,维护大地才是根本的维护。

城市里住着很多的人,有钱的人,有文化的人,好多的高校都在城市里――城市既然有了这样的条件,装下了这么多的人,那就要问一问了:这里产生了多少让人类进步的思想?出现了多少有意义的人物――如同今天下午所说,整个的这么大的一座城市里,居住了几个托尔斯泰式的、让人放心的、想一想就令人温暖的人物?

所以,一座城市,她真正产生和集中了思想、凝聚了创造的力量,才是伟大的;要不,城市的奢华就是剥夺了大地,这种剥夺就是罪恶。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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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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